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灌輸中共的世界觀、歷史觀、人生觀
（1）批判對神的信仰，灌輸無神論
無神論是中共思想的基礎，而各大正統文化都相信神的存在，很多深刻、杰出的文學作品都是描寫神、謳歌神、追尋神的，像希臘羅馬神話、但丁《神曲》、彌爾頓《失樂園》、班揚的《天路歷程》、中國的《西游記》等等。因此，中共一方面操控文人寫崇拜物質、崇拜暴力的文學作品，另一方面操控御用學者篡改、閹割、曲解有神論文學。于是，宗教成為“精神鴉片”，天堂地獄變成“封建迷信”，神話傳說成為原始社會生產力不發達時期人們對自然力的恐懼的形象反映，孫悟空和《失樂園》里的撒旦變成了無產階級和受壓迫者的代表。
（2）破除傳統觀念，灌輸階級仇恨
中國傳統的詩教講究“怨而不怒，哀而不傷”，即使在哀怨傷感的時候，還要控制自己的情緒，使其歸于平和中正。中國古典文學里，充滿了描寫忠孝節義、美好的親情友情的作品。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認為悲劇的作用是宣泄和凈化，古羅馬文學家賀拉斯則認為文學的功用在于教育和娛樂。世界各國的文學作品即使寫到仇恨，也多是從懲惡勸善的角度寫，描寫和煽動仇恨和傳統文學的特點是不相容的。
然而，按照中共的理解，“一些階級勝利了，一些階級消滅了，這就是歷史”，“階級斗爭是歷史發展的真正動力”，“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因此，灌輸和煽動階級仇恨就成了中共黨文藝的首要任務。仇恨，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成為一個具有正面意義的詞語。
“這個十八歲的女奴，一雙黑亮、火辣辣的大眼睛里燃燒著刻骨的仇恨！”
這是電影劇本《紅色娘子軍》的開篇。在此劇本基礎上改編的舞劇劇本變本加厲，對仇恨的渲染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她昂首挺胸，雙眼迸射著仇恨的烈火”，“她們緊握雙拳，傾訴著滿腔憤恨”，“心中燃起了強烈的階級仇恨”，“軍事操練在充滿階級仇恨的刺殺聲中結束”，“苦大仇深”，“血海深仇”，“報仇雪恨”……舞劇的主人公大多是二十歲不到的花季少女，就這樣被描寫成了毫無人性的殺人機器。
更可怕的是，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中國人的精神生活極度匱乏，這些人物是少男少女們群起效仿的偶像。文革中的女中學生能夠把老師用皮帶活活抽死，在廣西大地上“階級敵人”被剖心挖肝吃掉而吃人者毫無罪惡感，很大程度上就是拜了這種仇恨文學之賜。
（3）美化歷史上的暴君、小人、流寇和暴徒
共產黨要把自己粉飾成“歷史發展的必然產物”、“中國人民的必然選擇”，就需要全面篡改歷史，把歷史上的暴君、小人、流寇和暴徒打扮成“歷史前進的動力”。于是，中國歷史上有定評的大奸大惡之人，被中共恭恭敬敬地捧上神壇。暴虐的商紂王、秦始皇、刻薄寡恩的商鞅，都成了中共歌功頌德的對象。中共奉農民戰爭頭領為先驅，殘忍嗜殺、暴虐無度的黃巢、張獻忠、洪秀全成為中共文學殿堂里的正面形象。這里僅舉一個小小的例子。
明末匪首之一張獻忠嗜殺成性，當時的四川一省人口幾乎被他以各種方式屠戮殆盡，富庶的天府之國變成人間地獄。
獲1982年茅盾文學獎的長篇歷史小說《李自成》第一卷下冊開篇，以田園詩般的優雅筆調寫道：“不斷遭受戰亂的谷城一帶，自從張獻忠的農民軍駐扎在這里以后，稍稍有一些太平氣象。”
當然，美化這些歷史人物不是目的。美化完這些歷史人物之后，中共就開始堂而皇之地美化自己了。
（4）貶低人性，歌頌黨性
閱讀中共的文藝理論著作，會發現一個奇怪的現象，那就是“人性”一詞被當作貶義詞來使用。一部作品如果表現了“人性”，那就是一部失敗的、甚至是反動的作品；反之，一部作品如果表現了階級性（對階級敵人的仇恨、對階級兄弟的友愛），那就是好的、進步的作品。表現父子之情、母子之情、愛情、友情、同情心、普遍的“人類之愛”的作品被貶斥，而表現黨性戰勝人性、“無產階級覺悟”的作品被表彰。
按照這種邏輯塑造出來的英雄人物普遍“高”、“大”、“全”（有一部作品的主人公就叫“高大泉”），形象高大，智勇雙全，不食人間煙火，對黨忠心耿耿，對敵人刻骨仇恨。而反面人物形象猥瑣，兇殘狡詐。正面人物要姓“高”、“梁”，反面人物要姓“刁”。
一篇短篇小說，描寫某地區嚴重缺鹽。年輕的母親為了把咸菜當作“黨費”交給地下黨，把瘦得“細長的脖子挑著瘦腦袋”的妞兒（小女孩）手里的一根腌豆角拿走，把孩子弄得哇地哭了。這位母親把“黨”置于家庭和親情之上，于是獲得了黨文學的肯定。
中共文學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往往毫無性別特點，苦大仇深、意志如鋼。愛情被貼上資產階級的標簽，在中共的文學作品里或者完全缺席，或者經過處理，被用來襯托“革命事業”的“壯麗和偉大”。如果男（女）主人公愛情萌動，另一方往往要壯烈犧牲，于是主人公化悲憤為力量，繼續投身革命的“滾滾洪流”。主人公因愛而結合是革命文學作品的大忌，因為一旦組成家庭，瑣碎的日常生活就會“腐蝕革命者的斗志”，中共也就無法“繼續革命”、“不斷革命”了。
因為中共的御用文人信奉“主題先行”的創作原則，所以每次中共有什么新的需要，應景的文學作品就會被批量生產出來。以上只是舉了幾個小小的例子。
3）中共利用黨文學進行灌輸的幾個特點
黨文化是附著在中國文化之上的一種附體文化。中共極善于利用傳統文化、民間文化的形式和元素，達到增強宣傳效果的目的。
（1）全方位盜用民族文化形式
中共對人類文化的態度從來是為我所用，只要對其統治有利，就一概拿來，決不手軟，亦不吝惜。在文學方面，舊體詩詞、白話詩、各體民歌、中短篇小說，長篇小說、章回體小說、散文、話劇、戲曲等等，全部被用來承載黨文化的內容，美其名曰“舊瓶裝新酒”，“民族形式，社會主義內容”。
這樣做當然是有原因的。人的審美心理就有一定的穩定性。經過長期積淀而形成的審美習慣不會輕易改變，那么與其另起爐灶用新瓶裝新酒，就不如利用人們固有的審美習慣，把黨文化的內容偷偷夾帶進去。這種承載了黨文化內容的民族形式，既給人親切感，又給人新奇感，最大限度地達到了中共的宣傳效果。于是，人們在吟詠詩詞、哼唱小調、讀小說、看話劇的時候，不知不覺地成了黨文化的俘虜。
（2）善于利用文學技巧
雖然“黨”幾乎是文化的反義詞，幾乎等于“武化”、“粗鄙野蠻化”、“反文化”，可是另一方面，“黨”又非常善于利用文化，“黨”是利用文化反文化。
中共的御用文人，為了更好地達到黨文學的宣傳效果，的確費了一番苦心。白描、襯托、懸念、包袱、呼應、波瀾、心理描寫、典型性格、個性化的語言……東西方古典文學中成功的技法，幾乎都被拿來使用。
因為中共文藝重視“普及”，即主要針對文化不高的工農群眾，所以炮制出來的文學作品雖然水平有限，但還是相當成功地達到了灌輸黨文化的目的。
（3）用禁書加強文化饑渴
對于饑餓的人，隨便什么食物都是美味珍饈。中共知道，御用文人們炮制出來的所謂文學，絕無可能和真正高水平的世界文學名著媲美。妒忌的丑女人無法把自己變美，就只好設計害死美麗的白雪公主。中共建政以后，有計劃地毀書、禁書。文革中，凡是跟美有關的事物，都被貼上“資產階級”的標簽，中國人的文化饑渴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饑渴難耐之下，人們不得不飲鴆止渴，黨文學于是乘虛而入。
（4）用重復增強癮好效應
人并不需要以酒為生；對于不喝酒的人來說，酒的味道也并不可口。可是為什麼就有人嗜酒如命呢？這就是癮好效應。長期浸泡在一種文化里面，人們會養成一種期待心理。一部作品滿足了這種期待，就像搔到癢處一樣，使人產生滿足感。所謂美感，在絕大多數情況下，就是對癮好的滿足感。懂得了這一點，就不難明白，美感有時候是非理性的，可以被人為地制造出來，而人的審美心理也可能被人操控利用。
中共也利用了這一點。“黨”的教條被包裝成一句口號、一首歌、一幅畫、一個比喻、一個形象，而后被用各種方式不斷重復加強，硬生生給中國人制造出一種變異的“美感”。被稱為“山大王的詩”的“毛詩詞”、粗野不文的“毛文體”、飛揚跋扈的“毛體書法”被重復、模仿、崇拜，有人還以為它們是二十世紀中國藝術的頂峰。今天，所謂“紅色經典”還在中國大行其道，這一事實表明，中共長期以來刻意培植的民眾對其邪惡文藝的心理依賴仍然沒有失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