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生存或利益而跟隨中共“指向哪就打向哪”
有三種典型情況。先說第一種。各級政府、司法、執法、監督機構的官員、基層職員是執行中共“政策”的工具。中共采用胡蘿卜加大棒的手段強迫他們就范，跟隨中共作惡。一方面中共層層下達了硬性指標，完不成就要丟烏紗帽、丟飯碗，另一方面中共又采取或明或暗的獎勵措施，用物質手段獎勵那些違背良心追隨中共作惡者。中國人十幾年來到處都在罵貪官、罵腐敗，但是中共有決心和力量打壓異己人士、民間信仰，有能力封鎖媒體、互聯網，就是不能根治腐敗，原因就是中共需要給各級官員以貪腐的機會，通過這種隱性的獎勵，鼓勵他們聽隨中共的指揮棒打壓異己、鞏固政權。有很多民眾對于警察、城管人員橫行霸道、為非作歹都很氣憤，查一下互聯網可以發現網民對他們幾乎沒有好評。原因就是中共希望給這些基層人員以非法手段“創收”的機會，鼓勵他們忠實執行自己的“政策”，在必要的時候“黨指向哪就打向哪”。
比如中共開始迫害法輪功后，開始時有大批法輪功學員到北京上訪。中共把各地上訪人數作為衡量當地“治安狀況”的指標，造成各地官員、警察不遺余力地抓捕“上訪者”、以體罰、酷刑和罰款強迫法輪功學員保證不再上訪。各單位也是如此，常常是一人上訪，全單位扣除獎金等等，用牽連措施迫使人人都為了自己的利益而仇視法輪功學員。
此外中共把法輪功學員的信仰轉化比率作為各級監獄、勞教所、拘留所的政績指標，造成大批法輪功學員在這些機構遭受酷刑折磨甚至被虐殺。很多官員、警察就告訴被酷刑折磨的法輪功學員，“我們也是沒辦法，不然要丟飯碗”。各地610辦公室對法輪功學員進行非法的罰款已經是司空見慣了；而 2001年以后許多勞教所、監獄和醫院勾結，殘忍地進行活體摘除法輪功學員器官牟取暴利，這都是中共給“第一線”忠實執行迫害政策者的隱性獎勵。
另一方面，因為中共全面掌控社會資源，人們的生計已經和是否聽從黨的指揮棒緊密相聯系了，觀察風向保證自己不要闖到黨禁忌的方向，也成了人們的另一種生活經驗。比如中共的媒體、各級官員遇到關系到百姓生命的大事，如禽流感、SARS、松花江污染事件……在“黨中央”的態度明朗之前，一律閉口沉默、封鎖消息。本來發現疫情要盡早采取隔離措施、通知民眾防范傳染，發現污染要早通知下游受到影響的地區采取補救措施，這都不需要什么高深的知識，只要有良心就能做到的。但中共的媒體、官員在這種關鍵時刻生怕自己說錯話，跟黨中央不一致而丟了飯碗、烏紗帽，所以寧可違背良心也要跟隨中共的指揮。
“黨指向哪就打向哪”還有一種表現，就是當“黨”的喜惡并無可操作的明確標準時，人們為了自保往往“寧左勿右”，表現得比黨的表面要求更過分。比如中共并沒有在明確規定在互聯網站點上含有哪些詞的文章要封殺，但許多網站版主出于自保往往劃定很大的封殺范圍，比如含有“自由”、“臺灣”、“獨立”等詞語的文章、對話完全有可能是符合中共意識形態的，但很多網站把這些詞語都列為封殺的關鍵詞。
第二種，利用公開“批斗大會”等挑動民眾的“革命熱情”，在大家一哄而上的狂熱氣氛中，雖然很多民眾明知被批判的對象是鄉里、街坊的好人，但人們為了自保而努力表現出立場堅定，主動參與“批斗、揭發”。比如中共奪權不久發動的“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運動，就經常采用“群眾批判大會”，由黨定性，然后挑動民眾起來“控訴”，接著就隨意處死。往往只要當地中共“領導”點頭，下面的民眾呼應說“該殺”，就格殺勿論。在群情激昂中，沒有人敢對“地主”、“反革命分子”表示同情。
第三種，中共在運動中先打壓一批所謂“罪大惡極”者造成恐怖氣氛，然后迫使每個人自我“坦白”、“檢討”，宣布所謂“坦白從寬，抗拒從嚴，檢舉有獎，立功贖罪”的政策，再充分利用人們希望早日過關的心理，使人們出于自保或投機而揭發陷害他人。這就使得人們為了自己的生存而扭曲人性，“檢舉、揭發”親人、朋友、同事，表明自己的立場是站在“黨的一邊”的。如中共早年的“延安整風運動”、1952年發動針對“資本家”的“五反”運動等都是采取這種手法，迫使人們為了“過關”而互相揭發；1957年的“反右”運動更是采取了分配右派指標到各單位，強迫大家“揭發”同事。
自以為“黨指向哪”就“不打向哪”，其實還是“指向哪就打向哪”
經過幾十年運動，人們的思想變得更為復雜。相信共產主義的幾乎沒有了，對黨魁的狂熱個人崇拜也絕跡了，共產黨的假惡斗很多人也看透了。現在共產黨發動政治運動時，面對的百姓同過去已經有很大的區別。人們已經不愿卷入共產黨的那些政治斗爭去了，除了少數心懷不軌想撈取政治資本的壞人，大部份群眾在這些運動中不再會積極主動地跳出來，而是覺得自己很超然了。這種“超然”，就是不去探究事情中的細節和對錯，也不愿去聽取別人的申辯和了解有關事實，事不關己高高掛起，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這是一種間接的“黨指向哪就打向哪”的表現，在黨文化中，恰恰因為人們不信任黨，討厭黨、討厭政治，反而造成“黨指向哪就打向哪”的荒唐事。
一方面，中共希望那些不愿卷入的人作壁上觀，表現出似乎什么也沒有發生的樣子。打個比方，當一伙盜匪在一輛公共汽車上公然搶劫、強奸的時候，他們最希望的就是全體乘客都裝作聾子、瞎子，這樣他們行惡的時候就可以沒有任何壓力和顧忌，而受害者出于絕望也可能就不會激烈反抗。如有人覺得中共對異議人士、民間維權人士、民間信仰的鎮壓等等與己無關，甚至把放棄個人的良知、道德責任當作一種不介入政治的“清高”，讓中共對民間的打壓更加肆無忌憚。
另一方面，在黨文化中實際上很難真正地“超然”。共產黨絕不會允許真正的“超然”。你總得看電視、讀報紙、聽廣播、上網站吧？偌大的國家，都是它的宣傳聲音，不可能不往你耳朵里灌。單位、學校、鄉村和街道委員會也都是傳達黨的聲音的通道。人們天天泡在政治中，不知不覺地，以為自己“不參與政治”的人們早已個個都成“政治家”了。這時，如果不反抗中共從而解脫中共的政治，而是消極配合中共，那其實就是在十足地展現自己的“政治面貌”了，哪里還有“超然”可言？
共產黨的攻勢一來，覺得自己“超然”的人們，是這樣表現自己的“超然”的：黨說表態，就去表態，黨說簽字，就去簽字，黨說誰誰不好，就跟著說不好，黨說不要干什么，就不干什么，黨說跟誰決裂，就去跟誰決裂；黨把誰定了性，就不敢和誰接觸，甚至寧可聽憑中共的謊言灌輸而不敢了解受害者的真實情況。“超然”超在不跟黨“斗”，“超然”超在“黨說干啥，就干啥”，“超然”超在“黨指向哪就打向哪”。這種“超然”，不過是“政治化的超然”或者說是“超然的政治化”，是參與中共政治的另一種形式而已。其實，這就是在歷史上沉淀下來的各種黨文化因素在新時期的綜合表現。
可能有人認為自己正是對政治反感，早已是“黨指向哪”就“不打向哪”了，怎么反而成了“打向哪”？事實就是這樣啊。人們現在覺得文化大革命是多么可笑，琢磨著自己今天可別那么傻了，那么政治化了，可別參與什么派系了。人們認為正是人們政治上的激情被共產黨利用而發生了文化大革命這樣的悲劇，現在人們對政治的反感和冷淡應該保證不會再發生這樣的荒唐事了。可是，大家看看對法輪功鋪天蓋地的迫害，人人都體會到是文革再現，而且其宣傳誹謗造謠煽動仇恨的攻勢藉助今天現代化的媒體工具比文革更是過之而無不及。如果說過去的運動藉助了人們盲目的政治熱情，而中共今天的政治運動的推行很大程度上正是靠了人們對政治的反感、恐懼和“明哲保身”的所謂超然態度。造成的后果都是“黨指向哪就打向哪”，讓中共虐殺迫害民眾的行徑得逞。更可怕的是，由于今天人們的所謂“超然”和對政治的所謂“不關心”，使得中共的迫害能夠更輕易地得手，更慘烈地展開，特別是當中共把迫害從地上轉向地下時，在背地里更是使盡了陰毒的手段。
中共的政治就像高速行駛的火車，你只要坐在里面，你就是火車的一部份，不管你動還是不動，是主動地動還是被動地動。“超然”不能避免悲劇的發生，只有人們都跳出中共的黨文化怪圈，不配合中共的政治迫害，退出中共，解體中共，才能從源頭上杜絕文革的再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