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灌輸斗爭思想、弱肉強食、適者生存的邪說
2005年中共少將朱成虎在香港面對西方記者曾說過：一旦中美開戰，中國“準備西安以東的所有城市被摧毀。當然，美國人將必須準備好數以百計，或兩百個，甚至更多的城市被中國人夷為平地。”這是中共黨文化斗爭思想的一個典型反映。實際上在黨文化中斗爭和流血已經成為常態，而和諧、包容反倒不正常了，因為按照馬克思主義，后者缺乏“革命性”。
在這種斗爭思想指導下的生存邏輯，就是為了發展、為了生存，就必然要有犧牲。當然被犧牲的首先是無能力、也無權進行自由選擇的弱勢者。朱將軍雖然沒有明言中美開戰時自己將身處何地，但可以肯定的是，像朱將軍這樣的“國家棟梁”，自然有著比平頭百姓大得多的 選擇自由。
早年因鼓吹“自然科學的階級性”而得到中宣部科學處處長的賞識，后來又仗《紅旗》雜志推薦之力而成為中科院院士的何祚庥，在2005年底接受媒體采訪時談到中國礦難頻頻的問題時，就脫口道：“誰叫你不幸生在中國了？”“中國要發展，某些代價是不可避免。”其實，相當一部分年輕人也是這樣看待當今中國底層民眾的不幸與苦難──大概他們本人都與“何院士”、“朱將軍”一樣，以精英自居，并無打算把自己作為發展的代價。
黨文化中的斗爭思想，經過中共幾十年灌輸，早已不僅局限于政治領域，而且貫穿于中國整個經濟、文化、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這種斗爭思想，說白了就是把達爾文的進化論應用于人類社會，主張“弱肉強食，適者生存”。它推崇的是禽獸的叢林規則。在這種規則之下，是與非、善與惡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不擇手段在競爭中取勝──無論是官場、商場或情場。
在一個鼓吹生存競爭、弱肉強食、崇拜狼性的社會里，人與人之間必然是緊張的爭斗、撕咬、充滿戒心。這也就不難理解充斥整個社會的假藥、假酒、假醬油，毒大米、毒面粉、毒瓜籽，更有注水肉、地溝油、大頭嬰兒奶粉……不但文憑可以輕易造假，橋梁、大壩都可以造假，甚至結了婚的不敢相信婚姻，女人怕丈夫背叛，男人則懷疑孩子跟自己沒有血緣關系……而見死不救、落井下石都已經司空見慣。很難想像，付出這樣代價的“發展”會使這個民族最終走向強大。
1） 中共灌輸斗爭思想的目的
在喬治．奧威爾的名著《動物莊園》中，一群動物不堪人類的“剝削”而起來革命造反，最終趕走了人而建立了一個由動物自己當家作主的“動物莊園”。率先領導動物們進行“革命”的領袖們──豬──不久就取得了單獨享用牛奶和蘋果的特權。面對當初懷抱“所有動物一律平等”的信念而參加革命的其他動物們的疑惑，斯奎拉（負責宣傳的豬）解釋說，“我們食用這些東西的唯一目的是要保護我們的健康。……莊園的全部管理和組織工作都要依靠我們。我們夜以繼日地為大家的幸福費盡心機。因此，這是為了你們，我們才喝牛奶，才吃蘋果的。你們知道吧，萬一我們豬失職了，那會發生什么事情呢？瓊斯會卷土重來！是的，瓊斯會卷土重來！真的，同志們！”瓊斯是原來的莊園主，也即“舊社會”的統治者。
盡管個別動物還依稀記得瓊斯在的時候動物們生活狀況似乎不比目前更差，但是經過日復一日的宣傳，對于瓊斯卷土重來的恐懼，已經條件反射般的深入每個動物的頭腦中，因此大家對于豬的特權也就無話可說了。很快地，豬的特權越來越多。而另一方面，如何防范“亡我之心不死”的瓊斯卷土重來，特別是揪斗、屠殺與瓊斯勾結、破壞莊園建設的動物“叛徒”，則成了動物們日常生活的一項重要內容。在這樣的“頭等大事”面前，其他的不滿和異議都成了不重要的瑣事了。而時刻“提高警惕”、“準備戰斗”則成了超越一切社會生活最重要的內容了。
奧威爾以寓言的形式，形象而深刻的描繪了極權統治者鼓吹斗爭哲學的實質：通過在人們頭腦中塑造和保持一個無時不在的敵人，通過時刻強調敵人的危險，強調“團結一致”的必要性，使人們不得不“暫時忍受”極權統治者的一切暴虐行為，以為這種暴行出自于一個良好的愿望，并最終將給民眾帶來幸福。然而這種斗爭總是“長期的、復雜的、艱鉅的”，所以人們的“暫時忍受”也就永遠沒完。
作為中國人，我們都很熟悉這種時刻存在的“危險”，這種“危險”曾經來自于“一小撮蔣幫特務”，來自于“一小撮妄圖復辟翻天的地、富、反”，來自于“一小撮猖狂進攻社會主義的右派份子”，來自于“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來自于“一小撮牛鬼蛇神”……這些“危險的敵人”，曾經是我們身邊的親朋、好友、長者、導師、街坊鄰居。按照中共“你死我活”的斗爭理論指導，他們中一小撮一小撮的被“消滅”，算起來大約已有至少4千萬中國人死于非命。
隨著歲月的流逝，隨著共產主義在世界范圍內的破產，今天中共已經無法向百姓解釋清楚，當初這些“人民的敵人”到底危險在哪里？然而不知不覺中，人們發現新的“危險”仍然來自于身邊，在民眾意識中斗爭依舊是必要的。只不過如今“危險的敵人”的罪名悄悄從已經過時的“反黨、反社會主義”換成了所謂的“危害國家安全”、“顛覆政府”、“反華勢力”、“從事X教活動”等等。
這正是中共幾十年來向民眾灌輸斗爭思想的結果。實際上幾乎在傳統的文化被打倒、批臭的同時，當中國人幾千年來一貫承傳的的傳統善惡價值觀被徹底顛覆的同時，中共就已經開始向民眾灌輸黨文化的是非價值觀了。這種價值觀的核心之一，便是其“弱肉強食、適者生存”的斗爭哲學。
共產黨的世界觀是建立在階級斗爭的理論上的，其哲學思想是唯物辯證法，主張世界的矛盾性、對立性、斗爭性；主張事務內部通過斗爭，從量變到質變，事物由此從低級向更高的階段發展和轉化。這種思想應用到人類歷史，就是所謂歷史唯物主義，即社會的發展史就是一部階級斗爭的歷史；斗爭的核心是國家政權；國家政權依靠暴力來獲得，也依靠暴力來運行和維持。說白了，也就是把達爾文的進化論運用于人類社會，階級之間通過殘酷的斗爭，最終弱肉強食，適者（所謂“先進階級”）生存。
依靠暴力奪權上臺執政的中共，為了給自己貼上“合法政權”標簽，常常說“歷史選擇了中國共產黨”，而人民決定歷史，所以這也是人民的選擇。中共說“歷史選擇了”它，其隱含的邏輯就是“弱肉強食、適者生存”，因為中共造反成功，而勝利者代表了“歷史發展的潮流”。這正是中共熱衷于灌輸其斗爭邪說的原因之一。遺憾的是，這樣混淆是非、倒因為果的邪說，無疑等于是說從300多年前中原的漢人“選擇了”滿族的入侵和清朝的建立，700多年前漢人“選擇了”蒙古的入侵。中共的執政歷史，也不過才50多年，說歷史的選擇未免太早了點。
辯證法的思想，并不是馬克思的創造。馬克思自己也承認其辯證法來源于黑格爾，而后者的思想則是受中國古代辯證思維的啟發。事實上中國古代的《易經》、八卦、河圖、《黃帝內經》、《孫子兵法》等，無不充滿辯證思維的智慧。一部《易經》，就是通過六十四卦，淋漓盡致的展現了在人類所能認識到的宇宙層次中，事物中相對立的兩種因素之間相互制約、轉化和依存的關系，以及由此而演繹的事物發展規律。這里不僅有事物運動發展中動靜之變化，陰陽之消長，五行相生相克等等因素的闡述，還有事物自“潛龍勿用”、“見龍在田”而最終到“飛龍在天”而“亢龍有悔”（《易經．乾卦》）的完整發展歷程描述，更有剝復循環、否極泰來的轉變規律。
馬克思在其唯物辯證法中所論述的事物的普遍聯系、變化發展、量變質變、質量互變、否定之否定等等，只不過是不同的提法而已。而《易經》中不但有定性的描述，更有定量的把握。以《易經》為基礎實際運用于人體的中醫、運用于軍事的古代兵法則具體顯示了古代東方的高超智慧。
馬克思對于辯證法的所謂“發展”，不過是其特別強調和夸大了斗爭性，強化矛盾的對立沖突方面。他主張“對立面的統一是有條件的、暫時的、易逝的、相對的；而相互排斥的對立面的斗爭則是絕對的”。所以共產黨的理論家們認為斗爭性是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革命靈魂”。以此為基礎，處理社會矛盾的辦法，只有斗爭，通過斗爭而消滅對立面。
馬克思的唯物辯證法之所以熱衷于強調斗爭性，其實是為了給共產黨暴力奪取政權提供理論依據。而其歷史唯物主義則認為，階級斗爭是階級社會發展的動力，暴力革命是“新社會”的助產婆，把暴力奪權美化成社會的進步因素。毛澤東曾說:“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這句話實際上點到了實處。
正因為如此，嗜血好斗的黨文化，也是所有共產極權國家動蕩不安、沖突不斷的根源。當今中國社會人心冷漠、彼此猜忌、無法相互信任和包容也與黨文化中的斗爭哲學息息相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