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文在視頻中說，在內蒙古呼和浩特第三監獄（原高度戒備監獄），一場殘忍的殺人遊戲在悄然進行，管理層故意對肺結核疫情置之不理，特別是在那些無法工作的老弱病殘犯人中，官方任由疫情肆虐，導致大量犯人慘死，從而為監獄減輕負擔。
他強調，「我手中握有充分的證據，急需國際社會的關注，來停止這場對人權的踐踏。」
杜文回顧說，2022年4月，他所在的二監區，從一名肺結核犯人歐某開始，肺結核疫情大規模爆發，許多人被下病危通知，有的被送出去的犯人，名字和個人物品一併消失。當時檢出大量陽性感染者，但絕大多數潛在感染者，並沒有被篩查。
他看到一位趙姓犯人，一天測四次血壓，三次測不到才往醫院送，送出去之後三天就死了。時間在2022年12月底。
「我們那個監區，平均230個人被羈押，2021年死了16個。看著你周圍的人，一個一個死掉，非常恐怖。」
杜文說，有個官二代，人在生命病危的情況下，被送回監獄，兩天沒給治，很快死了，「在你最需要治療的時候，把你拉回監獄去，不給你治，讓你立即病情迅速惡化，讓你死掉。這個材料至今我已經保留著，（他）家人給我提供了完整的資料。」
杜文認為，獄方有意擴散疫情，讓大量肺結核病人和沒有感染的人關在一起，普通監獄變成了肺結核監獄。「肺結核病人需要吸氧，有些心臟病患人也需要吸氧，共用吸氧管，從這個人鼻子拿出來，給其他人戴上了，導致全監獄傳播。」
他說，他曾聽到兩個警察對話，提到現在犯人病死，一個警察說，「這不挺好嗎，一樓病殘每天在這也不能幹活，還得監獄花錢給他們看病，他們這一死，咱們醫療費用就減輕了。當時（我）聽完震驚了，這是瘋了！這些人怎麼能這樣？！」
曾有二十個專家到監獄檢查工作，說是核實疫情，結果他們進沒有病人的監區看了一圈，吃頓飯，開個會就走了。
因「高度戒備監獄」引起關注，當局嚇壞了，馬上把監獄的名字由「呼和浩特高度戒備監獄」改為「第三監獄」，「這樣就找不到這所監獄了。」
杜文認為，這場背後的謀殺行為仍在繼續。去年12月他赴布魯塞爾的路上，還有人在跟他聯繫，說監獄還在死人，希望他能幫助呼籲一下。
他指出，此事涉及到中共的監獄制度，非常敏感，沒有人敢管這個事，「現在國內的媒體被鎖死了，沒有人敢報導，社交媒體發不出來，抖音、微信發不出來，我是盡我自己最大的能力，儘可能地去為這些人呼籲。」
呼和浩特高度戒備監獄集中關押了內蒙古判刑最重、刑期最長的犯人。據中共法安網報導，該監獄由2013年原呼和浩特第二監獄五監區擴建而成，佔地900畝，建築面積8.6萬平方米，總投資約4億元，押犯規模為2000人。
杜文爆料，這個監獄是中國最智能化的監獄之一，「你有任何討論反共的話，它立馬就把你鎖定了，不僅是視頻監控，連音頻監控都有，而且自動追蹤大數據，跟蹤每一個人的痕跡。」
他認為，至少在內蒙古這個層面，官方知情並且放任監獄疫情致人死亡，「完全是故意的，這可不是過失」。
杜文也向大紀元提到監獄的新冠（中共病毒）疫情。他說，即使出現了新冠疫情獄方也隱瞞。2022年年中，他聽警察說二監區就有300人大規模染新冠發燒，擴散了以後，他們採取了嚴格的封禁措施，但事後也不承認有新冠疫情。
“哪有新冠疫情就把司法廳（長）抓起來了，監獄局（長）也抓起來了，誰也不敢承認這回事。”
杜文表示，關於新冠疫情，官方數字放在黑箱，不知道到底多少人感染，多少人死亡。但他相信，因清零政策造成的人道災難，死亡人數會更多。“我岳父從做完搭橋手術以後，就是去醫院做定期複查都做不了，沒了。”
如果肺結核和新冠雙重感染，併發症會更嚴重。杜文說，肺結核病人身體非常地弱，最後一感染新冠就完了。
他曾在監獄裡面的中心醫院幫院方抄過110個死亡病例，有87個都是肺結核病併發症，他們得了肺結核以後，稍微有點病就死掉了。死因都寫着肺結核加併發症、肺結核加腦梗、肺結核加心梗等。
自新冠病毒疫情爆發以來，中共一直隱瞞真實數據，並聲稱死亡率低於其它國家，以此來宣稱中共統治的優越性。
2023年1月新冠疫情高峰期，《路透社》看到一家北京私立醫院醫生所收到的一份打印版通知，要求醫生“盡量不要”在死亡證明“死因”一欄中寫上新冠引起的呼吸衰竭。
杜文說，現在醫院對於病人死亡原因，不寫傳染病死，因為要上報，要承擔責任。結果就寫上腎衰竭、肝衰竭、肺衰竭、心梗，隨便找個什麼理由寫。
“監獄的犯人（死了），監獄警察把人送去的時候已經呼吸心跳都沒了，（醫院）隨便寫個理由。中共的官方文件並不可信，我們這些人是親眼所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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