中共教育部9月12日發布了「校外培訓行政處罰暫行辦法」，同日中共中央政府網刊發解讀文章稱，要「不折不扣落實中央決策部署」，並表示「黨中央、國務院高度重視『雙減』工作，『規範校外培訓機構』寫進了黨的百年歷史決議。」
美國之音報導稱，中共當局的這個新措施，對於那些靠輔導小孩增加收入的大學畢業生和在校生來說，無異於當頭一棒；而對於家長來說，更感到不知所措。
來自甘肅天水的中國政法大學法律系大四畢業生李偉對美國之音表示：政府打擊私人家教的政策太過草率，屬於一刀切，對於做家教的人來說，一個月的收入又有多少呢？一下子罰這麼多錢，把窮人的活路都給斷了。而且，堵死了這條路，家境貧困的學生就只剩下「網貸」、「校園貸」一條路了，這太危險了。
李偉說，他和周圍的很多同學一樣，一畢業就陷入了失業的境地。他目前只好到北京市昌平區的一個二手車店做銷售。
教輔行業在就業方面一度是中國受到追捧的行業。
據中共央視財經頻道2021年4月報導，在就業排行中，教輔行業已超越互聯網、房地產，位列第二位，成為2021年吸納高端人才的熱門行業。由於業務量激增，不少頭部企業招聘人數達到上千人，行業內的名師和主講老師的年薪普遍超過百萬。
2021年7月，中共出台「關於進一步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工作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的意見」（簡稱「雙減」政策），規定面向義務教育階段學生的現有學科類培訓機構，必須登記為非牟利性機構，且禁止這些機構使用法定節假日、休息日及寒暑假期組織學科類培訓。
此舉導致2.4萬億產值、就業規模上千萬的教輔行業遭受滅頂之災，並催生大量「地下輔導機構」，一些大學生為解決生活和經濟問題，也開始轉向一對一私教。
然而，「雙減」後的孩子們並沒有輕鬆。面對中國教育的激烈內卷，重視孩子教育的家長們，只能轉向收費更昂貴的「地下輔導班」，很多家長都不堪重負。
天津市民李文文的丈夫任職國企月薪1萬元人民幣，她告訴美國之音，政府不允許辦補習班，機構只能變相招生，而且價格上漲好幾倍，以前孩子一年的補習費是7000至1萬元人民幣，如今這個金額是一個月的價格。
北京市通州區的居民陳雪是全職媽媽，丈夫創業做傳媒公司，雖然收入還不錯，但是提到孩子補習的支出同樣一堆抱怨。她說，現在不準辦英語、數學、語文補習班，家長只能花高價偷偷摸摸把孩子送到補習班，凸顯教育已經不是花錢就能買到的商品，萬幸只有一個孩子，「在這樣的環境裡，多生一個都算我輸」。
《彭博社》今年7月報導，上海、深圳等城市的家長們，在課後輔導方面的支出因此也增加了許多。
有網民在微博上貼文說，「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增加了私教成本而已。對於真正有精力實力的家庭，從來都沒有受到任何zc（政策）影響。」
「把所有輔助一杆子打死導致教育資源不均衡加劇，家長真的苦不堪言」，「寒門更難出貴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