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批判知識份子
《左傳》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中國傳統文化給知識份子提供大顯身手的歷史舞臺，群星璀璨，人杰地靈。
改造知識份子也被中共視為極其重要的一步。中國傳統社會講“士、農、工、商”四個階層，其中“士”簡言之就是知識份子。“士大夫”階層是道統的承擔者，因此從道德角度來看，他們甚至比統治者更有話語權，更遑論普通民眾。中共不認同知識份子代表的正統道德觀念，但需要以知識份子為中介去改造普通人的思想，因此中共一旦 掌握政權，首先要做的就是改造知識份子的思想。
1950年6月，毛澤東在中共七屆三中全會的講話中就談到，對知識份子，“要使用他們，同時對他們進行教育和改造。要讓他們學社會發展史，歷史唯物論等幾門課程” 。毛所謂的教育和改造除了令大中學校組織教師學習政協三大文件、社會發展史和新民主主義論之外，從1951年秋天開始，組織大批知識份子參加或參觀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鎮壓反革命運動，這一場場的血腥運動讓許多知識份子看到了共產黨的殘忍和兇狠，許多人的脊梁骨那個時候就嚇軟了。1952年1月，全國政協常委會做出《關于展開各界人士思想改造的學習運動的決定》，即讓被改造后的知識份子把中共給他們灌輸的思想推向全國，改造所有人的思想。
早在清末廢科舉后，知識份子中的很多人轉而去依附政黨。這個過程是個痛苦的過程，也是知識份子“主動”進行思想轉變的過程。這種轉變當然不會被中共認為已經足夠，因為知識份子盡管認為他們需要高揚民主和科學的大旗，而儒家的絕大多數修身立命之學仍可作為判斷是非的準則。這恰恰是中共不能容忍的。
毛澤東在1939年12月發表的《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一文，將知識份子一筆劃進“小資產階級范疇”。在那個階級斗爭為綱的年代，這頂“小資產階級”的帽子就足以讓知識份子抬不起頭來。
中共通過宣傳機器歌頌工人和農民，將他們的知識匱乏當做是革命的動力，宣傳“樸素的階級仇恨”加上共產黨的引導就足以使革命走向勝利。而在另一方面，知識份子被電影賦予了符號化的臉譜——戴一副眼鏡，畏畏縮縮；他們拘泥書本，看不起群眾，做事主觀等等。
1958年由成蔭導演的《上海姑娘》公映不久就受到嚴厲批判，其原因竟然在于：“第一，知識份子在沒有一個黨委書記或支部書記給以批評教育的情況下，居然堅持原則，在建設中發揮自己的才干，這是取消黨的領導，反對黨的領導；第二，沒有寫知識份子的‘軟弱性、動搖性、脫離實際、脫離群眾’等缺點，……這是美化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第三，……表現主人翁是受到工人中一些落后思想的影響才導致急功近利……這是‘往工人階級臉上抹黑’。”第三點的原因也是挑撥工人與知識份子的關系。
這些對知識份子的污蔑宣傳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其原因在于知識份子一直是社會思潮的領導者，一直是社會問題的發言人，一直是傳統文化的傳承者和論述者，當知識份子的形象被成功抹黑后，他們所代表的價值觀也就被隨之顛覆了。在群眾眼中，知識份子不再是尊重和求教的對象，而是嘲弄和批判的對象。
如果說上述的誣蔑還屬于“名譽上搞臭”，卡住知識份子的飯碗則是“經濟上截斷”，從反胡風運動到反右、文革則是“肉體上消滅”的一部分。
許多同中共在奪取政權年代出生入死，傾囊相助的民主人士天真地以為自己是開基立業的功臣，因此“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中共也會讓他們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宏大的抱負得到施展的機會。在鼓勵鳴放的“真情”邀請中，這些“士為知己者死”的高人義士，一個比一個正氣凜然，一個比一個跌得更慘。當人們目睹了中共的所作所為，“黨天下”的真實含義遂昭然于天下：“人民民主專政，或曰人民民主獨裁”。章伯均、章乃器、羅隆基、儲安平……等著名文人，無論是愛國歸來的留學博士，還是攜財從共的資本家，從部長、教授、文學家、總編輯、記者的位置紛紛被扔進共產黨的右派牛棚，至死也沒能從冰冷的現實中弄清楚這“民主”和“獨裁”如何能被中共結合成“人民專政”。久誦不衰的精忠報國、舍生取義、人格尊嚴、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等傳統品格，都隨著這末代鴻儒博學之士孤獨的死去永遠從歷史舞臺上消失了。人們恐懼的看到，積極懸掛人間天堂誘餌的中共黨，首先建立的是人間地獄。
那些能夠幸存下來的人，從此戰戰兢兢，不敢再提傳統的價值，不敢再堅持知識份子獨立的思想和人格。例如馮友蘭、郭沫若，僅僅因為毛澤東的一句批評便嚇得趕緊改變自己的學術觀點。對于知識份子而言，獨立的思想與人格就等于生命。這種摧殘造成知識份子的內心苦痛絕對是無法形諸筆端的。
“知識份子”曾經是一種道德的同義詞，表達的是清貧、正義、知識、涵養、不趨炎附勢的社會形象。到江澤民時候，黨的官場上出現了這樣一種角色——“政治化妝師”。與文人的正統迥異，他們在政治舞臺上是抬轎子、吹喇叭的匠人，輔佐的不是圣賢之君，而是雞鳴狗盜的江澤民之流。
在一片機槍坦克屠殺造成的血污中、在國際社會一片制裁和譴責的聲浪中上臺的江澤民需要 涂抹厚厚的政治油彩，于是這幫文人發明了所謂的“三個代表”。他們不僅從政治上葬送了國運，而且從道德上沾污了知識份子必須具有的清白。
時至今日，中國的“專家學者”早已不同于那些繼承了深厚正統文化和行為方式的知識份子，其中絕大多數經過中共無神論、斗爭哲學、社會發展史洗腦，他們只是掌握了科學技術的專業人員，對正統的儒釋道文化并未做過深入研究，更未將其融入生活。
此時的中共打出了“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標語，做著“黨恩浩蕩”的表演，偽知識份子則不遺余力地編造繁復理論去論證中共統治的合法性，抑或是各種社會悲劇的合理性。中共成功營造了“政治精英、經濟精英和文化精英”的鐵三角，需要的就是象何祚庥這樣面對死于礦難的礦工說“誰讓你不幸生在中國了”的“知識份子”。
還有一些受黨文化污染嚴重的知識份子，雖保有做人的基本良知，但空有憂國憂民之心，苦無報國安民之路，無奈中只能爭取“體制內”身份，要求“體制內改革”，凡事尋求“體制內解決”。“體制內解決”無非是首先向共產黨稱臣，承認共產黨和黨文化對自己的控制權和任意使用權，進而取得一點點可憐的發言權。在沒有選擇的社會環境中，一些浸泡在蘇聯文學和共產黨著作中長大的人，珍惜自己成長過程中的宿食，不知道是毒藥，難以放棄對共產黨的理想心結，為社會不公吶喊之余，卻無法幫助人們弄清中共才是萬惡之源。這些人對中共寄予希望的做法實乃用個人的德行遮蓋中共的丑陋，延緩行將就木的中共壽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