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戒心生惡果 人人見面有戒心的黨文化思維使中國人活得極其沉重。戒心可能會使人得到暫時的自保甚至好處，但是長遠來看，本來可以坦誠相處、相互信任、過得輕輕松松的生活就變得高度戒備、提心吊膽、事事防備。人人見面有戒心造成人人為近敵，連自己身邊最親近的人都不敢完全相信依靠。長此以往，生活質量大大下降，生活中難以享受信任和輕松帶來的快樂，精神病癥和其他心理疾病的比例大大增高。據精神病學專家估算，中國目前至少有一億人患有各類精神障礙疾病。
在戰場上保持警覺是正常的，但在日常中時刻情緒緊繃，防衛別人，這就不是正常人的生活了。“人人見面有戒心”的情況并不存在于正常社會。在許多國家，整個社會鼓勵言而有信的品德，人與人之間無須相互琢磨，不用費勁去打聽別人的德行，人際關系非常簡單，做人要輕松得多，每個人都可以從中享受很大的好處。
戒心思維也使中國人之間合作難、矛盾多。對整個社會而言，這樣的戒心成本恐怕難以計算。
戒心讓人們什么也不相信，當然也就不會相信中共體制外的一切，連事情本來的面目也不相信了。當中共扭曲掩蓋的事實真相被揭露與還原時，人們會持懷疑、不相信的態度，因而在很大程度上讓中共的造假宣傳、操控和欺騙民意得逞。
戒備心理對中國的國際關系也構成了障礙。中共煽動的戒心和仇外心理，不僅使別國難以產生信任感，也無法使自己真正走入世界舞臺。帶著這樣一種有色眼鏡，把別人都看成“反華勢力”，如何去正確解讀別人的信息，如何與世界各國合作呢？
人們可能覺得，我不防備別人，不自我保護，別人不把我當傻子欺負嗎？的確，誰愿意甘當第一個放棄戒心的人呢？有人用踮腳尖的例子來說明這個問題。大家都踮著腳尖看戲，都很累，如果大家一起放下腳尖來，都會變得輕松而且能更好地看戲。可是，誰也不相信誰，我放下腳尖了，別人不放，就我看不到，這不虧大了嗎？
從黨文化中去尋找答案，是不可能的，因為“人人見面有戒心”的狀態就是黨文化造成的。只有解體中共，才能清除造成戒心的大環境。人們免于來自共產黨的打擊和迫害之后，才能有信仰自由，才能逐漸恢復仁義禮智信等等中國傳統觀念。這樣自然就會有人愿意選擇放下腳尖，他們善待他人、誠實守信的行為又能帶動整個社會道德的提升，從而回歸正常社會狀態。
2）語言中帶有斗的意識
2001年，中國大陸一位語言學家在年輕人中做過一個流行語調查，在前十名流行語中，“惡心”、“白癡”、“變態”等具有強烈攻擊性的詞語赫然位列其中，高居第二位的竟是“去死吧”。
爭斗性的語言不僅存在于青少年亞文化當中。如今中國人生活的各個方面都彌漫著這種語言。比如，文化衫上寫“別惹我，煩著呢”；歌詞鼓動“該出手時就出手”；書名叫“中國可以說不”；幾萬球迷在足球場上有節奏地齊聲高罵：“傻×”；“你有病啊？！”“你吃錯藥了？！”“你大腦進水了？！”之類的話更是到處都可以聽到。
日常生活中，很多人都親身遇到過這樣的事情：談論問題不是就事論事，而是打擊別人，把別人不好的地方挑出來講，把事情搞黃。話中含刺，語言尖銳刻薄，富有攻擊性，不顧及別人的感受。遇事不是心平氣和講道理，而是先爭一口氣，對別人的不同觀點有時想都不想，不管三七二十一先反對一通才覺得過癮。這種在語言中不知不覺流露出來的斗的意識，在生活中處處可見。
在公共場所購票，在那排著隊，可能不知哪個時候突然上來一些插隊的人。如果你說，“請你排一下隊”。很可能別人會狠狠瞪你一眼，冷不丁來一句：“關你屁事！神經病！”在大街上走路，不小心碰到別人，剛想要道歉，一句高分貝的話已經過來了：“沒長眼睛啊？”看兩人鬧矛盾的時候，旁邊的人有時不但不解勸，反倒火上澆油：“跟他干!”朋友之間開玩笑都會說：“待會搞死你！”
家長教育孩子，語言更是生冷不忌，夾槍帶棒。“早就告訴你，放學第一件事就是寫作業。現在好了吧，作業寫不完，看老師明天不收拾你！”“你看看人家×××，每次都比你強。”“哭！就知道哭！哭也沒人幫你！”“讓你不聽話，等你考完試咱們算總帳！”“你等著，看我不揍你！”“小兔崽子，治不了別人我還治不了你！”
臺灣朋友發現，中國大陸人說話，往往習慣于用反問句，而且語氣很沖。“怎么連這都不知道？”“你自己不會看哪？！”“沒看我正忙著嗎？！”“誰說的？！”“我不是跟你說了嗎？！”“早干什么去了？！”“哪有你這樣的？！”這種說話方式帶有強烈的火藥味和責備別人的意味，暗示對方“笨”、“不正常”，并且因為使用了反詰句而語氣更強。
爭斗性的語言普及到這種地步，以至于一些大眾文藝形式都以語言攻訐為重要內容。近年來流行的很多小品的主要內容就是男女演員的互相攻擊、擠兌，侃爺、貧嘴成為小說、電影、電視劇里受青睞的角色，很多作家把尖刻當成深刻，網絡論壇更是刻毒語言的天下。農民、窮人、殘疾人、相貌丑的人、教育程度低的人，等等，都成為人們攻擊挖苦的對象。
在這種比賽刻薄的社會氣氛下，中國大陸風靡一時的“超級女聲”評委對年輕的女選手說出這樣的話：“跑調了！你真不知道你跑調了嗎？”“你連基本的音樂素質都不具備！”“把民歌都給糟蹋了。”“你唱歌和你說話一樣做作。”“好好學習，前途無量；要想唱歌，死路一條。”“別嚇著后面的選手了。”“別人唱歌是偶爾跑調，你唱歌是偶爾不跑調！”“花錢學聲樂在你有些浪費。”“你年紀不大，卻好像怨婦一樣！”這種話直接打擊人的自尊心，對人沒有起碼的尊重，卻堂而皇之地在電視上對幾億觀眾播出，而人們習以為常，并不覺得有什么不妥，甚至對此津津樂道。
中國人的這種爭斗意識不光表現在爭斗性的語言上。在一般的語言里，也充斥著斗的意識。人們討論問題的時候，往往不是以建設性的態度、從共同把事情做好的基點出發正面立論，而是反面立論，這不對、那不行，反正別人沒有自己聰明，就算本人對該怎么做一樣沒譜兒，也要表現自己的“高屋建瓴”、“深謀遠慮”，顯得比別人強。
老一輩中國人受到黨文化的長期浸泡，年輕人從小就在這個環境中長大，大家都以為中國人自古以來就是這么說話的，并不覺得這么說話有什么不對、有什么不好。其實，中國古人講究溫文爾雅的禮教和溫柔敦厚的詩教，信奉的是“仁義禮智信”的做人準則，講究的是“溫良恭儉讓”的處事態度，說話的態度和方式與今天的人大相逕庭。在西方國家，人們的語言和行為受宗教、道德、法律和職業倫理的強有力的約束，爭斗性的語言被限制在法庭、候選人辯論等有限的場合，在日常生活中，人們說話謙恭禮讓，整個社會處在很和順的狀態。全民人人語言中都帶有斗的意識，而且是強烈的斗的意識，這種現象是中共黨文化的獨特產物。
（1）語言中爭斗意識的成因
與“人人見面有戒心”一樣，“語言中帶有斗的意識”也是中共的斗爭哲學和斗爭實踐的產物。在中共眼里，暴力是一種值得肯定的品格。中共的斗爭哲學，通過教科書、影視作品、文藝節目、歌曲、小人書等等，潛移默化地進入一代代中國人的頭腦和心靈中。人的行為是由思想決定的，如果思想中被灌輸的都是暴力、仇恨的東西，人的語言和行動所反映出來的也必然是暴力和仇恨。所以，中國人語言中的爭斗意識，是中共的暴力哲學、暴力文化和暴力實踐在中國人內心形成的本能反應。在近幾十年的生活和教育中，不管是思想上還是行動中，人們受到了太多斗爭的熏陶，其后遺癥是不言而喻的。
在那七、八年來一次的政治運動中，處處充斥著暴力語言。在中共的媒體上，人們最常看到是“批判”、“斗爭”、“打倒”、“砸爛”、“橫掃”、“牛鬼蛇神”等等攻擊性極強的語言。這種暴力語言在報紙的社論、評論、批判文章中尤為多見。譬如什么“斬斷×××的魔爪”，“誰敢反對社會主義我們就砸爛他的脊骨”，“××決沒有好下場”，“油炸、火燒、剝皮抽筋”，“踏上一只腳，叫他永世不得翻身”等等，都是那種充滿暴力、威脅、恫嚇、火藥味的詞匯。這種暴力語言充分適應了專權者恫嚇大眾、制造恐懼、培養順民的需要，充斥媒體、文件、教科書、文藝作品，滲透進人們的日常生活，極大地改變了中國人的話語方式。
在中共發動的殘酷的政治斗爭中，人們爭斗的惡習被充分調動起來。那些最惡毒、最不擇手段攻擊別人、誣蔑陷害別人的人，最善于給他人羅織罪名、上綱上線、在背后潑臟水的人，經常得到領導和“組織”的重用，飛黃騰達；而那些被誣蔑、被攻擊而卻無法辯解的人則往往結局悲慘。為了避免這種被動挨整的境地，人們努力打造自己的語言本領，讓自己變得伶牙俐齒，隨時可以迅速反擊別人。到了今天，無理爭三分，誰嗓門大就是本事，已經成了人們潛意識的本能反應。
語言中的爭斗意識反映了黨文化中人的深刻不安全感。在正常的人類社會中，人們信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古訓，對別人不使壞心，也不用時刻提防別人，心里篤定踏實，更不用在語言上跟別人爭斗。而黨文化造成了人時刻擔心自己挨欺負、吃虧，因此要通過在實際上或者言語上勝過別人來給自己贏得安全感。中共宣傳弱肉強食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弱勢者只能處在食物鏈的低端被別的動物捕食，而處于食物鏈高端的強者才最有安全感。這種思想將原本和諧的人際關系變成斗爭關系，在斗爭中是否獲勝成為人自我評估安全感的重要指標。于是在今天的生活中，人們把說得過別人當作自己反應敏捷，聰明才智勝過對方的表現，覺得自己高人一等，比別人強，過后心里沾沾自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