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用共產主義理念改造傳統學科 人們已經熟知，在共產國家里，馬克思列寧主義是一切學科的指導思想。在一向強調學術思想自由的西方國家里，除了共同的道德標準和學術規范以外，按說不應該有預設的學術立場。但是20世紀30年代以來，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馬克思主義、法蘭克福學派等等思想強勢入侵美國大學，以致大部分人文社會學科都受到相當嚴重的影響。
（1）革命話語占領美國人文學界 布魯斯?保爾在《受害者的革命：身份研究的興起與走向封閉的自由派心智》一書中寫到，當他詢問賓州大學歷史學教授科爾斯（Alan Charles Kors），過去幾十年對美國大學的人文學科影響最大的三個人是誰時，科爾斯教授幾乎不假思索地回答道，有三本書幾乎要負全部責任：葛蘭西的《獄中札記》、保羅?弗雷勒（Paulo Freire）的《受壓迫者教育學》（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弗蘭茨?法農（Frantz Fanon）的《全世界受苦的人》（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15]
葛蘭西是臭名昭著的意大利共產黨人，本書已經多有論列。巴西教育理論家弗雷勒崇拜列寧、毛澤東、卡斯特羅和格瓦拉。他的《受壓迫者教育學》出版于1968年，1970年英文版出版，成為美國教育學院的必讀書之一。用教育學家索爾?斯特恩（Sol Stern）的話說，這本書不關心任何具體的教育問題，“而是一個烏托邦式的政治論文，號召推翻資本主義霸權，建立一個無階級社會。”[16]事實上，弗雷勒一再重復的觀點無非是，世界上只存在著兩類人：壓迫者和被壓迫者。被壓迫者不應該像過去一樣接受教育，而是應該被告知他們的受壓迫狀態，激起他們的反抗。
法農出生于加勒比海上的法屬馬提尼克（Martinique），參加過阿爾及利亞反對法國的“民族解放戰爭”。他的《全世界受苦的人》1961年出版，由法國存在主義哲學家、法共黨員薩特作序。薩特這樣概括他的思想：西方人是殖民者，因此是邪惡的；非西方人是被剝削的被殖民者，因此是高尚的。法農號召殖民地人民發起武裝革命，推翻殖民者的統治，在此過程中暴力使人民“團結在一起”，“在個人層面上，暴力是一種凈化的力量。它使本土人擺脫了低人一等的情意結、絕望感和無所作為的狀態；暴力使他無所畏懼，恢復自尊。”[17]薩特對法農的思想心領神會，他在該書序言中寫道：“在反叛初期必須殺人。打死一個歐洲人是一箭雙雕，同時少了一個壓迫者和被壓迫者，剩下的是一個死人和一個自由人；活下來的人第一次感到踩在腳下的是國土。”[18]
這三個人的理論誘導人用階級斗爭的視角觀察歷史和社會，具有極大的迷惑性和煽動性。一旦讓這種階級仇恨進入心中，學生將以對抗的心態看待正常社會的機構和現象，必然走向不滿、抗議、反叛甚至革命。
到底誰是對美國大學的人文社會學科影響最大的人物，對這個問題的回答當然見仁見智，但不可否認的是，馬克思主義、法蘭克福學派、受馬克思主義或弗洛伊德主義影響的、在破壞文化和道德方面與共產主義并肩作戰的后現代主義理論主導了大學人文學科。
（2）共產邪靈以“理論”之名橫行學術界 自20世紀60年代以后，美國的文學系（包括英文、法文、比較文學等）的研究范式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傳統的文學評論承認經典文學作品的道德和美學價值，把閱讀文學作品作為增長知識見聞、陶冶道德情操、培養高雅趣味的重要手段。對文學研究者來說，文學作品是第一位的，文學理論是為具體的閱讀賞析服務的，處于從屬地位。
60年代社會上的反文化進行得如火如荼的時候，學院內部也出現了一個“理論”的大爆發。形形色色的哲學、心理學、文學和文化理論大行其道，理論和文學作品的關系發生了逆轉。理論對作品而言具有優先性，作品成了“隨意選取”的范例，用來說明理論的“有效性”。[19]
這個“理論”到底是什么呢？它打破了傳統的學科界限，包括哲學、心理學、社會學、精神分析等等，是一套試圖對社會和文化進行總體性說明的大雜燴。文學理論家卡勒如此解釋“理論”：“理論常常是對常識性觀念的猛烈攻擊，意圖說明我們見慣不怪的‘常識’其實是歷史性地建構出來的，這種（建構出來的）理論表現得如此自然，以至于我們幾乎察覺不到它其實只是一個理論。”[20]也就是說，理論肆無忌憚地嘲弄、逆轉、摧毀來自家庭傳授、宗教信仰、倫理道德的關于是非、善惡、對錯、美丑的傳統認識，代之以一套似是而非的邪惡價值觀。
拋開其復雜晦澀的包裝，所謂“理論”無非是新老馬克思主義、法蘭克福學派、精神分析、解構主義、后結構主義、后現代主義等拼湊出來的怪胎。簡而言之，“理論”就是馬克思主義和其它反傳統的理論的邪惡聯盟，其目的是以學術的方式摧毀人類文明的基礎。“理論”是共產主義魔鬼在西方學院內部的新偽裝。60年代以來，它從文史哲等學科出發，攻城略地，開疆拓土，大有接管所有傳統人文社會學科的態勢。
在實踐中，“理論”和“批判理論”大體指代同一個現象。新涌現出來的“批判的法律研究（critical legal studies）”、“批判的種族研究（critical race studies）”、“批判的性別研究（critical gender studies）”、“批判的社會研究（critical social studies）”，甚至“批判的科學研究（critical science studies）”、“批判的醫學研究（critical studies in medicine）”等，都是批判理論的新的應用。“理論”橫行學術界這個現象的實質就是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擴散到學術和教育諸領域，用變異理論迅速敗壞年輕一代，為毀滅人類鋪平道路。
（3）政治化的文學研究 對于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而言，一部文學經典的意義不在于其內在價值（經典據說甚至根本沒有內在價值），而在于它反映了統治階級（性別、種族）的思想是如何成為占統治地位的思想的。美國一位著名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家直言不諱地宣布：“政治角度”是“一切閱讀和闡釋的絕對地平線”。[21]也就是說，要把一切文學作品當作政治寓言（allegory）解讀，只有讀出其中階級、種族、性別、性傾向壓迫的“深層含義”，才算是“深刻”、“夠格”的理解。
來自共產國家的人對這種武斷荒謬的“文學批評”并不陌生。中共黨魁毛澤東評價四大名著之一的《紅樓夢》的視角極為獨特：“《紅樓夢》寫四大家族，階級斗爭激烈，幾十條人命。”前蘇聯和中共的歷史表明，文學評論不總是象牙塔內高雅脫俗的討論，有時會變成血雨腥風的斗爭。例如，文化大革命的爆發至少表面上和對一部文學作品的評價有關。歷史學家吳晗響應毛澤東向明代清官海瑞學習的號召，創作了歷史劇《海瑞罷官》。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匯報》刊出由江青張春橋等共同策劃、姚文元執筆的批判文章《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把《海瑞罷官》和反對“三面紅旗”（即造成大饑荒的中共政策“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彭德懷聯系在一起。批判《海瑞罷官》成為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索。
跟近幾十年西方學院內的文學批評相比，中共用階級斗爭解讀一切作品的文學批評就顯得太“粗糙”了。西方的新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就像一個變種的病毒，變得更加強大、惡毒。它吸收了新式的理論武器，把一部部人類文化的經典推上手術臺進行肢解和歪曲，從古希臘羅馬的文學經典，到但丁、莎士比亞，再到維多利亞小說，無一幸免。雖然這類評論使用晦澀難懂的術語，顯得冠冕堂皇、高深莫測，但許多研究的主旨卻驚人的單調乏味──無非是指出某部作品包含了對被壓迫階級、女性、少數民族的偏見，因此屬于“統治階級的上層建筑”，其目的是麻痹人民群眾，使之不能產生“革命的階級意識”。美國學者斯克拉頓（Roger Scruton）一針見血地指出：“新文學理論家們的方法是顛覆的工具：嘗試從內部破壞人文教育，斬斷我們和自己文化之間的同情的紐帶。”[22]
（4）邪惡的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理論 貫穿于很多馬克思主義人文學術的一個概念是“意識形態（ideology）”。馬克思把道德、宗教、形而上學等統稱為意識形態，他認為，在階級社會中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是統治階級的思想，這種思想并不是對現實的真實的反映，而是“倒立”著的，也就是扭曲變形的。[23]20世紀的新馬克思主義把破壞文化作為革命的必經階段，在“意識形態”概念上大作文章。匈牙利馬克思主義者盧卡奇把意識形態定義為與真正的“階級意識”對立的“虛假意識”，法國馬克思主義者阿爾都塞提出“意識形態國家機器”這一概念，包括宗教、教育、家庭、法律、政治、工會、通訊、文化等等，它們與暴力的國家機器一同發生作用。
意識形態概念里包含著一個狡猾的詭辯。任何一個社會、一種制度都可能有弊端，指出弊端并加以修正都是必要的。但阿爾都塞和其他馬克思主義者不是具體指出社會制度的缺點和不足，而是一概加以否定，否定的理由是這些制度都是為了維護統治階級利益的上層建筑。不是分析一個命題的真偽對錯，而是指責提出命題的人動機不純或者存心不良，這是一個常見的邏輯錯誤，叫作“向井水里投毒”（poisoning the well）──正如被投過毒的水誰都不能飲用，被謠言詆毀、人格謀殺的人不管說的話多么有道理，他的話都不會被人信以為真。阿爾都塞的意識形態批判就是一個擴大了的、更復雜的“向井水里投毒”的案例。
阿爾都塞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概念無所不包，反映了共產主義對人類社會的極端仇視，必欲全盤否定、徹底毀滅而后快。這其實是共產邪靈在背后操縱，對人類文化痛下殺手。
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概念是一個極端抽象的泛泛之論、沒有價值的偽命題，它的作用是把傳統的道德觀念一筆抹殺。馬克思主義者帶著無比的“道德義憤”千百遍地重復這個謊言，帶動和欺騙了很多頭腦簡單的人。
（5）后現代馬克思主義 上世紀60年代以后，一批法國理論家提供的理論成為美國學術界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最有力的思想武器，其代表人物是雅克?德里達（Jacques Derrida）和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2007年人文領域的專著里被引用最多的作者是福柯（2，521次），第三多的作者是德里達（1，874次）。[24]兩人的影響可見一斑。有論者指出后現代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共謀關系，很有啟發性。[25]我們姑且稱這兩個理論流派的合流為“后現代馬克思主義”。
德里達的“解構主義”（Deconstruction）是一種精巧的無神論和相對主義的詭辯。他通過無限夸大語言的相對性和不確定性，否認語言和文本具有穩定明確的意義。語言具有多意性，一部作品有多種解釋的可能，這本是常識，從古希臘和中國的先秦時代起，就有很多人闡發過這個道理。但是，如果以此為理由，連文本具有相對穩定的意義都加以否認，那就走向了相對主義的詭辯。
與傳統的無神論不同，德里達使用哲學術語進行表述，因而其觀點不僅對“神”的概念具有殺傷力，對于跟傳統信仰相關的“理性”、“權威”、“意義”等概念都造成了摧毀性的打擊。受德里達影響的理論家紛紛對“意義”、“理性”等概念進行解構。由于其表面上的復雜深奧，使很多人陷入理論迷霧，一時間解構主義橫行西方人文學界，成為共產邪靈摧毀信仰、傳統和文化的最犀利的武器之一。
福柯曾一度加入法國共產黨，其理論圍繞著“權力”（power）概念展開，核心可以用一句話概括：“沒有真理，只有權力”，也就是說，權力壟斷了對真理的解釋權，因此任何真理都是虛偽的、不可信的。在《規訓與懲罰》一書中，福柯設問：“監獄和工廠、學校、軍營、醫院都很相像，而工廠、學校、軍營、醫院又都很像監獄，這難道令人驚奇嗎？”[26]把維持社會不可或缺的機構等同于監獄，進而號召人們推翻監獄──福柯理論的反社會性質昭然若揭。
用解構主義、福柯思想和其它批判理論武裝起來的學者，把一切相對化，把傳統和道德污名化，熱衷于談論“一切解讀都是誤讀”、“沒有真理，只有敘事”、“沒有歷史，只有敘事”。他們把對于真、善、美、正義等概念的理解都相對化，然后棄之如敝屐。剛剛進入研究所的年輕學生不敢質疑老師輩的權威，更無法抵御這種理論的狂轟濫炸，一旦被卷入其中，就很難掙脫出來。這就是共產邪靈在西方人文社科領域橫行無忌的重要原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