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力朋對比了負責網絡審查的中共網信辦與中宣部,指網信辦是審覈行業最大的老闆,“在中國,網信辦比中宣部厲害,看看魯煒的簡歷就明白。”
他之所以這麼說,與魯煒在2011年3月至2013年4月間任中共北京宣傳部長,又於2013年調任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主任,於2014年5月至2016年6月任中央網信辦主任這段仕途有關。
劉力朋解釋說,他認爲中共加強網絡控制大體上是從2011年溫州的動車事件開始。
當時仍對時政、民生民權話題保有一定敏感度的民衆由於非常悲憤,把微博刷爆了至少三天。自那時起,中共網信辦開始加強輿論控制。時任北京宣傳部長的魯煒宣稱要佔領輿論陣地。他大力整頓北京的互聯網公司,新浪、網易、搜狐、騰訊都被整過,網絡大V也遭打擊。魯煒本人在這個過程中一路升遷。
“從理論上講,這(轉變)完全可以跟魯煒個人發跡聯繫起來。”劉力朋說,“我印象中現在固定下來的很多審覈機制,都是他任上成型的”。
魯煒在2018年落馬。中共網信辦的主管在中共政治鬥爭中更新換代。但中共對輿論、互聯網的管控從未改變,從未鬆懈過。
劉力朋說,網信辦頻繁地發佈輿論控制的命令,而網警負責抓人,“網信辦是最大的頭,它是黨的機構。其它一些部門,政府官僚部門都有權給我們下令,日常管得最多的是網信辦。公安網警管社會上的闢謠,比如哪兒發現新冠新病例了,公安部門下命令,‘左手闢謠,右手抓人’”。
他透露,網民的真實個人信息只是不顯示在前臺,在中國網絡這個信息大監獄中,每一個用戶都是後臺實名的,每一個留言,都要留存IP地址,網警有進入各個平臺後臺的權限:
“有時警方會要求平臺自己主動上報高危言論和用戶,中國所有網站都是後臺實名的,他們直接就拿著名單去抓人”。
“控制一個系統最重要的是堵住系統的漏洞,所有他們能想到的都封住了,這過程中可謂無所不用其極,所以我們看到中國互聯網變得如此‘奇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