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創作思維過程離不開“黨”
黨文化對文藝創作最大的影響，莫過于鉗制人們的思維了。
在流行的許多古裝電視劇中，古代宮廷戲全是勾心斗角，官場的腐敗自古都如此，天下烏鴉一般黑。這種創作思維是黨文化歷史觀直接影響的結果，抹殺傳統觀念，用現代人的觀念去表現古人。把幾千年來的傳統中國社會描繪成一片黑暗，是一個人人相互斗爭，“人吃人”的社會，以突出中共的“光明”。把腐敗表現為古今中外官場的通病以淡化中共的腐敗，欺騙中國人把中共惡政的原因歸結到傳統文化上去。
紀實文學作品創作往往是這樣一種定式：如果是發生天災人禍，就如本小節開始的例子，要講黨如何關心人民；如果是官員，就是如何在黨的領導下為人民服務，如《孔繁森》之類的；如果是官員胡作非為，最后就是黨最終維持正義；如果是政策錯誤，最后就是黨如何如何糾正錯誤；如果是一個陰暗面，會歸到官員個人的無奈，最后仍然要襯托黨的“偉光正”。任何經濟方面的成果，必定離不開黨的“英明政策”的指引；任何企業的發展，必定離不開黨和政府的“殷切關懷”；任何教育、科技上的成果，離不開“黨中央”的“正確領導”與“親切關懷”。出來什么人才，個人有什么成績，必定離不開黨的“培養”；軍隊更是“勝利離不開黨的領導”。連一個下崗（實際上是失業）工人稍微狀況改善，也是離不開黨的“關心和支持”；連宗教界也是“每一項成就，都離不開黨和政府的領導、關懷和支持，只有擁護黨的領導，走社會主義道路，才會有光明的前景”等等。
因為中共腐敗愈演愈烈，民眾怨氣無處發泄，近年來“反腐電影”很受民眾歡迎，典型的如《生死抉擇》、《新中國第一大案》等。其實這些作品和“文革”剛結束時期的傷痕文學及相應的電影，如《天云山傳奇》、《戴手銬的旅客》、《海外赤子》等等一樣，不管它們怎樣挖掘主題，怎樣對歷史與現實進行思考，怎樣試圖沖破一些思想禁區，怎樣關注人的生存狀態，拓寬藝術的表現形式，都脫不開黨文化的思維影響，作品最終又歸結到要相信組織、相信黨，黨有決心改正錯誤；而中共造成的社會弊病、民眾苦難則籠統歸結為“時代的悲劇”，淡化中共的罪責。
在中國民間，創作“惡搞”頗為流行。比如某廠商把雷鋒像和毛語錄印在避孕套包裝盒上。看起來這是對多年來中共黨文化灌輸的一種反叛，實際上還是對于中共樹立偶像的權威的認同，依舊沒有脫離黨的影響。黨文化無處不在，當今中國人生活的一切方面都被“黨”所占領，這就導致人們的思維無法擺脫黨文化的語言要素，不得不用這些要素思考和表達。一些所謂特別有創意的廣告語“將……進行到底”、“……就一定要實現”也是創作思維過程中離不開黨文化的語言要素的例子。
上世紀八十年代末開始，很多中國人著迷于所謂“老歌新唱”，即把赤裸裸歌頌中共的所謂“紅色經典”或以現代樂器重新配器，或以現代唱法演唱。很多人聲稱，這樣做純粹出于懷舊，并非出于對“偉大領袖的熱愛”。有學者指出，很難想像，1945年之后的德國民眾會采用歌唱希特勒的形式來懷舊，或者蘇共二十大之后前蘇聯民眾會通過頌揚屠殺兩千萬前蘇聯人的斯大林的歌曲來懷舊。人們之所以熱衷于老歌，實在是因為黨的基因早已滲透了人們的文化細胞，人們覺得這是自己的一部分了。
這些創作習慣性離不開黨的思維表現，既有因為在黨文化彌漫的社會大環境中長期熏染自覺形成的習慣性，也有長期高壓下被迫如此的情況，有為了撈取個人利益、政治資本而有意如此，還有想跳出黨文化卻跳不出，從而創作思維習慣不自覺地依舊離不開黨的情況（如“惡搞”的作品仍然是在黨文化中打轉）。總體上講，黨通過強制手段為保障，以黨文化作為民眾唯一可能得到的“精神食糧”喂養了一代又一代的文藝創作者，他們的作品又反過來影響大眾和他們自己，最終使得黨文化成為人們創作思維習慣的定勢，使人們的創作習慣性離不開黨。
需要指出的是，文藝只是創作中的一個非常典型的方面，創作習慣性離不開黨的思維方式滲透各行各業。具體創作的東西可能不一樣，但是人們受黨文化的影響，從選材到思考到具體創作，每一步都跳不出黨文化的框框。要想真正地自由地創作，發揮自己的才華，就要首先從黨文化思維中跳出來。
3．有不符合黨觀念的想法危險意識
“這些話以后千萬不能說——尤其是不能到外邊去說！”
“這些想法反動，很危險，連想都不能想。”
“注意，不能談這些危險話題，對你自己沒好處。”
“我們換個話題好嗎？你知道，談論這個問題是很危險的……”
這是人們經常可以碰到的一些反應。對于不符合黨觀念的想法，人們有著高度的敏感，那是危險的禁區。
1）“危險意識”無處不在
在開放初期，一位臺灣歷史學家應邀到大陸參加學術交流。當著那些歷史學家的面，他直陳共產黨歪曲歷史，尤其是關于國民黨抗日的歷史。當時的會議主持，同樣是一位知名的歷史學家，聽后趕緊說：“你敢說，我可不敢聽。”
另一位大陸學者在海外第一次看到法輪功數千人的大游行時，他這樣描述自己的觀感：“我立即感覺到了我頭頂上似乎是有一根天線，在張皇失措地探向太平洋的彼岸。我探什么？我在探大陸的各種禁忌和口徑，我在斟酌我吐出的每一個字，回國后會帶來麻煩。此時此刻我特別感到我的嘴和腿似乎都在顫抖，我特別感到做一個中國人口齒之間的艱難！”
2004年在加拿大有一個民間審判江澤民的集會，一位組織者邀請一位老人來看一看。在電話里，老人想了一想說，我還是不來了。問他為什麼，他說：“我出來十七八年了，沒有回去過，我還想在有生之年回去一趟，萬一明天有人看到我把我匯報了，我這輩子不就完了。”他七十六歲了，雖然在加拿大生活了十六年，但是心仍然沒有真正自由。
一位女游客到香港看到有關《九評共產黨》的信息的第一反應是：“哎呀，這些人膽真大，敢說這些‘反動’的話，在國內早被抓起來了。”因為人們知道這些信息不符合中共的觀念，所以，即使不在中國，還是無法不產生危險意識，“本能”地躲避。
人們知道高壓電、過馬路闖紅燈、火災、蛇等等東西危險，這些東西的出現會讓人們產生危險意識。但是這些都是有形的東西，即使可怕也還可以躲避。而人對有形的東西的害怕，有時遠遠不及對看不見摸不著的東西的害怕。共產黨控制社會的最極端表現，就是內化成為中國人心里無形卻無處不在的檢察官，隨時監控著人的一思一念。不符合黨觀念的想法，在每個人的意識里都可能出現。一旦產生這種危險意識，常常會帶給人一種無處可逃的極度無助和絕望。伴隨著對可能出現的后果的估計和猜測，自己嚇唬自己又加重了對這種危險的恐懼。
目前最典型的一種表現就是對所謂“搞政治”罪名的恐懼心理。按照孫中山先生的說法，政本來就是眾人之事，治就是管理，所以政治就是管理眾人之事。在中國歷史上，有學而優則仕的說法，就是有學識有能力應該成為治理國家的良才，那是一件很光宗耀祖的事情。中國歷史上有很多有名的政治家，像諸葛亮、李世民，“政治家”向來都是一個褒義詞。
但對于現今的中國人來說，一聽到“政治”可能會產生反感，甚至恐懼。如果有人有對正當權益的訴求，或者對社會現象和政策的意見，或者一談到共產黨，馬上就會被中共扣上“搞政治”的帽子。中共把“搞政治”輕易就弄成了一個可以用來詆毀別人聲譽、肆意打擊別人的罪名，讓人們對被扣上此帽子的人或者團體感到危險，避而遠之。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雖然中國人認為“政治”是危險的，但人們卻無時無刻不生活在政治之中。中共的一切事情都是政治掛帥。從學生所謂“思想品德”教育，到上大學、就業、參軍，都離不開政治審查。對重要社會事件，更免不了要進行一番表態。四十年前，在家里種幾根青菜，養幾只雞都是政治問題，要被割資本主義尾巴。在歷次運動中，不跟上形勢，“政治思想不積極要求進步”的人往往成為被社會歧視的對象。黨反對的不是搞政治本身，而是看你是否與黨保持一致。與黨一致的時候，再大的搞政治都是正確的，與黨不一致的時候，再不是政治的事情也會被扣上“搞政治”的帽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