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抗旱、抗洪、戰天斗地，黨指向哪就打向哪，有階級斗爭觀念
1）抗旱、抗洪、戰天斗地
提到自然災害，我們腦海里會自動跳出抗旱、抗洪這樣的字眼，浮現出排人墻、堵堤壩、人在堤在、嚴防死守等場景。共產黨對自然的態度是：“與天斗，與地斗”。在黨文化的影響下，很多中國人相信，對于自然災害的處理，一定要用這種對抗的辦法才行得通。“改造自然”、“戰天斗地”被解釋成英雄氣概。然而以血肉之軀與洪魔做殊死搏斗，堵來堵去，險情還是接連不斷，洪水還是沖決了大堤，人在大自然面前并不是不可戰勝的。
對待自然災害，中國古代的“大禹治水”和都江堰工程給后人留下了很好的啟示。
大禹治水的故事，我們都十分熟悉。禹的父親鯀治水采用“堵”的辦法，但“九年而水不息，功用不成”。大禹采取“疏導”的方法治水，逢山開山，遇坡筑堤，疏通水道，依據水的流勢加以引導，最終使其歸海。
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認證為“世界文化遺產”的古代水利工程“都江堰水壩”，堪稱人類文化精華。川西平原因為有了都江堰，變水患為水利，才成了肥沃富饒的著名“天府之國”。最為神奇的是，綿綿2200多年，它一直滋潤著川西平原，迄今依然不倦地哺育著天府之國。在全世界還沒有另外一個工程有如此之長的生命。
都江堰包括岷江中間的一條魚嘴分水淺堤，把岷江分為內江和外江。這條堤并不是去擋住洪水，而是在河當中，把洪水自動按四六分成，洪水季節外江六成，內江四成，而在枯水季節內江六成外江四成。分入內江的水進“寶瓶口”向東灌溉川西平原。為進一步控制流入寶瓶口的水量，在魚嘴分水堤的尾部，又修建了分洪用的平水槽和“飛沙堰”溢洪道。內江水位過高，洪水經平水槽漫過飛沙堰入外江，保障內江灌區免遭水淹。過飛沙堰流入外江的水流的漩渦作用保證泥沙不在寶瓶口前后沉積。整個都江堰工程充分體現了中國古人順應自然和“天人合一”的思想，不和自然對抗，而是巧借自然之力以用其妙，化害為利，與自然和諧共處。
現代西方國家采用分蓄洪區減輕洪水危害，對社會、經濟、生態環境的破壞最小，防洪的成本最低，也是暗合因勢利導之妙。而對普通居民，標準的防洪措施是離開家，事先買保險，家里東西采取保護措施，盡量減少損失，而不是像中共那樣頂著大自然硬干，逆天行事。
此外，中國古人認為到天災的出現是對國家失道行為的警告，警示當政者及百姓，如不悔改，更大的災禍就會到來。商湯登上王位的時候，天下大旱，于是湯王在桑林設壇向上天禱告，檢討自己的行為，災情因此而得到緩解。這就是歷史典故“湯禱桑林”的由來。
不論是大禹治水，都江堰，還是商湯桑林祈雨，都反映出中國傳統文化對天災的態度：因勢利導與修德禳解，順應天理和自然規律。而中共信奉無神論，一直進行自我神化和造神，以“偉、光、正”自詡，當然不會把自然災害當成對其暴政的警告，更不會從而改過遷善。而中共常用的治國手段又深受斗爭思想的指導，因此習慣于對自然災害進行對抗。
另一方面，受唯物論影響，中共只在意自然界可以帶來的看得見的經濟或者農業利益，而忽視客觀和最基本的生態規律，只把自然當做可以改造和利用的對象。正是在這種思想指導下，共產黨很喜歡搞“大工程”，動員全國人民一起折騰。為了在人們面前扮演無所不能的角色和展示“敢叫日月換新天”的膽量，中共愚昧地“圍湖造田”、“焚林造田”、“辟草造田”，給中國人帶來了難以估量的損失和生態災難。
舉長江為例。中國自古有河患而無江患，是指黃河經常泛濫成災，而長江則鮮少水患。這是因為長江上游的原始森林大約有4000億立方米的蓄水能力，而中共奪取政權后濫砍濫伐原始森林，造成蓄水能力銳減至1000億立方米， 3000億立方米蓄水能力被中共破壞，相當于10個三峽工程（三峽蓄水能力不過300億立方米）。而中共圍湖造田，使長江中下游地區在50年時間失去湖泊面積12000平方公里，超過目前五大淡水湖面積的總和。治理水患完全可以通過植樹造林，涵養水土和放棄“圍湖造田”這種人工破壞的方式來實現，而中共黨文化詞典中恰恰沒有的就是“順應自然”。
中共在內蒙辟草造田，上千年形成的植被一火焚之，然后撒上種子種莊稼。開始的三年由于土壤覆蓋著有上千年積累的腐殖質層，不用施肥即可獲得大豐收。然而甜頭也僅三年而已，莊稼沒有固定水土功能，大風吹起加上雨水沖刷，土地迅速沙化。大片大片的千年草原，三年墾殖即毀壞殆盡，留給子孫不可逆轉的大片大片沙漠和遮天蔽日的沙塵暴。
中共新疆兵團為了在鹽堿地種莊稼，耗費每畝數千立方米的水“淹灌洗鹽”，即把土地用水反復浸泡，土壤含水量飽和后，下滲的水將耕種層中的鹽堿帶到土壤深層。兩三年后，地下水位上升，將鹽堿帶回地面，耕地無法再用，原本的植被被鏟除，只留下一片沙漠。僅50年代，中共用這種辦法就制造了200萬畝沙漠。塔里木河水位下降、最終斷流，使原本沿河灌溉的綠洲也荒漠化，又是一個無法挽回的生態災難。
不僅如此，更有中共培養出的所謂“科學家”提出用原子彈把喜馬拉雅山炸開一個寬50公里的口子，讓印度洋上的暖濕氣流經尼泊爾吹進青藏高原的瘋狂想法，其根源也是“戰天斗地”。
在這種自然觀的影響下，人們為了經濟利益或政治目的，無節制地破壞自然環境，造成了今日中國的各種自然災害和環境問題。對于抗洪、抗旱，很多人習慣于看事情發生時的轟轟烈烈，卻忽略了造成自然災害的原因。實際上，造成中國目前各種環境問題的根本原因正是中共“戰天斗地”的黨文化思維。
2）黨指向哪就打向哪，有階級斗爭觀念
經過長期的黨文化灌輸，人們在生活中“黨指向哪就打向哪”，人人都有階級斗爭觀念。具體表現在，黨一旦對哪個人群“定了性”，甚至稍作暗示，整個社會或主動參與迫害，或歧視、疏遠被黨定為“異己”的人群，或對于被打擊的受害者保持戒懼和冷漠，而民眾的言論和行為，又進一步成為中共宣揚其“得到廣大人民群眾的支持”的依據。
有人覺得如今中共并不搞階級斗爭了，人們的思想都集中在經商、撈錢，大都政治意識淡漠，黨文化在日常生活中的影響并不大。還有一些人，自認為久經政治風雨歷練，早已看破黨文化的實質，厭倦了中共的政治運動，并不受其影響。
實際上，中共幾十年來發動的殘酷整人斗爭，波及每一個社會成員。以無神論和斗爭思想為基礎的黨文化結合這種遍及社會、每隔幾年重復一次的斗爭形式，幾乎滲透到全社會的每一個人的生活當中。人們或因為受騙、沖動盲目跟隨中共去作惡，或為了生存與利益而主動跟隨中共去整人，或出于無奈而對中共的運動不置可否，或由于厭倦而不愿了解有關事實，其實都是在直接或間接配合中共加強其對社會成員的思想控制，都是在黨文化的作用下自覺或不自覺地隨著中共的指揮棒起舞、沖殺。
因為受騙、沖動盲目而跟從中共“指向哪就打向哪”
這種情形，今天了解一點歷史的人們都比較熟悉。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共鼓吹的“人間天堂”夢幻仍然被許多人所憧憬，加上中共一貫以謊言宣傳馬恩列毛的偉大，人們出于沖動和受騙在中共的號召下做出許多匪夷所思的舉動。
如中共號召搞人民公社，人人都熱血沸騰，要“跑步進入共產主義”。幾個月的時間，人民公社的浪潮淹沒了農村。家家戶戶都把儲蓄的口糧無償上交給食堂。沒幾年，就出現餓殍遍野的慘象。
中共搞大煉鋼鐵，全國上下就得以此為首要任務，都搞土法煉鋼，鄉下人砸鐵鍋，城里人拆鋼窗、卸暖氣管，用土高爐煉出來幾百萬噸什么用也沒有的土鋼廢鐵。同時很多農民丟下農活去“找礦”、“煉鋼”，大量成熟的莊稼爛在地沒有收入倉，或者收割草率而大量拋撒。有人估計四川省“拋撒、浪費的糧食約占總產量的百分之十左右……當在二百二十萬噸以上。”河南省則有百分之五十的秋糧被毀棄在地里未收獲入倉。
中共提出除四害，于是連鳥雀都成了“戰斗”的對象。男女老少揮舞掃帚，敲打鍋碗，喊聲震天，工廠鳴汽笛、汽車鳴喇叭，使眾麻雀驚飛，無地可落，最后嚇死累死。麻雀大減，害蟲卻大增，造成農作物大歉收，饑荒嚴重。
1968年毛澤東發出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于是很多人便熱血沸騰，數百萬城鎮大中學畢業生告別父母、親人和家鄉，到農村和邊疆“戰天斗地”，繼續掀起“革命”新高潮去了（實際上是接受變相勞動改造）。
“文革”時中共鼓吹破“四舊”，很快寺院、道觀、佛像和名勝古跡、字畫、古玩就成了打砸對象。無數文物被付之一炬。連名人祖墳，死人尸骨也是“革命”斗爭的目標。孔子、王羲之、岳飛、海瑞、張居正、袁崇煥、蒲松齡……凡是史籍中掛了個名字的人，只要能找著，差不多都在一九六六年中被掘了墳。
中共要割資本主義尾巴，農民屋前屋后的蔬菜瓜果、家禽牲畜很快就被割走了。有些農民人為解決生活困難偷偷拿出些雞蛋換日用品，馬上被作為“資本主義尾巴”檢舉揭發。
這些造成瘋狂的破壞力和荒唐行為的事，跟“黨指向哪就打向哪”這種盲目斗爭心態是緊密聯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