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語言——民族的靈魂和記憶
語言是人類用以儲存記憶、交換信息、傳遞經驗、教化后代的工具。作為一個民族的靈魂和記憶，語言凝攝著該民族的終極關懷、價值觀念、歷史智慧、思維方式、審美趣味、社會風俗，反映了該民族與宇宙的關系、在世界中的定位、整體的生存方式和發展的走向。語言既是文化的一部分，又是文化的載體。語言是文化大系統中最重要的子系統。
據《易．系詞下》記載：古代伏羲氏治理天下的時候，他抬頭觀察天上日月星辰的現象。俯身觀察地上山川河流等變化規律，觀察鳥獸皮毛文采與地上適宜生長的植物，近則取法于人身，遠則取法于各物象，于是開始創作八卦，用來與神明的德性相貫通，用來表征萬事萬物的情狀（“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這段話雖然是講八卦的起源，但我們幾乎可以把它移用來概括中國語言的起源。先民們把自然界和人類自身的形象提取出來，制成半抽像半具體的符號，用來表征天地萬物，并且與神明溝通——這就是漢語的來源。漢語的起源決定了其字形和語音與宇宙有著巧妙的連帶關系，語言成為溝通天、地、人三者的橋梁。
語言塑造了一個民族的獨特精神風貌。由于人類一切精神和物質活動都以語言為中介，因此可以說，一個文化的形態就是該民族語言的形態。在一定意義上，創造文化，就是創造一種獨特的語言；毀滅文化，就是毀滅承載這種文化的語言。
古人云，言為心聲，文以載道。古人以虔敬的心情，珍重上天賜予他們的語言文字。從存世的典籍我們可以約略看出先民的語言風貌和精神風貌。從深奧精微的《周易》，到簡括透辟的《老子》；從溫柔敦厚的《詩經》，到瑰麗高潔的《離騷》；從微言大義的《春秋》，到雄深雅健的《史記》；從質直少文的漢譯佛經，到恢弘華美的唐詩、綺麗婉約的宋詞、酣暢淋漓的元曲，漢語記錄了中華民族的高度智慧、博大的內心世界和不懈的精神追求。
一個自尊的民族必然尊重自己的語言，一個自愛的民族必然愛護自己的語言，一個自強不息的民族必然善用自己的語言。
可是，由于近代中國在文明進程中遭遇種種內憂外患和屈辱，一次次軍事和外交的挫敗使很多人漸漸喪失了對古國文明的自信，也喪失了對中國語言的自信。白話文運動，世界語運動、廢除漢字、線裝書扔茅廁……知識份子提出一個比一個更激進的方案。危機意識深重的民眾不暇深思，一些方案于是在社會上贏得了相當程度的贊同，漢語的純正性開始被緩慢侵蝕。雖然如此，這些局部的對語言文字的摧殘和變異，由于沒有政權的大規模介入，并沒有對語言造成致命性的打擊。
中共奪取政權以后，視正統中華文化為其專制統治的最大障礙。面對人口眾多的中華古國，中共無法完全撇開傳統另搞一套，因此它選擇了借體寄生、從內部毀滅民族文化的做法。它對漢語的態度也不是連根拔起，而是繼承表面形式，輸入黨文化內容，使黨文化的毒素附著在民族語言的肌體上。這種做法，對于中共來說，可謂“成本最小，收益最大”。中共利用其掌控的宣傳部門、文化部門、教育部門，報紙、廣播、電影電視、文藝團體，沒完沒了的會議、堆積如山的文件、不間斷的狂暴政治運動，創造了數量巨大的黨文化新詞和特殊的表達方式，再用字典、詞典、各種工具書、教材、語言規劃部門的文件把它們固定下來。簡化字的頒行使年輕一代無法閱讀古籍，中共的御用文人鼓吹其黨魁創造了新的語言規范和美學標準，大、中、小學一以貫之的黨文化教育使學生們把邪惡僵化丑陋虛偽的黨話當成理所當然。時至今日，同志、宣傳、貫徹、執行、斗爭、勞模、代表、會議精神、路線、認識、領導、上級、號召、奮斗、委員會、思想匯報、自我檢查、批評與自我批評等等黨八股詞充斥在文件、報刊、書籍和人們的日常生活里，鋪天蓋地的黨話成了十幾億中國人的語言現實。人們每時每刻都生活在中共刻意營造的語言空間中卻冥然不覺，以為現在使用的語言是民族語言自然發展的結果，以為天下所有正常人都這么說話。離開了黨八股，人們真的不知道該如何說話了。
中共盜用國家政權對民族文化和語言的深刻傷害，可以說前無古人。語言是思維的工具。被黨文化嚴重污染的語言，嚴重地損害了人們反思中共、反思黨文化、構思民族未來的能力。很多人都發現一個奇特的現象：人們用中共制造的語言批判中共，憤怒聲討中共的文章仍然稱中共建政為“解放”，有人在“退黨聲明”中仍然說“我是‘生在新中國，長在紅旗下’的。”讓人簡直難以分辨他到底是要唾棄中共，還是要感激中共。在中共政權搖搖欲墜、人民亟待回歸正常人類文化的今天，認清附著在民族語言上的黨話，清除黨話，已經成為刻不容緩的任務。
1．相互叫“同志”
中國人最熟悉的黨話要算“同志”了：張同志，王同志，老同志，小同志，男同志，女同志，好同志，新同志，家長同志，領導同志，司機同志，局長同志，甚至主席同志……更有影視作品中的經典臺詞和生活中的習慣用語：“同志，我可找到你了！”，“同志們，沖啊！”，“一條戰線的革命同志”，“同一個戰壕的革命同志”，“向某某同志學習”，“向某某同志致敬”，“同志們辛苦了”……“同志”一詞的使用如此普遍，以至于人們都不覺得它是共產黨的詞了。
有人從中國古籍中或者成語中找到幾絲“同志”的蹤跡，但應該說被共產黨流行起來的“同志”一詞并非中國古已有之，而是一個外來詞。考證起來，“同志”來源于英文單詞comrade，常見于十九世紀的社會主義者之間。日本人最先用“同志”來翻譯comrade，后來引入中國，作為對于志同道合（特別是指在政治方面）的人的稱呼。十九世紀末，清光緒皇帝在籌劃“戊戌變法”的時候，就對變法派的大臣采用了“同志”這一稱呼。在同盟會以及以之為基礎而創立的國民黨內，“同志”一詞的使用已經比較普遍。但是“同志”在國民黨內使用的時候，更像是一個普通名詞而非稱謂用詞。在使用稱謂時，依然采用“先生”、“女士”、“小姐”等。例如：“張先生是我們忠實可靠的同志”。
1920年，毛澤東、羅學瓚等人在通信時，也開始引用“同志”一詞。1921年，中國共產黨“一大”黨綱中規定：“凡承認本黨黨綱和政策，并愿成為忠實的黨員者，經黨員一人介紹，不分性別，不分國籍，均可接收為黨員，成為我們的同志。”這是中國共產黨在正式文件中最早使用“同志”一詞，并賦予其新的涵義。1923年以后，在中共內部以及與外國共產黨及工人組織之間，互稱“同志”也多了起來。
中共奪取政權之后，“同志”一詞在中國大陸地區普及到社會各個層面、各個角落。中共頭目在1959年還專門指示，要大家互稱“同志”。1965年12月14日，中共中央專門發出通知，要求在其黨內一律稱“同志”。實際上，同志的外延早就擴大了，使得這一稱呼并非僅僅在黨內使用，而是成為公民彼此之間的一般稱呼了，并習慣將這一稱呼放在對方姓名之后，甚至放在職稱之后，成為一種最經常使用的稱謂。例如：“張同志是忠實可靠的”，“部長同志”，“工人同志”，“婦女同志”等等。
中國傳統社會流傳下來的人際交往時的稱謂消失了，都被“同志”了，但是，“同”的是黨的“志”。“同志”抽掉了人的自然屬性，賦予人“集團”、“黨派”、“幫派”的性質。這個稱謂具有鮮明的選擇意味，認同中共的意識形態，遵從中共的“革命”目標，服從黨的領導的就是同志，背后掩蓋的是對所有人自由的剝奪。人們天真地以為，彼此稱“同志”反映了“革命隊伍”中的平等和親切。恰恰相反，“同志”讓人失去自由意志而成為黨的馴服工具，這個詞表面的平等背后是森嚴的等級差別。“毛澤東同志”反映的是絕對權威，“小平同志”表現的是領導一切的地位，“江澤民同志”顯示的是陰謀家的火箭竄升。什么時候中共干部把治下的老百姓看成過平等的“同志”？
中國自古對于稱謂是很有講究的。《論語．顏淵》記載，齊景公向孔子問為政之道，孔子說：“君要象君的樣子，臣要象臣的樣子，父要象父的樣子，子要象子的樣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論語．子路》記載，子路一次問孔子：“如果衛君有意讓您來主政（衛君待子而為政），您將從何處下手呢？”孔子說：“那一定要從‘正名’開始吧（必也正名乎）！”“如果名不正，說起來便不順；說起來不順，就做不成事；做不成事，便不能興禮樂；禮樂不興，那么刑罰也不能中肯；刑罰不中肯，民眾將會手足無措，不知如何是好啊（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
在傳統觀念中，制訂并使用恰當的命名是“為政”（治理國家和社會）的出發點。恰當的稱謂（五倫：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把人置于一個自然形成的社會關系網絡當中，使人的行為有所依據。
語言不僅僅是思想的外衣，語言也能創造出物質現實。中共就是這樣在廢除傳統社會以天然倫理為基礎的稱謂系統的同時，廢除了傳統宗法制度，把社會中原本定位有序的個人變成了無序無位的幫派教派成員。
把豐富的稱謂簡單化為“同志”，其實是共產黨斗爭哲學的需要。“同志”一詞也確實只是在搞暴力革命的共產黨國家成為主流稱謂。這一稱謂在社會學上的特征為：（1）個體獨立性差；（2）群體封閉性強；（3）社會包容性差；（4）較高不安全感。在中共的字典里，不是“同志”，就是“敵人”，就是另類，就成為“人民民主專政”的對象。中共發行的毛選開篇即是“誰是我們的朋友，誰是我們的敵人，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 中共樹立的幾大“民主黨派”人士，是中共政治上的“親密朋友”，中共也都稱他們為“同志”。“對同志要象春天般溫暖，對敵人要象嚴冬般冷酷。” “同志”這個稱謂所具有的肅殺政治氣味，人們也早已習以為常。凡是在中國生活過的人，都知道被中共定性為敵人是什么樣的情形。在上個世紀中期，若你“成分高”（出身于“地主”、“富農”或“資本家”家庭）或有點兒歷史問題什么的，長期蔑視你的人稱呼你一聲“同志”，你能激動得渾身發抖。
在政治斗爭中，失敗的一方可能會面臨著失去“同志”資格的危險。如果勝利的一方認為對方僅僅是犯了錯誤，哪怕是嚴重的錯誤，失敗的一方通常還可以保留黨籍，并且盡管很少再有機會出現在官方文件中，但是在不可避免的情況下（例如訃告），官方文件依然會稱他們為“同志”。如果勝利的一方認為對方的性質比犯錯誤更嚴重，失敗的一方通常會被打成“反革命”、開除黨籍，今后的官方文件也不會再稱之為“同志”了。同樣，在共產黨的國際政治中，是否使用“同志”這一稱呼，也反映了兩國是否還屬于同一陣營。
典型的“同志”既無個體意識，也無社會公民意識，承擔不了正常社會中公民應負擔的責任，剩下的僅僅是對上級幫派組織中共的服從。眾多“同志”不能構成正常意義的社會，僅能構成團體和宗教。這個團體采用控制的方式攏住人心，并執掌國家政權，把社會變成邪教式的封閉體系。這樣，人們就不難理解，為什麼在中共歷史上，眾人在擠進“同志”行列的同時，不惜把他人打成敵人，以至人人為敵。
這個稱謂通過千百萬次的“稱呼－應答”的實踐，具有強烈的暗示誘導作用，使人們加深對中共集團的認同感。《九評共產黨》揭示出中共是一個害人的邪教，“同志”的稱呼就是這個邪教團體對其信徒的召喚和控制。每次你對“同志”的稱呼做出無所謂的應答，就是承認了你的在教身份，就加強了邪靈控制你的那個無形的紐帶。
“改革開放”之后，雖然在黨、政府和軍隊內部的正式會議和文件中，人們依然會按照以往的方式來使用“同志”這一稱謂，但在社會上的使用面開始縮減，一般人在正式場合相互稱呼不再使用這一政治意義非常濃厚的詞，而是更多地使用“先生”、“女士”、“小姐”或者更顯人情味的“師傅”等等。不過，人們在生活中以玩笑方式喊“同志”的情形仍然比比皆是。母親叫不聽話的女兒“小同志，你聽著”，朋友聚會“來來來，同志們，干杯”，求人幫忙“都是革命同志嘛”。這種看似不當回事的叫法，卻是黨話對人民生活潛移默化的最深版本。只要人們樂于叫“同志”，不管有沒有意識到，人們就在同共產黨的志，就在堅持共產黨的話語系統，就是在維護共產黨的極權專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