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不能不承擔的后果
中共不定期的發動各種政治運動。每一次運動，都是一場巨大的災難。這些運動能夠發動得起來，與人們放棄自己的判斷、使用“黨叫干啥就干啥”的思維方式是分不開的。“黨叫干啥就干啥”意味著死心塌地追隨中共的斗爭哲學，極大程度地增強了中共與天地人奮斗的能量，成全了中共的各種統治目的。
人們跟著中共殺人，于是幾百萬的“地主”、“資本家”、“知識分子”人頭落地；人們跟著中共搞大躍進，幾千萬人死于饑荒；人們跟著搞文化大革命，中國社會由此經歷了一場前所未有的文化破壞和人性魔變；人們附和取締法輪功，于是中華民族上演了一場有史以來最慘烈的信仰迫害。
從地富及其子女可以斬草除根，挖心吃肉，張志新被割喉管，國家主席劉少奇在沒有正式法律手續前就關押迫害致死，到法輪功學員被活體摘取器官，還需要多少教訓來讓人們從中共的“黨叫干啥就干啥”的洗腦奴役中走出來，不再跟從中共作惡？
在“黨叫干啥就干啥”的奴役中，中國社會人人都是受害者，那些越是緊跟中共的人，受害越深。
中共稱呼貧困地區為“老、少、邊、窮”，老就是指中共曾經建立過的所謂“農村革命根據地”。中共能得到政權，很大程度上靠農民出人出錢出糧出命。陳毅曾說：“淮海戰役的勝利是人民群眾用小車推出來的。”中共建政后，不但沒有知恩圖報，努力幫助當地農民變富裕，對農民亂收費卻從來沒有手軟過。不但用戶口制度把農民捆在土地上，現在還強征屬于祖輩的土地，再高價出售給房地產商。目前的中國，大部分貧困地區都曾經是“革命老區”，幾十年過去了，可這些地方變得比中共建政以前還窮。
陜北是中共的“革命老區”，陜北的小米救了中國共產黨。中共中央在陜北居住達十年之久。樹被砍盡，草被挖盡，米被吃盡，人被用盡，陜北百姓為中共做出了巨大犧牲。“改革開放”后，陜北剛剛發現大儲量能源，中共又打著“國家開采”的幌子，大規模開采，資源被調撥到其它地方，資源賣的錢，都歸了中央企業，讓當地繼續受著中共的盤剝。
中共自稱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奪權時利用工人搞工人運動，武裝斗爭；反右時讓“工人說話了”，充當“反右派”的堅強后盾。文革時組織“工宣隊”，讓工人收拾武斗的爛攤子，鎮壓“四五運動”靠工人當“工人糾察隊”。1989年的學生運動中又拉攏工人，讓工人置身事外維護中共統治。
中共建政以后，為了能夠讓工人跟黨走，做斗爭工具，可以為黨勞動，曾經給過中國工人“鐵飯碗”、福利保障和社會政治地位。然而“改革開放”后，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指的是太子黨、官員、白領、骨干、精英。中共自己的官方研究機構披露：在金融、外貿、國土開發、大型工程、證券五大領域中，擔任主要職務的基本上都是高干子弟。中國的億萬富豪，九成以上是高干子女，其中有二千九百多名高干子女，共擁有資產二萬億。
而那些曾經“黨叫干啥就干啥”、把汗水和青春都奉獻給了黨的工人們，原以為一輩子都可以捧著鐵飯碗，卻被黨毫不留情地拋棄，還送了一個好聽的名詞——“下崗”。國有企業數千萬工人失業，工人在丟掉工作的同時也失去了單位提供的一切社會保障，包括住房、教育、醫療保健、退休金等等。不但如此，工人對下一代的希望也被無情地擊破，大學的學費工人家庭無法負擔，就算是好不容易供到畢業，工人的子女沒有靠山，也很難找到好工作。
軍隊是中共的命脈，黨指揮槍，黨指到哪就打到哪。對于每個士兵和軍官而言，黨叫干啥就干啥簡直是天經地義的事情。中共軍隊的退伍軍人條例和待遇規定都是由中共中央軍委總政治部以政策條文發布，隨時可以變。一無國家法律明文規定的保障，二無統管全國退伍軍人的部門或機構，中共用完后撒手扔回社會，士兵退伍“從哪里來，回哪里去”，基本上沒有后續的福利待遇。傷殘軍人更是無依無靠，找黨中央去上訪也無濟于事， 給北京的申訴信被上級轉發下來以后，地方官員不屑一顧地說“是一堆廢紙”，“告到聯合國也沒用” 。
參加過抗美援朝的老兵們，除了能呆在部隊的，當了烈士的，家中親人的生活中共基本不管；傷殘活下來的，大多回到了農村，日子都過得窮困潦倒，晚景孤苦凄涼；當過俘虜后歸國的，二三十年不能抬頭做人。對越作戰中，當年的“孤膽英雄”、“一等功臣”現在已經無人問津，死去的士兵和基層軍官撫恤金800元到1000元不等，一次了帳，家屬日后生活不聞不問。云南麻粟坡烈士陵墓園埋葬著957位老山作戰犧牲的士兵，其中300多位的家屬二十多年從未來過，大部分是因沒有路費而不能前來，有些家屬來到陵園竟沒有路費回家。
“黨叫干啥就干啥”在今天的一個表現是追逐財富，因為中共希望人們追求物質利益而放棄其它的權益。而且共產黨也一改以前的“消滅剝削階級”的政策，連資本家都允許入黨了。在平均身價達22億的中國頂級富豪中，黨員比例高達48.5%，近半數頂級富豪為中共黨員。然而在做了黨的經濟工具、為黨忠心效勞之后，一旦分贓不均或者某處關節沒有打點好，就立即面臨牢獄之災。牟其中、楊斌、周正毅、李經緯、張海等等紛紛鋃鐺入獄，“中國富豪榜”成為“中國囚犯榜”。利用共產黨富起來的人，紛紛把子女財產轉移到海外，因為教 訓已經太多了。“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當年曾經擁護共產黨的“資本家”們被搞得傾家蕩產，家破人亡就是明證。
上面談到的是卸磨殺驢的部分，到了關鍵時刻，中共為了保護自己，連能用的工具都可以犧牲掉。文革結束時，在全國軍管干部中有17人、警察793人共810人被拉到云南秘密槍決，為蒙騙家屬給一張“因公殉職”的通知單，以隱瞞內幕，殺人滅口。當時的北京公安局局長劉傳新則在追查開始之前就畏罪自殺了。無獨有偶，江澤民也曾經通過美國的親信試探法輪功口風，提出可以像文革一樣槍斃一些打死法輪功學員的惡警來償命，換取法輪功不起訴，還說可以比文革處理得更嚴厲些，可以死多少法輪功學員就槍斃多少警察。
在每次重大的歷史關頭，中共都表現出“棄善從惡”的行為特征。然而中共行惡，必然假手黨員個體，中共垮臺以后，為罪行承擔后果的也必然是黨員個體，就像當年納粹德國戰敗，紐倫堡審判的對象是納粹黨徒一樣。也就是說，那些“黨叫干啥就干啥”，以“執行命令”、“執行公務”為由，幫助中共作惡的人，也許現在可以依賴中共政權的保護傘，暫時逃過正義的審判，可是中共垮臺以后，每個人都將面對法律的制裁和正義的審判。那時，就再也沒有中共的保護傘可以依賴了。
不僅如此。人間的法庭之上，還有天理的法庭。善有善報、惡有惡報，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自然規律。在中國的傳統文化里，道家講“禍福無門，惟人自召”。佛家講因果關系，“善惡之報，如影隨形”，人做了什么自己都得去承受后果。老百姓說：“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候未到。”古今中外善惡有報的例子多得數不勝數。從歷史來看，那些做了中共工具的人，不管當時如何風光，下場都是很凄涼的。這又何嘗不是天理報應的體現？
人性中善惡同在，面對大的選擇，心里常會有善惡交戰。而在共產黨員身上，情形要更復雜一些，因為黨員都有“黨性”和“人性”的雙重人格。“聽黨的話，跟黨走”，“黨叫干啥就干啥”，號召的是壓抑、滅殺人性，為了中共的獨裁利益而行惡。在共產黨惡貫滿盈、迅速走向覆亡的今天，固執地“聽黨的話，跟黨走”，“黨叫干啥就干啥”，其實是對自己最不負責任的表現。
守住人性中善良的一面，讓正念而不是黨來主宰自己的行為，退出中共，洗清自己身上的黨文化印痕，才能為自己選擇一個光明的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