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8年07月16日訊】第十二章 教育篇:魔鬼在毀掉我們的后代和未來(下)
目 錄
2. 共產邪靈滲透中小學教育 1)利用教育把學生變傻 2)進步主義教育是魔鬼的順手工具 (1)從盧梭到杜威 (2)以“人性本善”為借口,對學生放任自流 (3)以“學生中心”為名,否定教師權威和傳統 3)利用教育把學生變壞 (1)灌輸無神論和進化論 (2)灌輸共產主義意識形態 4)教育大規模引入心理操控 (1)心理學與教育學 (2)用道德相對主義混淆學生的價值觀 (3)使學生變得麻木不仁──死亡教育、毒品預防教育 (4)淫穢的性教育 (5)以“自尊”為名放大自我中心主義 5)魔鬼滲透教育的多條路線和復雜手段 (1)美國中小學教育的控制權不斷上移 (2)教師工會獎勵平庸,阻礙改革 (3)在教育過程中排除家庭的影響 (4)用復雜術語誤導家長和公眾 (5)大規模的學科重組和教科書的迅速更新換代 (6)不斷進行的教育改革是退一步進兩步的斗爭辯證法 3. 魔鬼在東西方破壞教育殊途同歸 結語:回歸傳統教育
2. 共產邪靈滲透中小學教育 在教育領域,雖然共產邪靈下手最狠的地方是大學,但它并沒有放松對中小學的侵蝕。它采用各種狡猾的手段把學生變壞、變傻,為進一步在大學里給他們洗腦做準備。把一代一代學生變得知識越來越貧乏、思維能力越來越差,這個過程歷時百年,其始作俑者是杜威領導的進步主義教育運動,其后的一波波教育改革大多沒有脫離進步主義教育的藩籬。除了給學生灌輸無神論、進化論、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美國的中小學教育還大規模引入心理操控,一方面破壞學生的傳統信仰和道德,一方面灌輸道德相對主義和一系列現代觀念及變異的生活態度。魔鬼的代理人遍布教育的各個部門,他們采用了非常復雜的欺騙和強制手段,讓學生和公眾防不勝防。
1)利用教育把學生變傻 美國是民主國家,上至總統、議員,下至市長、鎮長、學區委員等等,都是選民一人一票選出來的。民主政治是否能走上良性軌道,不僅取決于人民的道德水平,還取決于其知識程度。假如選民對歷史、政治經濟制度、社會問題等所知甚少,就無法明智地選出可以為國家和社會的長遠和根本利益著想的官員,就等于把國家置于危險的境地當中。1983年美國教育部委托一組專家,經過18個月的調研,寫出一部名為“國家在危險中”(A Nation at Risk)的報告。報告的作者深刻地指出:“為了使我們的國家能夠運作,公民必須能夠在短時間內,在相互沖突或不完整的證據的基礎上,就復雜問題達成一些共識。教育有助于形成這些共同的理解,托馬斯?杰斐遜很久以前就在其著名的格言中提出了這一點:‘除了人民自己,我不知道社會的最高權力還有什么更安全的存放處;如果我們認為他們沒有足夠的見識明智地行使權力,那么補救措施不是從他們那里拿走權力,而是要讓他們增長見識。”對個人而言,知識貧乏、思維能力差就無法分辨魔鬼的謊言和欺騙。共產邪靈深知教育的巨大作用,因此滲透到教育體制的各個層面,把學生變傻變笨,以便于邪靈操控。
《國家在危險中》一文中寫道:“我們社會的教育基礎正在被平庸的浪潮所侵蝕,它已經威脅到國家和人民的未來”,“如果現在美國教育的平庸表現是一個不友好的國家強加給我們的,那么甚至應該把它視為一種戰爭行為”,“我們不僅讓蘇聯衛星事件之后學生成績的進步付之東流,而且毀掉了帶來進步的最重要的制度基礎。就其效果而言,我們不知不覺地進行了一場單方面的教育裁軍”。報告引用一位學者的話指出:“在我國歷史上第一次出現了這樣的情況:一代人的教育技能不會超過、無法達到甚至不能接近他們父母的水準。”[1]
報告列舉了一系列令人觸目驚心的數據:除了在國際考試當中常常墊底之外,2千3百萬美國成年人是功能性文盲,即只具有最基礎的讀寫能力,無法滿足稍微復雜的生活或工作需要;功能性文盲的比率在17歲的青少年當中是13%,在少數族裔當中可能高達40%;從1963年到1980年,大學入學考試SAT(Scholastic Aptitude Test)成績直線下滑,語文平均分下降50多分,數學平均分下降近40分;17歲青少年不具有高階思考能力,近40%無法就閱讀材料做出推理,只有1/5會寫議論文,只有1/3能夠解決需要幾個步驟的數學題。[2]
上世紀80年代以后,美國教育界的有識之士發起“重回基礎(Back to Basics)”運動,是否有助于挽回美國教育的頹勢呢?2008年,埃默里大學英語系教授馬克?保爾萊恩(Mark Bauerlein)出版了一本題為“最笨的一代人”的書,書的第一章綜合了教育部和民間機構的考試和調查結果,從歷史、公民常識、數學與科技、藝術等幾個方面概述了美國學生的知識缺陷。2001年的全國教育進步評鑒(NEAP)的歷史考試中,57%的學生的成績“不及格(below basic)”,只有1%達到“優秀”(advanced)。令人驚訝的是,當考題問到哪個國家是美國二戰中的盟友時,有52%的人選擇了德國、日本、意大利而不是蘇聯。其它幾個方面的結果同樣令人大失所望。[3]
美國教育質量的大滑坡有目共睹。90年代以來,“弱智化(dumbing down)”這個說法出現在多本有關美國教育問題的著作中,成為探討美國教育者繞不過去的一個概念。紐約市資深教師、教育研究者約翰?泰勒?迦圖寫道:“拿起一本1850年的五年級數學或修辭課本,你會發現那時的內容相當于現在的大學水準。”[4]為了不使美國教育的成績單顯得過于難看,標準化考試機構ETS(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不得不在1994年重新定義了大學入學統考SAT的分數。1941年SAT開始采用現代形式時,語文考試的平均分是500分(800分滿),到90年代平均分已經下降到424分,于是ETS把424定義為500分,以避免讓公眾感到尷尬。[5]
教育質量的滑坡不僅表現在學生讀寫能力的下降上。由于基礎知識的欠缺,美國學生的思維能力急劇下滑。美國學者托馬斯?索維爾90年代指出,由于不良教育的影響,學生不光不會閱讀、不會思考,甚至不知道思考是什么,因為他們“常常把思考和感覺混為一談”。[6]與60年代那些侃侃而談的反叛學生領袖不同,現在電視新聞節目中采訪的參加街頭抗議的年輕人很少能夠連貫清楚地表達自己的訴求,缺乏基本的常識和思維能力。
學生成績下滑的原因并非現在的學生沒有以前聰明,而是因為被共產邪靈操控的教育系統在悄悄進行一場針對下一代的戰爭。《蓄意把美國弱智化》的作者、80年代在美國教育部擔任高級政策顧問的夏洛特?伊瑟比特說:“美國人民不理解這場戰爭的原因是,戰爭是在背地里進行的──在我們國家的學校里,目標是被俘虜在教室里的孩子們。”[7]
2)進步主義教育是魔鬼的順手工具 美國中小學教育的大面積背離傳統開始于20世紀初的進步主義教育運動。其后,一代代進步主義教育家炮制出大量似是而非的理論說辭,改變課程設計,淡化教學內容,降低教學標準,造成了傳統課程體系迅速解體,教育水平不斷下降。
(1)從盧梭到杜威 美國進步主義教育之父是實用主義哲學家約翰?杜威(John Dewey),而杜威受到法國18世紀思想家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的巨大影響。
盧梭主張人性本善,是社會造成了人的道德墮落。他認為,人生來是自由的、平等的,在自然狀態下,人人都享有這一天賦的權利,只是在人類進入文明狀態之后,才出現人與人之間的不平等、特權和奴役現象,從而使人失掉本性。他主張對兒童進行所謂“自然教育”,即放任兒童的自然傾向,不對兒童進行宗教、道德、文化上的教育和引導。
眾所周知,人性中善惡同在,如果不充實人性中的善、限制人性中的惡,人會無限放大人性惡的一面,最后必然走到無所不為、無惡不作的地步。盧梭以其富于詩情畫意和煽動性的詞藻,迷惑了很多一知半解的淺薄之徒,其教育思想對現代西方教育的破壞性之大罕有倫比。
時隔100多年后,杜威又把盧梭開始的破壞向前推進了一大步。在達爾文進化論的影響下,杜威認為兒童也應該擺脫家長、宗教和文化傳統的影響,自由發展,適應環境。在道德上,杜威是個實用主義者和相對主義者。他認為沒有最高的和一成不變的道德,每個人都可以根據自己的感覺來決定如何行事。道德相對主義是讓人脫離神給人界定的道德規范從而走向敗壞的第一步,也是極其重要的一步。
杜威是1933年《人本主義宣言》(The Humanist Manifesto)上面簽名的33位人士之一。與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不同,20世紀出現的人本主義的實質是無神論,一種世俗宗教。它建立在進化論、唯物論等現代思想之上,把人看成機器,或者是生物化學過程的總和。因此,教育要按照教育者的觀念去塑造人、引導人,這種思想和馬克思的“塑造社會主義新人”大同小異,并無實質的不同。此外,杜威也是一個民主社會主義者(democratic socialist)。
美國哲學家西德尼?胡克(Sidney Hook)相信,“杜威為馬克思主義提供了一套認識論和社會哲學,這套認識論和社會哲學馬克思本人只是朦朦朧朧地意識到的,在其早期著作中略有涉及,卻從來沒有闡述清楚。”[8]1921年,蘇俄政府在如火如荼的內戰當中,竟然抽空出版了一本62頁的小冊子,內容是杜威《民主主義與教育》的節錄。1929年,莫斯科第二國立大學校長阿爾伯特?P?平克維奇(Albert P. Pinkerich)寫道:“杜威無限接近馬克思和俄國共產黨人。” [9]阿蘭?瑞恩(Alan Ryan)在杜威傳記中說,杜威“為一個社會民主主義的、非極權主義的馬克思主義提供了思想武器”。[10]
進步主義教育直言不諱,要改變學生的人生態度。為了實現這種目標,他們對課程的設置、教科書的內容、教師的教學方法和師生關系都進行了重新的界定。進步主義教育鼓吹,以學生(或兒童)而不是以教師為中心,以個人經驗而不是以書本知識為中心,以活動(project, activity)而不是以課堂教學為中心。美國保守派雜志《人事》把杜威《民主主義與教育》列為“19和20世紀最有害的書”第五名,一針見血地指出,在杜威那里,傳統學校培養學生品德和傳授知識都不重要,他強調的只是(脫離基本知識的)思考“技能”。[11]
從進步主義誕生之初,一些深思遠慮之士就曾經對其進行批評,1949年出版的一本小書《瘋狂地教書:門外漢看美國公立教育》(And Madly Teach: A Layman Looks at Public School Education),言簡意賅地駁斥了進步主義教育的主要教條。[12]進步主義教育學家把批評者說成“反動派”,用各種方式進行打壓,理屈詞窮時則干脆視而不見。
杜威在哥倫比亞大學做了50多年的終身教授,在他主掌教師學院(Teacher’s College)期間,美國學校至少五分之一的中小學校長是在哥倫比亞大學接受培訓或獲得高級學位的。[13]“進步主義教育”也從美國輻射全球。
與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毛澤東等人不同,杜威既沒有做革命導師的野心,也沒有發動世界革命的狂妄,終其一生,他都是一個學者、教授,但他發起的教育運動卻變成魔鬼最趁手的工具之一。
(2)以“人性本善”為借口,對學生放任自流 按照盧梭的教育理論,人生而自由、善良,但被社會變壞了,因此最好的教育就是放任自流、聽任孩子自由發展的教育。
受盧梭思想啟發,杜威以降的進步主義教育家常常把這樣的觀點掛在嘴邊:不要把家長或者老師的價值觀念強加給學生,讓他長大后自己進行判斷和選擇。英國詩人柯爾律治(S. T. Coleridge)曾經精彩地反駁這樣的觀點:
(一位友人)認為,在孩子成長到能夠自己進行判斷做出決定之前就對他的思想施加影響,是很不應該的。我(詩人本人)帶他(友人)去看我的花園,告訴他這是我的植物園。“這怎么可能?”他說,“到處都是雜草。”“哦”,我說,“這是因為它還沒有成長到能夠自己進行判斷、做出決定的時候。你看,這些雜草自然而然地長出來,假如我讓土壤產生一種向著玫瑰和草莓的偏見,我覺得是極不應該的。”[14]
機智的詩人用類比的方式向友人揭示了這樣一個道理:美德和智慧是需要精心培養的,正如不料理花園只會讓花園雜草叢生,放任兒童就等于把他們交給虎視眈眈的邪惡勢力,是極端不負責任的表現。人性中善惡同在,孩子雖然相對成人來說天真單純,但仍然有好逸惡勞、妒嫉、攻擊性、自私等不好的方面。再說社會是個大染缸,把有著種種魔性的孩子放進五毒俱全的染缸,到“能夠自己進行判斷、做出決定”的時候,恐怕已經沾染了大量的壞思想和壞習慣,再去管教已經為時太晚。
將放任自流的教育推到登峰造極地步的是1960年出版的一本教育學著作《夏山學校:一種極端的育兒方式》。這本書的作者亞歷山大?尼爾1921年在英國創辦了寄宿學校“夏山學校”,招收6~16歲的兒童入學。這所學校的特點是給學生以完全的自由。學生可以選擇上課,也可以選擇不上課;可以選擇上這門課,也可以選擇上那門課。尼爾的教育思想深受法蘭克福學派理論家、鼓吹性解放最起勁的威爾海姆?賴希(Wilhelm Reich)的影響,兩人常年保持通信聯系。學校不僅在學術上,也在道德、紀律、男女關系上持極端的放任、反傳統的觀點。男女生隨便約會、同居,校方視而不見甚至提供方便。尼爾讓員工和學生一起在戶外泳池裸泳,他35歲的繼子在學校教陶藝課,經常帶不同的高年級女生同居。[15]尼爾在書中大言不慚地說,夏山學校每個大一點的學生都知道,他認為一個人不論年齡多大都應該享有完全的性生活。[16]他甚至暗示說,如果不是法律不允許,他干脆就讓男女生混寢。[17]《夏山學校》一經出版,迅速成為暢銷書,僅60年代就銷售了300萬冊以上,幾乎成了所有教師學院學生的必讀“經典”。
中國古語曰:“嚴師出高徒。”西方的有識之士也發現,嚴格的老師往往能取得更好的教學效果,同時對學生的品行有更好的影響。[18]可悲的是,美國和許多其它西方國家受進步主義放任自流教育思想的影響,立法限制家長和老師管束學生。這就造成了今日的老師不敢管學生,學生的惡習得不到及時糾正,道德水準和學習成績都急速下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