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拉赫的文章翻譯如下：
2001年12月11日，中共成為世界貿易組織（WTO）的成員。如果沒有美國的支持，這是不可能的。回想起來，這是我們做過的最糟糕的決定之一。
需要明確的是，美國支持中國加入WTO和其他國際組織是基於中共對市場改革和遵守規則的承諾，即使這種崛起是以西方民主、安全和常識為代價的。中共政權缺乏透明度、互惠性和環境標準，侵犯人權和使用奴工，及其無數次違反簽訂的協議和國際法。對中共的這些行為，我們常常視而不見，避免直接談論。坦率地說，我們認為（並希望）共產中國能夠成為一個市場機制的國家，並最終成為一個更加民主的國家。
這對久經磨練的中共經濟魔獸有利。由於我們的天真，我們允許中共訪問我們最寶貴的研究機構，從而交出無價的知識產權。我們還通過在中國建造最先進的工廠，為中共提供了一些最有價值的產品、技術和複雜的工藝流程。然後，我們通過製造業外包，在關鍵部件和加工材料方面依賴中國，這使它能夠用大規模製造這一武器洗劫美國中西部的中小企業。
這使得中共能夠通過強制技術轉讓、盜竊、欺騙、戰略補貼、人才挖角、網絡黑客、恐嚇和金融誘惑來獲得我們國家一些最有價值的資產。最重要的是，我們允許中共進入我們的低成本資本市場，而無需遵守標準的會計慣例，這意味着它能夠逃避審計。這使得中共能夠為其建設監控能力和強化軍力提供資金。現在，我們允許中共的雲和應用程序公司自由地支配我們大量的消費者數據，這使他們能夠跟蹤美國客戶的購買習慣，更不用說世界其他地區的客戶了。
我的個人觀點
我對中共科技經濟魔獸的看法可以追溯到我在美國中西部的成長經歷。我的父親是德裔美國人，他教育了我誠實和勤奮的價值觀。我童年時在父親只有五個人的加工車間做過焊接工作，這個經歷讓我熱愛製造業。父親說，像他這樣的小公司是美國經濟引擎的核心和靈魂，就像德國的中小型企業一樣。他告訴我，我們兩國製造業實力的關鍵是公平競爭，它可以提高生產力並提高生活水平。父親的願望是我過得比他好，我的孩子過得比我好。
多年來，目睹了中（共）國的大規模生產如何摧毀了美國的中小型製造業基地，深感痛心。我親眼目睹它摧毀了成千上萬的中小企業，比如我父親的機械廠。起初我不明白，但現在我認識到，這是北京利用國家補貼、貨幣操縱、骯髒的不受管制的能源和強迫勞工來操縱競爭優勢的經濟魔獸戰略的結果。
在我擔任通用汽車公司副總裁的10年里，我看到了中共強制技術轉讓的劇本。我了解到，在中國建廠不僅要交出圖紙，還要交美國公司的工程技術。
在硅谷呆了30年後，我看到了北京不間斷的網絡黑客和恐嚇。中共官員和國家資助的中國公司曾拉攏我建立“友好”的合資企業。我看到中共政府用大量資金購買了擁有無價技術但陷入困境的公司，並悄悄地投資於最先進的初創公司。當阿里巴巴竊取了Ariba的知識產權時，我感覺到就像我公司皇冠上的明珠被中國公司竊取了一樣的痛苦。
就在那時，我聽到了我父親的聲音：“我相信自由市場，但是當有人進入市場並且不按規則行事時，市場就不再自由了。這是一個傻瓜市場。”
戴上我的CEO眼鏡
作為上市公司的前首席執行官，我是這樣看的：如果我和你競爭，我可以竊取你的知識產權，使用奴工，行賄，補貼我自己的公司，永遠不必透明，利用不受監管的廉價燃煤電廠，不必在我的國內市場與你互惠，但同時迫使你轉讓你的技術；我可以買你的公司，但你不能買我的，我可以僱用你國家的銀行家和律師，但你不能僱用我的，我可以訪問你的數據，但你不能得到我的，我可以在你的國家傳播我的宣傳，但我不讓你的真相進入我的國家，你的賬目必須被審計，而我的不必，我不必遵守法律，或者我就是法律——那麼我每次都能打敗你。
這就是中共40年來一直在對自由世界做的事情，以帶給自己戰略優勢，而且沒有絲毫證據表明習近平會很快放慢腳步。全球化是假設每個人都公平競爭，並且規範國際貿易的良性經濟力量消除了採取保護措施的必要性。但這一理由存在一個重大缺陷：它沒有考慮到像中共這樣的破壞者。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和全球化所依賴的公平競爭環境已經不復存在——這是中共在加入世貿組織時承諾遵守的規則。
美國CEO摘下玫瑰色眼鏡
許多美國CEO現在開始摘下他們的玫瑰色眼鏡，不再像我們希望的那樣對待共產中國，而是還其本來面目。中共試圖將自己描繪成一個被誤解但善意的全球夥伴，但失敗了。與中共做生意的公司經歷了寄生性合資企業、公然盜竊知識產權、全球範圍內的霸凌，以及被迫交出具有商業優勢的專有信息。
在普京入侵烏克蘭之後，300多家美國最著名的公司瘋狂地縮減了在俄羅斯的業務。不需要博士學位就能夠了解在國際事務中支撐中俄夥伴關係的共同點。兩國政府都以無法無天的行為、口是心非、欺凌、國內的壓制、脅迫性經濟行為和嚴重侵犯人權而聞名。構成中中共監控支柱的科技巨頭——如華為、阿里巴巴、騰訊和小米——仍然樂於在俄羅斯開展業務也就不足為奇了。
隨着習近平最近對私營企業的鎮壓以及攻擊臺灣的真正可能性（中共拒絕排除這種可能性），美國公司董事會越來越明白，與中共做生意和在中國做生意都意味着巨大的風險。董事會對股東負有減輕此類風險的信託責任。這就是為什麼許多美國最受尊敬的董事會成員要求他們的首席執行官制定中國應急計畫。他們意識到，中國風險緩解計畫不是演習。
首席執行官們知道他們不能在這件事上措手不及，因為其造成的影響將是俄羅斯經歷的10到20倍。他們明白，當那一刻到來時，如果他們還沒有準備好，就已經太遲了。當恐懼變得不可避免時，就不再恐懼了。CEO們必須制定計畫並執行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