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福利制度造成“貧困文化” 2012年，《紐約時報》曾以“以保持孩子的文盲牟利”為題，講述了一個當代美國福利制度給窮困家庭帶來的心酸故事。
許多窮困家庭住在阿巴拉契亞山麓的移動房屋里。這些父母讓孩子們從識字班里退出來──他們擔心一旦孩子們學會了閱讀， 他們就不再有資格獲得每個月的文盲補助。這些窮困家庭每個月可以從“補助安全計劃”中獲得一張698美元的支票，直到孩子18歲為止。[12]這就造成為了眼前的補助而放棄孩子教育的現象。
大約四十年前，這個救助計劃救助的是那些真正生理上或者是智力上有缺陷的孩子的家庭。而現在超過55%的受救助的所謂“殘障孩子”屬于模糊而無法清楚界定的“智力遲緩者”，全美有120萬這樣的孩子，每年需要納稅人90億美元的救助。[13]
在這里，福利政策和人性惡的一面互相激勵。這當然并不是福利政策制定者的初衷，但卻間接幫助魔鬼達到了其毀人的目的。
托克維爾在一百多年前富有預見性地指出，福利制度無法分辨受助對象的真實性（也即受助人陷入貧困是因其自身的惡習，還是由于真正的不幸所致），因此無法有效幫助真正亟需幫助的人。[14]
從經濟角度來說，濫用福利會造成財政上的額外負擔，但是對于這些窮孩子來說，福利制度帶來更大的悲劇。2009年的研究顯示這些窮孩子到18歲以后2/3都轉為成年的殘障計劃受益者，也就是說他們可能一輩子也無法擺脫貧困的處境。[15]
這個例子中，福利制度下“殘障”定義不斷擴展，是當代福利制度為迎合選民不斷擴張的一種表現；福利制度的“負面激勵”導致濫用福利，造成社會道德衰退并引發經濟問題，則是邪靈刻意的安排。
福利可以作為一種救急的手段，但不應當成為常態。福利對于因意外原因遭到負面沖擊的人（比如意外工傷、疾病、自然災難等）能夠起到幫助作用，但是卻無法從根本上解決貧困問題。以美國為例，截至2014年，從約翰遜總統開始的“針對貧困的戰爭”在五十年中花費了納稅人2.2萬億美元。[16]但美國統計局的數據顯示，除了最初的十多年，美國的貧困率過去近四十年基本維持穩定：貧困率并未通過救助降低。[17]
美國經濟學家尼更森（William Arthur Niskanen）指出，福利制度造成了“貧困文化”，和“貧困文化”互為因果。后者包括貧困、福利依賴性、非婚生育、暴力犯罪、失業、墮胎等。尼更森的經驗研究表明，在“撫養未成年兒童家庭援助計劃”（AFDC）中，受助人的救助收入每增加1%，會吸引受助人口增加3%，貧困人口會增加0.8%，非婚生子女出生率會增加2.1%，而墮胎次數、暴力犯罪也都會相應增加。[18]這證實了高福利的反向刺激造成對福利的依賴性，減少人的責任感。
貧困文化的一個重要因素是家庭的解體。經濟學家威廉斯（Walter E. Williams）追溯美國黑人貧困問題的歷史和現狀，指出當代高達85%的黑人孩子出生在單親媽媽家庭，成為推高黑人貧困率的重要因素。而高福利制度助惡為虐，讓未婚生育的媽媽不必為自己的行為負責，她們可以從政府福利中拿到津貼、住房補貼、食物券等補助。福利成為推高未婚生育率的助手，造成更多貧困。[19]
盡管福利水準不斷提高，三十年來美國的貧富差距仍在擴大，平均工資收入（扣除通脹）增長緩慢，財富流向最富裕的階層，甚至出現了“工作的窮人”（working poor）。越是這樣，左派越是以解決“貧困”問題為借口要推動大政府、高稅收、高福利，陷入惡性循環。
（6）左派用福利政策把民眾變成票倉 左派政客鼓吹高福利、高稅收政策，常常以“幫助窮人”、“社會公平”等看似高尚的理由，搶占了道德制高點。實際上，他們本人并不是福利的施舍者，他們的做法只不過是把富有階層和中產階級的財產挪給窮人。然而當福利制度混淆了施舍者和受贈者的關系之后，這些福利政策的主張和制定者卻引導福利受益者將感恩和報答的對象指向自己，讓他們用選票作為回報。利用高福利承諾來把大眾變為自己的票倉，這種現象在美國和歐洲都廣泛存在。
2）西方國家對經濟的積極干預 （1）國家干預的現狀 從目前現狀看，自由社會的政府也已經深深介入了經濟領域。這一方面是因為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影響下的福利政策，使得政府越來越卷入財富分配。另一方面，西方社會在上世紀30年代經濟危機之后深受提倡國家干預的凱恩斯主義經濟學說影響，用金融和財政政策調控經濟。
在一個正常社會里，國家的角色是有限政府，通常只在危機與自然災害之時，或在某個特別時期特別情況下對經濟進行干預，這無可厚非。但凱恩斯主義現在已經成為一種思潮、“時尚”，各國政府爭相奉行實施積極的國家干預政策。
隨著政府全面介入經濟運轉，其一舉一動對市場造成巨大影響，成為經濟的晴雨表。很多政策法規直接決定企業或行業的成敗，以至于大量企業、個人投資者要仰賴政府鼻息。很大程度上，政府角色從通常的規則制定者和監督者變成了經濟活動的指導者和參與者，從裁判變成了集球員和裁判于一身的角色，政府用“看得見的手”取代“看不見的手”，成為資本和市場運行的主要指揮者和調控者，成為私有經濟主體的替代者。
積極的財政政策與高福利政策讓很多政府背負巨額債務。根據國際經合組織的資料，有近半國家債務接近GDP的100%甚至更高，還有的國家甚至超過200%。[20]龐大的財政赤字已經成為很多國家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巨大隱患。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科斯曾經發表大量論文研究國家干預及其效應，他發現幾乎所有經濟方面的干預都出現了負效應。他認為政府的干預如此之大，以至于達到了經濟學家所稱的“負邊際回報”。[21]
盡管如此，人們仍然看到不管是哪個國家，都在越來越積極地干預經濟，政府干預能力已經到了不可思議的地步。
（2）國家干預的后果與實質 國家權力大量涉入經濟領域至少造成兩方面的后果：
第一，政府權力、角色和規模膨脹。官員們會越來越認為自己有能力去干預經濟，讓政府扮演救世主的角色，進行更積極的干預。哪怕是應對危機，一旦政府插手一件事情，即使危機消除了，政府功能也常常被保留延續。
第二，人們對政府權力更加依賴。當人們出現問題或無法在自由市場中獲得所期望的利益的時候，他們會要求更多的政府干預以滿足自己的要求。
這就形成一個惡性循環，讓政府權力越滾越大，私營企業和市場自主空間越來越小。產生依賴感并通過政客得到好處的人會更加要求政府分配財富，甚至制定法規，強制執行。
在西方，一股強大的政治潮流在把社會向左邊推移。有些本來就是左派和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流派的，有些本來不是左派，但是被左派滲透劫持，也變成了左派的同盟軍。各種勢力合流在一起，推動政府用各種方式干預經濟、干預私營公司運作，蠶食著人類正常的經濟生活。很多社會運動看似是民間自發行為，其實背后都有共產邪靈的操控因素。
人們可以看到，西方政府已經越來越經常地因為政治原因和“平等”的理由，使用公共權力干預市場，甚至用法律形式把干預固定化。這無疑是在剝奪市場經濟中作為主體的人的自由意志，把國家意志強加在市場上。這實際上是在不斷地形成政府對經濟的集權，把市場經濟轉變為權力經濟，把市場變成權力的附庸。長此下去，公共權力將全面控制經濟和民生，用經濟的手段建立政治集權，奴役公民和全社會。
一個個看似平常的經濟決策，在漸進的過程中慢慢走向極端，共產邪靈就這樣把人類一步步引向共產主義。
3）社會主義經濟將導向共產極權 高稅收、高福利、大量國家干預是在西方資本主義制度下的社會主義實踐，和計劃經濟的核心思想是一致的，都是以國家的名義和權力的方式左右經濟，背后的思想是把政府當全能者看待，讓政府扮演神的角色。只不過目前西方的國家干預還有民間自由力量的制約、有資本主義制度作為補充，所以表現不像共產國家的計劃經濟那么極端。
著名經濟學家和思想家哈耶克曾警告，任何由國家操控、進行大規模再分配的計劃事實上都必然干涉市場，也都必然導致極權政體的產生，而這與民主不民主毫無關系。他認為，現在歐美的 “社會主義”雖然與之前的公有制和計劃經濟不同，主要意指通過稅收和福利國家制度進行廣泛的收入再分配，但這種形式將和前者一樣導致“奴役”的后果，只是更慢、更間接和更不完全。[22]
本書前文已經指出，馬克思、恩格斯、列寧都把社會主義當成共產主義的必然階段。正如一趟列車，中間站的停留并不會影響它駛向終點。一個國家走向社會主義，其背后的推動因素就是共產邪靈，它是一定會繼續往前走的。人類社會在經濟與其它方面一旦背棄傳統、接受了共產邪靈的“價值觀”，走上邪路，就不需要過分關注其速度，只要方向不變，早晚會達到那條路的終點。
這條背離傳統的路的終點并不是人間天堂，而是人類的毀滅。事實上，魔鬼并不關心“天堂”是否會實現，它們也知道那是一套騙人的謊言；只要能毀滅人類，魔鬼便心滿意足了。
2. 中共模式──社會主義怪胎經濟 中共在經歷了公有制和計劃經濟帶來的窮苦之后，不得不搞所謂的改革開放，也搞起了所謂的“市場經濟”。很多人以為中共在搞資本主義，其實不然。
1）共產邪靈沒有放松對中國經濟的控制 中共不得已地對經濟部分松綁，部分引入市場機制、允許一定的私營經濟，但這并不意味著共產魔鬼放松了控制。相反，這只是邪靈利用來維持自身生存與欺騙世界的手段。
中共經濟模式完全是一個怪胎，是社會主義、國家主義與市場經濟的畸形結合。在經濟層面雖然有部分是私營企業，但中共從來沒有許諾給民眾永久的私有財產，因此，包括土地在內的資源從根本上仍然是國家占有，是公有制經濟。同時，中共利用國家權力，高度控制一切經濟運行，仍然存在龐大的國家計劃，屬于權力經濟。市場只是被國家利用來推動經濟的一種手段，沒有真正的獨立性，也不存在與市場相配套的制度體系，沒有明晰的產權制度和法治精神，匯率不能自由調整、財富不能自由出入、外企不能自由運作。中共為了刺激出口而對企業實行政府補貼和出口退稅，旨在用低價打敗競爭者，擾亂了正常的世界貿易秩序。一切經濟活動必須符合政治需要，企業、個人的經濟自由與經濟資源是政治的附屬物，可以出于政治理由被隨時剝奪。正是看到了這些原因，歐美市場經濟國家長期一直拒絕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
西方政府很多人曾天真地認為經濟的發展會給中國帶來政治上的自由民主。不幸的是，中共用資本主義的營養養肥了社會主義的肌體，進一步強化了共產黨的領導地位，死死抱住共產主義魔鬼不放。中共有了更多的錢，對民眾實行了更殘酷的打壓與迫害。從1999年7月開始，中共發動了對一億法輪功修煉者的迫害。這場針對“真、善、忍”普世價值的無硝煙的另類戰爭一直持續到現在。2013年，中共投入鎮壓百姓的所謂“維穩費”已經超過7，000億人民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