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斗的意識一脈相承 或許很多人以為斗爭的歷史已經過去。但是，人的思維方式一旦形成就很難改變。另一方面，語言系統有穩定性的特點。形成了的話語系統會通過年輕一代的語言習得而成為他們的話語習慣。換句話說，小孩學說話的過程，就是學習一種話語方式的過程，同時也是學習一種思維方式的過程。家長、老師和全社會在長期政治斗爭中形成的斗爭心態，會以另外一種變體在年輕一代身上呈現出來。現在的孩子小小年紀就斗富比闊、瞧不起窮人、嫉妒心強，都是一種爭斗心的表現。我們深入思考就會發現，“語言中帶有斗的意識”在中共統治的幾十年歷史中是一脈相承的。
我們可以把爭斗語言大致分成如下幾類：
恃強凌弱型：
例一：“無怪乎，最近出現了左派、右派齊喊造反的怪現象。老實告訴你們，珍珠不容魚目來混雜。我們只許左派造反，不許右派造反！你們膽敢造反，我們就立即鎮壓！這就是我們的邏輯。反正國家機器在我們手里。”（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紅衛兵大字報，1966年）
例二：“我是公務員，打他又怎樣，打傷了給他十萬，打死了給他二十萬。”（2004年重慶萬州發生數萬人的大規模沖突事件，起因是一個自稱“公務員”的人毆打一個不小心用扁擔碰到他妻子的民工。這句話是引發沖突的重要導火索。）
例三：“誰讓你不幸生在中國了？”（2005年底何祚庥接受媒體采訪，談到中國礦難頻發的問題時說的話。）
其他例子包括“把臺灣炸為焦土”等等。這類話反映了典型的恃強凌弱心態。
妒火中燒型：
例如：“無產階級失去的只是鎖鏈；他們將得到的是整個世界。”（《共產黨宣言》。這句話反映了典型的流氓無產者心態：把世界鬧得天翻地覆，“無產者”才能渾水摸魚，一夜暴富。）
更多例子：“有什么了不起的？！”（意思是沒什么了不起的）“多新鮮哪？！”（毫不新鮮）“誰家過年不吃頓餃子？”（別人遇到好事或者取得成績，只相當于過年改善生活，稀松平常，沒什么值得羨慕的）“就你行！”（意思是“沒什么好顯擺的”，“其實我比你更行”。）
針鋒相對型：
例如：“你不打他就不倒”；“東風吹，戰鼓擂，這個世界上究竟誰怕誰？”“我跟丫死磕！”“跟我斗？沒你好果子吃！”等等。
自貶貶人型（惡者反守為攻）：
使用這種話語策略的人，先把自己（或者所有人）說得一錢不值，然而開始放手打擊對方，而不擔心對方反擊。這種策略的微妙之處在于，說話者占據了道德至低點，反而相當于占據了話語權的制高點。
例如，有人用普世的道德準則來批評中共時，中共往往辯解說，“在階級社會中，道德都是為統治階級服務的。”其潛臺詞是，“資本主義國家的道德、人權、宗教信仰、新聞自由都是‘虛偽的’，是為‘資產階級’服務的；既然都是虛偽的，那就別怪中共所謂‘社會主義道德’、‘有中國特色的新聞自由’為共產黨統治服務了。”
又如“我是流氓我怕誰？”等。
損人不利己型：
共產黨的斗爭哲學發展到登峰造極地步之后，產生了一種“魚死網破”、“同歸于盡”的病態心理。
例一：“原子彈（戰爭）現在沒有經驗，不知要死多少，最好剩一半，次好剩三分之一，二十九億人口剩九億，幾個五年計劃就發展起來，換來了一個資本主義全部消滅，取得永久和平。這不是壞事。”（毛澤東）
例二：“無論如何，我們中國共產黨是不會退出歷史舞臺的！我們寧肯要這整個世界甚至整個地球與我們黨共存亡也不會退出歷史舞臺！！！現在不是有什么‘核捆綁’理論嗎？就是說核武器把整個世界的安全捆綁在一起，要死大家一塊死。”（遲浩田《戰爭離我們不遠，它是中華世紀的產婆》）
又如“我不好過也讓你好過不了”，“我死也不讓你活著”等。
破罐子破摔型：
這種爭斗性語言體現了一種極不理性的、跟自己過不去的心態。說這種話的人被一種“盲目地斗”的意識支配，不管堅持的是什么，也不管堅持的東西多么荒謬、錯誤、沒有意義，不撞南墻不回頭，不見棺材不落淚，表現出一種極不理性、對自己不負責任的態度。
例一：“多少一點困難怕什么。封鎖吧，封鎖十年八年，中國的一切問題都解決了。中國人死都不怕，還怕困難嗎？……”（毛澤東）
更多例子：“我就這樣了”，“你能把我怎么樣？”，等等。
從上面這些例子，我們可以看到，雖然隨著共產黨統治策略的變化，人們的言談話語方式呈現出不同的面貌，但其中“斗的意識”是一脈相承的。
需要強調的是，坦白直率的語言中不一定含有斗的意識，俗話說“忠言逆耳利于行”，善意的語言乍一聽也可能是不入耳的。問題的關鍵在于，人們說話時是抱著與人為善的態度，還是存心找茬、拆臺、挑釁、有意無意打擊別人、貶低別人、抬高自己。
（3）爭斗語言的惡果
爭斗語言傷人心。中國諺語說“話能開心鎖”，可是充滿了斗的意識的語言可以給人的心靈造成嚴重傷害，開啟了人際爭端，這種語言不但不能打開心鎖，反而結下不少難解的心結。2006年北京一項研究報告顯示，教師使用語言暴力是一個普遍現象。72％的被調查初中生表示，老師使用的不文明語言對其造成了心理傷害。在另一項報告里，81.45％的被訪小學生認為校園“語言傷害”是最急需解決的問題。
語言暴力在一定時候，很容易轉化為行動暴力。因為語言的爭斗，人與人之間沒有矛盾會產生矛盾，小小問題可以鬧出人命來。2005年，一個北京的警察到山西太原，在紅綠燈前和一個太原的警察拌了幾句嘴，這個太原的警察覺得咽不下這口氣，竟然找了一些人，將這個北京的警察活活打死。山東濟寧市一個十四歲的少年，僅僅因為一個網民的網名不合己意就與對方在網上展開惡罵，后來對方換了一個女孩子的網名與其交談，套出其正在上網的網吧地址，然后趕到將其一刀砍死。
爭斗語言誘導人們用斗爭哲學的眼光看待問題。語言是人思維的工具，習慣性的帶有斗的意識的語言誘導人們用“斗”的思路去解決問題。這就好像一個人本來想找刨子做木匠活，可是找來找去只找到一把斧子，于是只好改劈柴了。現在的中國社會人與人之間的勾心斗角跟語言中斗的意識關系很大。比如，領導對下屬頤指氣使，動不動就是“我就不信治不了你”。下屬不服管，心里想的是“看你能把我怎么樣？”隨之而來的，就是彼此間的爭來斗去。
在政治和外交場合，這種斗的意識反映更為明顯，后果也更加惡劣。2003年5月19日世界衛生大會的會場外，臺灣媒體問：“你聽到臺灣二千萬人（加入世界衛生組織）的需要嗎？”中共駐聯合國代表沙祖康用不屑的口氣說：“早就給拒絕了！”并以傲慢的口氣說：“誰理你們！”也是這個沙祖康，在被問及為什麼法輪功學員被關在精神病院注射傷害神經藥物時，毫不掩飾地回答，“他們活該”。
被稱為“紅衛兵外長”的李肇星回答記者提問時態度蠻橫無禮是出了名的。一次一位西方記者問起鄧小平的身體狀況，李答：“他身體很好。”記者又問：“鄧小平是在家還是在醫院擁有這樣良好的健康狀況？”李回答：“一個具有普通常識的人是會知道身體健康的人應該住在哪里的。我不知道您在身體好的時候是否住在醫院里。”記者的提問并不刁鉆，完全可以不失外交風度地正面回答，可是李外長斗的意識根深蒂固，隨時都要表現出來。再如，鄧小平說，“學生娃不聽話，一個機槍連就解決了。”江澤民說，“我就不信共產黨戰勝不了法輪功。”這些都是共產黨的斗爭、暴力、鎮壓的習慣性思維在語言上的反映。
爭斗性的話語習慣使人無法心平氣和地接受信息、理性公允地探討問題，討論時使人一味追求在語言上壓倒對方，沒有從善如流的聽德，更沒有知錯就改的雅量。
爭斗性的說話方式一旦開始，必然不斷惡化，就像人常吃味道重的東西，隨著年齡的增長，口味會越來越重。強烈的語言用久了，人們會覺得不夠勁兒，必然去尋找、制造更富刺激性的語言。在這種環境中日復一日，人們必然變得更為麻木。
（4）清除斗的意識，純凈我們的語言
一個真誠、善良、寬容、自信的人，不會動不動就喊打喊殺，更不會非要在語言上壓倒對方，放狠話、講歪理，千方百計在語言上擠兌別人，讓對方尷尬難堪，從而獲得一種心理上的滿足。爭斗語言的背后，是中共斗爭哲學造成的一種混合著自大和自卑的扭曲心態和畸形人格。
在正常的人類社會里，人們對待同等地位的人彬彬有禮；對待比自己弱小或不幸的人，講話盡量和氣溫婉，好言安慰；夫妻相處時相敬如賓，教育兒童時循循善誘；講道理時就事論事、冷靜理智，錯了也會坦率承認。君子風度的后面，是平和自信、與人為善的健康心態。
清除語言中斗的意識，僅靠語言上的努力無法解決問題，我們需要從根本上改變黨文化的斗爭思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