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從“看得見的黑手”到“看不見的黑手”
透視中共黨文學，還有一個問題需要解決。中共建政后的黨文學，可以以文革為界劃分為兩個階段。前一個階段從1949年到文革；后一個階段從文革結束到現在。前一個階段“黨”上足了發條，拚命革文化的命，專文藝的政，緊箍越箍越緊，圈子越劃越小，是一個“收”的過程。而文革之后，“文學為階級斗爭服務”的口號棄置不用，“突破禁區”、“解放思想”，束縛作家創作的條條框框越來越少，似乎是一個放的過程。現在的中國文壇，美女作家、“痞子文學”、“下半身寫作”，光怪陸離，真是“解放”得夠可以的了，在這種情況下，怎么理解中共對文學的操控利用呢？
人口學上一般把二十五年左右當作一代人的時間。從1949年到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一共二十九年。1920年代以前出生的人，即在1949年中共建政以前30歲以上、世界觀已經形成的人，到1978年的時候已經60歲或更老，過了退休年齡。那時候活躍在各行各業的人，基本上是喝中共毒汁長大的；換句話說，到1970年代末的時候，黨文化已經基本確立了。于是中共變換策略，從一些領域做有限度的撤退，從以前那個無所不在的“看得見的黑手”變成幕后的“看不見的黑手”，在整體上“宏觀調控”黨文化對民眾進行回流灌溉。（當然，如果有需要，“黑手”可以隨時伸出來。）
黨文化確立的證據就是：不待“黨”的直接領導，經過“思想解放”，“放”出來的文學，仍然完全符合中共的政治需要。文革后有名的傷痕文學和反思文學，對文革的解釋和中共政策如出一轍——犯錯誤的是林彪四人幫、“極左思潮”，“黨”還是偉光正的，不光勇于承認錯誤，還善于改正錯誤。
尋根尋出來的是“黨”按照進化論那一套推出來的不存在的蠻荒時代，誘導人們把“黨的錯誤”歸結為“封建遺毒沉渣泛起”；“意識流”流動的是打散重排的“向黨交心”和憶苦思甜；寫實寫的是市井小民的卑微生活，替“黨”告訴大家：“人生就是煩惱、命運不可捉摸”，所以不要再對“黨”說三道四、吹毛求疵了，大家都不容易，“活著確實不容易”，“活著就好”，“要珍惜來之不易的大好局面”；以調侃和嘲諷為能事的文學作品實際上是在用另一種語言垃圾反對黨語言的垃圾，暗示如果不和“黨”同流合污，就只能用玩世不恭確證個體價值；與各種性亂現象一起造成性倫理在中國的全面失控的色情文學，則給人以“黨天下”言論自由的假相。
今天中國的文化生態，呈現出極端復雜的面貌。只有真正認清中共的真實面目，才能以簡馭繁，不為各種假相所迷惑。中共為了維護自身的存在，無所不用而又毫無底線。它可以“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反對，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擁護”，但它也可以反對敵人反對的，擁護敵人擁護的，只要“敵人”不反對它的存在。它可以豪言壯語、粗言惡語、也可以溫言軟語、甜言蜜語。一邊是主旋律，一邊是多樣化；一邊是“四個堅持”，一邊是“雙百方針”。“一切依時間、地點、條件為轉移。”（列寧語）登上權力顛峰時，它說：“勝利者不應被譴責。”（斯大林）在惴惴不安中茍延殘喘時，它又會說：“面對強大的敵手，明知不敵也要毅然亮劍。即使倒下，也要成為一座山，一道嶺”，把自己打扮成具有崇高動機的悲劇英雄。
“我必須對歷史負責……我承認，對手可能比我強大得多，可對方已經寶劍出鞘了，我能不亮劍嗎？我想試試運氣，就算屬于我的那個時代已經結束，但總要由我去畫個句號吧？”（《亮劍》）
“生存是什么？生存就是不擇手段地活著。你可以卑鄙，你可以無恥，你還可以下流。只要能在這個世界上活下去就好。……吃草的未必是仁慈，吃肉的未必是殘忍。我是一只狼，注定了是一只狼，一只鋒牙利爪的狼，鮮血與死亡是我生命的源泉。”（《狼》）
任何時代的文學都以或直接或曲折的方式反映著那個時代。這兩短中國大陸暢銷小說中的話，一段搶占“失敗英雄”這一最后的宣傳制高點，另一段做赤裸裸的權力宣示。這些現象表明，黨文學不但沒有退出歷史舞臺，反而擴散到種類繁多的作品當中，更加難以辨別，難以抵御。
經過幾十年中共惡黨控制的文人的灌輸，中國人接受了中共的那一套價值觀，仇恨變成了崇高，殺人放火變成了正義，暴君、小人、流寇和暴徒成了崇拜對象，殘忍的黨性代替了人與人互相關愛的善良本性，敬天信神成了迷信愚昧……善惡的標準被顛倒了，文學喪失了陶冶情操的功用，變成了中共可以肆意美化自己罪行、掩蓋罪惡的遮羞布。從這種意義上說，邪黨的文人無疑是中共殺人的同謀和幫兇。
4．利用教科書灌輸黨文化
一個人對事物的判斷主要由兩個因素決定：一個是他掌握的信息，另一個是處理信息的方式，即思維方式。對于現代人來說，新聞媒體是最重要的信息來源，學校教育是塑造思維方式的最主要力量。因此，中共灌輸黨文化，必然極端重視新聞媒體和學生的教科書。前者我們在第一節已經談到，這里重點談中共教科書的灌輸作用。
1949年以前的中國教育，包括國立、私立和教會辦三種模式。1949年以后，所有學校被收歸國有，中共當局通過“黨委負責制”、制訂法規、行政命令等方式掌握學校權力，通過組織清理、思想改造的方式馴服教職員工，用教科書給剛剛成長起來的青少年系統洗腦。毛澤東說，“一張白紙，沒有負擔，好寫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畫最新最美的圖畫。”中共在青少年的心靈上恣意涂抹，教育成了中共灌輸黨文化的重要陣地。
從所謂“解放區”教育開始，中共就開始建立系統的政治課程。取得政權以后，中共教育部門逐漸將政治教育法規化，強制各級學校實行。50年代高校設立的政治課程包括：“馬列主義基礎”、“社會發展史”、“中國革命史”、“政治經濟學基礎”等等。在非運動時期，這類課程可以占到大學授課總時數的十分之一到五分之一。政治運動到來之際，這種按部就班的講授就顯然達不到要求了。反右、四清中，各種運動、政治學習、聽報告、軍訓、學工學農等形形色色的政治教育，加上課堂講授，幾乎吞噬了學生一大半的在校時間。饒是如此，毛澤東仍然認為，1966年以前“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統治了我們的學校”。1967年，中共中央《關于小學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通知（草案）》提出：小學一至四年級學生只要求學習毛主席語錄，兼學識字，學唱革命歌曲，學習一些算術和科學常識。五、六年級學習毛主席語錄、“老三篇”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學習“十六條”，學唱革命歌曲。這還只是這場被稱為“教育革命”的鬧劇的小小一部分。
這場歷時十年以上的全民強化洗腦在社會道德和民族心理上留下了巨大的惡果。現在我們再來看看，在“改革開放”以來的“正常時期”，中共是怎么向學生灌輸黨文化的。
1）政治課：騙你沒商量
（1）課程多、課時長、覆蓋面寬、要求嚴
古時候的學童，開蒙學習的是灑掃應對進退的禮節、禮樂射御書數的常識，用的教材里面本身就包涵著做人的道理。西方近代以來，兒童除文化課以外，還上公民課，學習內容是民主社會公民的權利和義務。可是中共把教育當作階級斗爭的工具，教育的目的不是培養人格健全的個人或理性負責的公民，而是“聽黨的話，跟黨走”的接班人。教學目的不同決定了教學手段和內容都不同。
從小學到大學（這是概括的說法，其實灌輸從幼兒園就開始了，一直到博士班），中國的學生一直要上一門政治課，課時之長，課程之多，要求之嚴，古今中外僅見。
在不同的階段，這門課有不同的名稱和側重點。小學時叫“思想品德”，初中叫“思想政治”、“社會發展史”、“國情教育”、高中叫“青少年修養”、“哲學常識”、“經濟常識”、“形勢任務”，大學里叫“馬克思主義哲學”、“革命史”、“社會主義建設”、“法律常識”等等。這些課程，雖然名稱不同，但宗旨只有一個，那就是證明“只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只有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
這些課程估計占學生總上課時數的近五分之一。
需要指出的是，這些課程不是可有可無的選修課，而是不折不扣的必修課、核心課，列入各級考試必考科目中。在某些升學考試里，政治不及格者一概不予錄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