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政治斗爭中的灌輸
中共依靠斗爭哲學發家，也依靠斗爭哲學維護統治。實際上，正是在中共發起的一次又一次不斷的政治斗爭中，民眾頭腦中的斗爭思想不斷強化。這終于使得原本講究中庸之道、遵從以和為貴的中華民族，人人都不得不將斗爭視作社會常態；將人與人之間充滿戒心視為常態；將你爭我奪、爾虞我詐視為社會競爭的生存之道。
1951年，中共剛剛建政、立穩腳跟，就開始了所謂知識份子“思想改造”運動。批判電影《武訓傳》就是中共奪權成功后“思想改造”運動的序幕。這場運動確實基本上按照毛的希望達到了改造知識份子思想的作用。中國人的思想由此而產生了巨大的變異，從此認為衡量善惡的標準只有一個，那就是“階級斗爭”。清末行乞辦學的武訓盡管一生受盡屈辱、節衣縮食只為興辦義學，使貧寒人家的孩子能讀書，但就因為他“根本不去觸動封建經濟基礎及其上層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熱地宣傳封建文化”（毛澤東語），“站錯”了階級立場而被中共批倒批臭；
明朝的海瑞不畏權貴秉公執法，一身正氣、兩袖清風，盡管歷來受百姓尊重和愛戴，但是因為海瑞屬于“剝削階級”，“是地主階級利益忠心的保衛者”，所以中共認為他為百姓所做的一切好事都是為了“維護統治階級”，因而文革一開始就被批倒批臭；國民政府在南京修建的“航空烈士公墓”，安葬了抗日戰爭中犧牲于全國各地的一百多名空軍烈士，以及為中國抗戰獻身的美國教官、蘇聯飛行員。但因為他們為“反動政府”效命，文革一開始，毛澤東的紅衛兵便開到公墓，將烈士墓徹底搗毀。烈士的骸骨從此全部被丟棄失散。
對于共產黨來說斗爭性就是革命性。矛盾和沖突的存在是好事而不是壞事，因為它們是“革命的種子”，而歷史就是在斗爭中前進的（不過今天的中共，則開始害怕人民用革命一詞。）。但是斗爭性并不是人的先天本性，所以共產黨認為群眾的“革命覺悟”需要啟發，要不斷“教育”以提高他們的“革命覺悟”，并為此不惜采用欺騙手段故意制造矛盾和沖突。
比如“白毛女”原本是民間傳說中的一個懲惡揚善的仙姑，為了“教育”人民而被塑造成為“苦大仇深”的被壓迫階級典型。戲中貫穿復仇思想——“千年的仇要報，萬年的冤要伸”，由于它的煽動性太強，竟然發生過士兵觀看演出的時候舉槍差點打死“黃世仁”的事件。
所謂“啟發階級覺悟”，所謂“培養階級感情”，實際上就是灌輸斗爭思想、宣傳仇恨，在過去中共毫不隱諱的宣傳：“血債要用血來償”，“仇恨入心要發芽”，“牢記血淚史，不忘階級仇”。隨著國門的開放，這種在文明社會被普遍唾棄的仇恨宣傳不能再明目張膽的進行了。雖然中共不再搞“痛說家史”，“憶苦思甜”，但這并不意味中共放棄這一手段了，而是它改變了面目，并利用現代科技進行了精致的包裝。比如2001年8月14日，國際教育發展組織在聯合國會議上發表正式聲明 ，指出中共反復宣傳的所謂“天安門自焚案”就是一個精心包裝的騙局，目的就是為了煽動民眾對法輪功的仇恨。
在中共歷史上一個接一個的運動中，在一波接一波的瘋狂宣傳中，人們不知不覺地充滿了對共產黨劃分的敵人的“刻骨仇恨”，這敵人是“地主”、“資本家”、“富農”，“反革命”，“右派”，“走資派”，“民運分子”，“邪教分子”……“革命覺悟”就體現在對“敵人”的刻骨仇恨上，學習雷鋒精神，要對敵人像嚴冬一樣冷酷無情，這叫做“階級感情”，它超越于人類一切感情。毛澤東講：“對打人也要進行階級分析，好人打壞人活該；壞人打好人，好人光榮；好人打好人誤會。” 毛的這一講話文革中在“紅衛兵”中曾廣為流傳。既然對“階級敵人”的暴力是他們“活該”，暴力和血腥于是很快就遍布中原大地了。
按照“革命者”的階級感情，劉少奇既然反對人民的“大救星”，那他就“死有余辜”，張志新既然替死有余辜的劉少奇翻案，她就“活該”被獄警輪奸，被割斷喉管，被處決就是“罪有應得”──雷鋒的“對敵人的殘酷無情”在這里有了最真實的寫照。
北京“紅八月”里那些被自己教過的學生親手打死的老師，也許沒有想到，正是自己按照“黨”的要求教學生們“對敵人像嚴冬一樣殘酷無情”，“奪過鞭子抽敵人”的時候，告訴學生對階級敵人怎么做都不過分的時候，埋下了自己滅頂的種子。
在群眾批斗場合，人人爭先恐后表現自己的階級性。一個人越是表現出有“刻骨仇恨”便越是說明愛憎分明、階級覺悟高，反之則有“階級立場不穩”的可怕嫌疑。
親人被定為“黨的敵人”后，家屬必須表明立場，不能含混。章伯鈞被打成右派以后，他的兒子、妹妹都在報紙上發表文章進行批判。另一個毛澤東親自指定的的右派儲安平的兒子則這樣教訓自己的父親：“我要給儲安平先生一句忠言：希望你及時懸崖勒馬，好好地傾聽人民的意見，挖掘自己反社會主義思想根源，徹底交待自己的問題，以免自絕于人民。”
于是乎，一方面人們在一次次斗爭中被強灌斗爭思想，另一方面又正是在這樣一次次“觸及靈魂”的斗爭中，為了生存，人們被迫學會了用厚厚的冷漠包裹自己的良知，學會了唯有打擊、整垮別人，才能保全自己，不少人由此認定“弱肉強食，適者生存”便是真實的生活的法則。
被中共禁演的電影《藍風箏》里有這樣一個基于真實故事的情節：反右開始了。主人翁鐵頭的父親林少龍的單位攤上了一個右派指標，大伙不得不討論決定這頂帽子該給誰戴上，完不成指標就別想散會。但少龍卻在這個關鍵的時刻起身離場——他要去上廁所，在那一刻，也許他認為上廁所比開會更重要。于是，等他推門回來的時候，已經被“推舉”為右派了。
既然在“你死我活”的政治斗爭中，人們已經練就了完全越過道德底線，踐踏別人、保全自己的厚黑術，那么今天在同樣“你死我活”的商戰中，腐敗貪污、假冒偽劣、毫無顧忌地損害他人等等行為迅速充斥其中也就毫不奇怪了。因為這其中的哲學依據都是一樣的，即“弱肉強食，適者生存”。
今天的人們習慣于用“成功”與否作為衡量個人價值的唯一標準，而不論其采用了何種手段。所以攀上“款爺”、“老總”是女人的目標，身邊簇擁著漂亮女人是男人的風光，孩子考上名牌大學是家長唯一的期望。在這種斗爭哲學里，“成功”是建立在他人的“失敗”基礎上。這里沒有良知與公義，也沒有是與非、善與惡，剩下的只是成與敗：成功便是好的，失敗便是劣的，于是人人都想爭做“老大”。
是故血淚工廠比比皆是，民工待遇慘不忍睹；有毒變質商品充斥市場，“為富不仁”被視為理所當然；能夠弄權枉法仍逍遙法外者，則被視為“背景硬”、“關系鐵”……在黨文化“弱肉強食、適者生存”邪說的灌輸下，中國人互相爭斗、彼此猜忌，整個社會成為一盤散沙，一群無凝聚力的民眾更便于中共的極權統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