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灌輸現代科學的真實目的──壓制信仰
自剛剛建政開始，中共就在全國范圍不斷開展所謂“破除封建迷信”的運動。近幾年又加入了“崇尚科學”的口號。幾十年來學校教材都按照中共制定的教學大綱編寫，確保課本知識只能成為中共的“社會發展史”、“辯證唯物主義”的佐證，而不會發生沖突。中共還設有專門的“科學技術普及法”，幾乎所有的城市都設立了由政府出資的“科技館”、“科普站”，其重要任務之一是 配合“中央”在基層進行大規模的“科普”活動、舉行“破除迷信”、“反對邪教”展覽等等。幾十年的灌輸，使大多數人頭腦中不但牢固樹立了科學至上的觀念，而且更將其上升到政治高度。于是“反科學”、“搞封建迷信”不僅僅是個人信仰的選擇問題，而是禍國誤民，甚至應當全民共誅的“罪行”。
事實上在現代科學更發達的西方國家，政府也從來沒有用科學的棒子去批判任何信仰。在各大學里，學生有充分的自由組織各種信仰團體，政府和校方不但不會干涉，反而鼓勵多元文化的繁榮。西方國家雖然也有政府支持的科普活動，但與掃除“迷信”、反對“偽科學”等毫不相干。這些活動往往是普及災難逃生常識等等，如從幼稚園、小學生開始就設有災難逃生等課程，經常演習訓練個人在火災、颶風、地震、海嘯等災害發生時的應變技能。可是不但在中共的教學大綱中沒有這些內容，甚至在災害頻發的地區，這些內容也不是當地的科技館、科普站的重點。這是因為中共灌輸現代科學的目的，并不是為了強國富民，而是為了壓制信仰。本來一個人的信仰完全是個人的行為，即使中共自己制定的憲法也不得不承認公民的信仰自由。但是中共祭起“科學”的大旗，就可以“名正言順”的給各種宗教信仰扣上“迷信”、“反科學”，扣上導致人民“愚昧”、“落后”的政治帽子。這樣鏟除信仰就披上了科學“衛道士”的外衣，甚至于還可以和愛國主義聯系起來，因為“迷信”會導致國家“落后”。
中共建政之初，1950年開始便在全國各地大規模解散“迷信”組織，諸如基督教、天主教、道教、佛教等組織。要求這些教會、佛堂、幫派的成員到政府登記并悔過自新。如不按期登記，一經查明，定予嚴懲。1951年政府明文頒布，對繼續會道門活動者處以死刑或無期徒刑。據不完全統計，共有不下三百萬教徒、幫會成員被抓被殺。
1999年中共開始鎮壓民間信仰法輪功，也是以“崇尚科學、破除迷信”的口號為其撐腰，以“反邪教”的名義對法輪功進行鎮壓之后，又進一步對其他氣功門派、地下教會進行鎮壓。警察抓捕基督教地下教會信徒的理由往往直接就是“信神就是反黨”。究其根本原因，以無神論為基礎的中共獨裁政權的確容不得民間對神的信仰，容不得在“黨中央”之上還有至高無上的神。
雖然中共通過灌輸進化論和現代科學來確立其理論根本——無神論，甚至還造了一個唬人耳目的詞語叫“科學無神論”。然而就科學發展本身而言，它并沒有證實無神論。按照正統宗教的觀點，人是神造的，人否定神的存在，就如同實驗室培養皿中的細菌企圖否認人的存在一樣是徒勞的。因為從現代科學的實證方法來講，對于無神論的證實，必須要求在整個宇宙所有的空間和時間范圍否認神的存在，這當然包括人類遠未認識到的空間和時間范圍。宇宙如此之宏大、多樣、復雜，誰能保證，從浩瀚的宏觀到無限微觀，只有人是高級生命呢？甚至誰能保證，生命的存在形式只能依賴于我們所知道的蛋白質、氨基酸的形式呢？進一步講，現代宇宙學認為人類無法觀測的暗物質占宇宙的2/3，就是說即便窮盡人類現有的觀測技術尚有2/3的宇宙屬于未知；現代理論物理更提出膜世界理論，認為我們的宇宙不僅僅只是我們所能感受到的三維空間，認為許許多多空間是以多層膜的形式存在于一個多層超空間上。就是說還可能存在著另外的空間。那么誰能保證另外的空間沒有高級生命呢？如果另外空間存在高級生命，如果他們具備遠遠超越人類的大慈悲，具備了悟宇宙真理的大智慧和超凡的能力，那對人類而言他們不就是佛、道、神么？因而不論從邏輯上和技術上講，從科學的角度證實無神論是不可操作的。
需要指出的是，這里并不反對任何個人信奉“無神論”。作為個人而言，信神與不信神都應當是無可非議的自由選擇。在正常的社會里有神和無神的信仰完全可以并存不悖。但是當政府以強制手段在全社會灌輸無神論，壓制對神的信仰而造成整個社會的信仰迷失，必然會使原有的傳統社會價值體系喪失依托，從而導致全社會滑向物質主義、縱欲主義的泥沼。
5） 中共不講“科學”，馬克思主義反自然
盡管中共把自己打扮成科學的衛道士，而且還特別豢養一批御用的“反偽科學”專家，“反對迷信、反對偽科學”由政府出資大力宣傳，其高調甚至超過科學發達的任何一個西方國家，但卻無法掩蓋中共在理論和實踐上都處處違背自然規律的實質。
2006年是唐山大地震30周年，長篇調查報告《唐山警世錄》在1月甫出不久即被中共宣傳部門悄悄下令封殺。因為書中披露，在大地震前中國的科技工作者多次準確預測了將要到來的災難。
然而當時中共政局紊亂，政治穩定高于一切，無人敢上報或公布對地震的預測。唯一例外的，是河北青龍縣科委有人在一次非正式場合得到國家地震局一位技術人員關于震情的預測通報，并將震情通知到縣里每一個人。因此，距唐山僅115公里的河北省青龍縣，在1976年的大地震中無一人傷亡。這一奇跡作為特別案例被聯合國公眾管理和災害科學全球整合計劃記錄下來。
即使到了今天，中共政治掛帥，違背自然規律，犯下危害百姓生命財產的罪行仍然不斷。2003年全球流行的薩斯（SARS），2002年11月最先在中國廣東省爆發，但當時中共內部正面臨黨魁江澤民16大退位問題的爭執，為了政權穩定而將疫情瞞下，最后錯過春運前控制疫情擴散的機會，導致SARS全球爆發。這里哪有一點科學態度的影子？
幾十年來中共好大喜功，為了狂熱的政治目標做出無數違背自然規律的蠢事，最后遭殃的卻都是中國百姓。比如三峽工程的上馬就是中共導演的一個政治高于一切的“科學決策”表演。1986年，中共決定對三峽工程進行“論證”，以期通過這一跨世紀的浩大工程，“全面展示改革開放成就”，展示中共駕馭自然的能力，為自己執政的合法性作注解。于是反對工程上馬的著名水利專家黃萬里教授有意沒被邀請參加工程論證。黃萬里數次給中共領導人寫信，痛述三峽工程將造成的危害。他還指出，公布的論證報告錯誤百出，必須懸崖勒馬、重新審查。中共對此沒有任何回應。三峽工程可行性“論證”即將結束時，正趕上1989年64事件，有的三峽工程反對人士被牽連入獄，另一些反對派也因而受到壓制。當時生態環境論證組報告的結論是：三峽工程對生態環境的影響是“弊大于利”；此外中國科學院環境科學委員會、科學院三峽領導小組辦公室，也有一批專家反對三峽工程上馬。這當然不為中共所喜，于是可行性論證領導小組技術負責人潘家錚于1990年7月6日，在國務院召開的三峽工程論證匯報會上，將三峽工程論證生態環境組的“弊大于利”的結論改為模棱兩可的“三峽工程對生態環境的影響是廣泛而深遠的”。隨后長江水利委員會又以原生態環境論證組的報告的大綱未報國家環保局審批的程序瑕疵為藉口，否定了該報告。短短的6個月后，在重新編寫的報告中，結論卻成了“利大于弊”。1991年3月，中共黨魁江發出批示：“看來對三峽可以下毛毛雨，進行點正面宣傳了，也應該開始做點準備。”1991年底和1992年初起，中國媒體大量正面報導三峽工程，反對的聲音則被完全壓制下去。
2000年5月17日，力主工程上馬的張光斗教授在發現三峽工程的實際防洪庫容不可能達到設計標準的錯誤后，一再叮囑三建委辦公室主任“這件事在社會上公開是萬萬不行的”（《三峽探索》總第二十七期）。
此外，海內外專家指出，三峽工程對生態環境的破壞，遠遠大于三峽工程的經濟效益，僅僅是三峽水庫蓄水導致水流減緩、水體自凈能力減弱、水質變壞而造成的損失，就將超過三峽工程的發電的經濟收入。三峽工程論證中的環保主審人張光斗在工程上馬后的2000年卻發現三峽庫區污染造成嚴重問題，曾建議撥款治理，他估計需3000億元人民幣（《三峽探索》總第二十七期）——需要注意的是三峽工程總投資是1800億元。由于工程問題太多，以至于后來中共沒人愿意承擔責任，2006年5月這個跨世紀大工程竣工，現任中共領導人竟無人出席典禮。
在中共那里，“科學”和“科學家”都不過是聽從政治需要的奴婢，不需要的時候，可以打倒在地，任意踐踏；需要的時候又成了打擊異己的棍子。一方面，敢講真話、有獨立人格的科學家如黃萬里，在中共治下卻只能抱憾終生；另一方面，又有一批善于迎合中共胃口的“科學家”，如前面的講的潘家錚、張光斗等，都因為“聽話”而得到重用。當中共需要“科學界”支持鎮壓法輪功等民間信仰的時候，兩人又都搖身變成了所謂“中國反邪教協會”的發起人。
中宣部有個科學處，主管科學領域的意識形態問題，今天中共的“反偽科學”旗手何祚庥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就曾是該處的一員“大將”。上個世紀中宣部科學處發起所謂批判“偽科學”運動一個接一個，幾乎波及到自然科學的所有學科。例如：對摩根基因學說的批判、對孟德爾遺傳學的批判、對梁思成建筑學的批判、對馬寅初人口學的批判、對量子力學一些理論的批判、對相對論的批判、對控制論的批判等等。典型的批判如，控制論被說成是企圖用“純技術的觀點來解釋社會現象，從而掩蓋了資產階級社會腐朽沒落的根本原因”；愛因斯坦被說成是“自然科學中最大的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而相對論，則是“徹頭徹尾的形而上學唯心主義的”；大爆炸宇宙論和現代宇宙學是“學術領域唯心主義的典型”，是“供給宗教和科學以新的論證”的偽科學，等等。
中共幾十年來殺人、搞運動都有一個冠冕堂皇的理由，就是為了建立所謂共產主義“人間天堂”。然而被中共冠以“科學”的經典——“共產主義理論”——實際上卻恰恰是違背自然規律的歪理邪說。按照共產主義理論，所謂共產主義是人類社會的“最高形態”，其理論基礎是通過生產力高度發展，物質財富極大豐富，達到“按需分配”的天下大同。然而不幸的是，人的欲望是無止境的，而自然資源卻是有限的。
由全球專家組成的民間智囊組織羅馬俱樂部在1972年發表了著名的研究報告《增長的極限》，指出人類的生產不可能無限制的增長下去，首次在全球范圍喚起了人類對環境與發展問題的極大關注。早在上個世紀80年代，聯合國“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發表了影響全球的題為《我們共同的未來》的報告就指出：環境危機、能源危機和發展危機不能分割；地球的資源和能源遠遠不能滿足人類發展的需要。據此，報告提出了“可持續發展”的概念。換句話說，說由于人類發展的需要和地球有限的資源之間的矛盾，達到共產主義所謂“按需分配”的物質財富極大豐富是不可能的。馬克思提出共產主義理論的時候，人類正處于工業化時代的初期，對于人類與環境的關系認識遠遠不足，共產黨卻把馬克思100多年前提出的“共產主義”理論當作放之四海皆準的真理，這本身就是愚昧和盲從的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