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跳不出黨文化的思維定勢
黨文化在生活中造就了一個“場”，只要順著黨文化去說話去思維就如同“順水推舟”，“如魚得水”，顯得格外“自然”和“理直氣壯”。相反，想要去澄清黨文化的變異思維，反而顯得如“逆水行舟”。越如此，人們就越迷戀于黨文化，越難跳出黨文化。
一個常見的現象就是，人們不但用對共產黨的“愛”來為共產黨找藉口，同時，還用對共產黨的“恨”來為共產黨辯護——他可以用“經濟的表面發展”來給中共涂脂抹粉，他也可以用“中共是強權，殺人不眨眼”來抵觸揭露中共惡行的努力，認為“沒有用”，從而繼續維護中共的統治。他一方面說：“多黨制是人們私下的共識，很多黨員都意識到這個問題，中共會走到這一天的。”用正面期望來歌功中共。另一方面，針對人民組建民主黨派，他會說“那是胡鬧！共產黨是強權，怎容得了你？”以此作為反面認識來維持中共的現狀。對中共的愛可以在黨文化中找到共鳴，對中共的恨可以在黨文化中得到宣泄，于是，黨文化就成為了一個封閉系統，完全可以滿足人們對共產黨的“愛恨情仇”，讓人不想離開了。
舉一個簡單的問題，“共產黨殺了八千萬中國人，該不該清算？”如果按照正常的思維邏輯，殺人償命，這是很容易回答的，當然應該被清算。可是，今天的很多中國人，他回答不出這個簡單的問題。他會轉彎抹角的把問題弄得很復雜。他會問，“你怎么知道有八千萬？你親眼看到餓死了四千萬人嗎？” 你說中共自己內部都發表透露出這么大的死亡人數。假設你把材料給他看了，他還會說，“你這不是以牙還牙嗎？你總得給人犯錯誤的機會吧？”你說殺人犯在法庭上能為自己開脫，要求一個犯錯誤的機會嗎？他還會說，“總不能都是共產黨的錯吧？”“非洲還有國家也搞大屠殺呢！”“共產黨現在變了，干嗎揪住過去不放？”“共產黨是什么？誰敢清算共產黨？整死你！” 你盯住他，就要他回答一個正常思維的人的簡單答案：該還是不該。逼急了，他會告訴你，“跟共產黨作對，有什么用處？”“你這個問題沒有意義”。總而言之，共產黨殺了多少人，都是沒有必要追究的。中共由此可以胡作非為，逍遙法外。
我們看到，當要他去掉黨文化來回答一個簡單問題時，他就以“沒有意義”來應付了。離開黨文化，他真不知道如何思維了，共產黨成了他的思維底線，任何“沒有共產黨”或“清算共產黨”的思維對他來講，既是恐怖的，也是不可想像的。他就此打住，是因為他不敢觸及自己內心深處對中共的恐懼，更不敢正視自身的黨文化因素。
再比如，人們常用這樣的話來表達對中共政策的認同：“我要是鄧小平，我六四也會開槍”，“我要是江澤民，我也要鎮壓法輪功”，“我要是共產黨，我也會搞獨裁專制”，等等。人們這么說會覺得很自然，感到很安全。“我要是某某某”， 本來是用于衡量一件事情“該不該”，把本來不是自己的事情，設身處地地假設一下，用這種方式來重點突出“我”的態度。但是，當用于中共的時候，“我要是某某某”就變成了用“別人（共產黨）該不該”來代替“我該不該”了，重點不是“我”的態度，而是去表達中共的態度，“我”被藏起來了，從而默認、慫恿中共的惡行。追問一下，他本人到底是什么態度？他會說，我的態度不重要，“沒有意義”。就是說，要他回到正常思維時，他又覺得“沒有意義”了。其實，人們應該向好人看齊，把自己比作歷史上的正義之士，看看在遇到中共迫害人民時，應該如何。就算膽小，不敢說“我要是高智晟律師，我也要如何幫助被中共迫害的人們維權”，也決不應當非要把自己比作強奸犯、殺人犯或是獨裁者啊，這不是個很可恥的比方么？
黨文化對中國人思維的局限，也貫穿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在以無神論為基礎的黨文化中，沒有超階級的普世價值，就如毛所說的，“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過去中共不承認自由、人權等普世價值的辦法是給它們一概加上定語“資產階級的”，所以是“虛偽的”，“無產階級”不需要；今天則換上“中國的國情特殊”的藉口加以拒絕。受黨文化這種狹隘思維左右，特別是當整個社會都已陷入道德冷漠、出現誠信危機、當善惡有報被貶成“騙人的迷信”之時，很多人也不再相信良知、道義了。
中共通過長期赤裸裸的宣傳或半遮半掩的暗示烘托其“中央領導人”的偉大，從昔日的宣傳馬恩列毛之“偉大”、歌功“紅太陽”，到今日的吹捧“改革開放的設計師”、“繼往開來的領路人”，造成很多中國人以宗教的虔誠信任“中央領導”。許多人都很清楚自己身邊中共地方官員的腐化墮落，但這并不影響人們對“中央領導”的良好印象。盡管大家都知道今天中共的“中央領導”都是從地方官員一步步攀升上來的，但人們并不去琢磨為何貪腐的地方官員一旦進入“中央領導”階層就會變得“英明”起來。所以壞事都是地方官員瞞著“中央”干的，重大問題只要“驚動了中央”，或“中央來人了”，就感到有希望解決了；面對中共幾十年來造成關系國計民生的諸多社會問題，很多民眾寧愿一廂情愿地相信“中央領導”總是有辦法解決的，而不是如自由國家民眾那樣，對于國家和社會獨立思考并提出自己的見解。中共鎮壓法輪功，很多人雖然不解中共為何對一個民間氣功團體如此小題大作，但第一反應往往是，“中央這么做必定有它的道理”，用“黨中央”的大腦代替自己思考，而不是理性地去思考“法輪功群眾到底有沒有違法”，“中共這么做到底合不合法”；中共的三峽工程上馬后，有海外專家指出其可行性論證中有重大漏洞。有網友馬上振振有詞地質疑海外專家的水平，并說：“果真是這樣的話，那么真的從中央到地方不是傻瓜就是瘋子，否則怎么會讓這樣愚蠢的工程上馬呢？”言外之意，“英明領袖”們不可能干傻事，不可能有私心，所以“愚民百姓”不必瞎操心。
正是因為人們跳不出黨文化，才使得中共調動、控制人民的思想和行為變得易如反掌。中共就像快死的人一樣，靠的就是不斷的打強心針——面子工程，三峽大壩，神五神六，爭辦奧運等等。我們看到無數的國人跟著中共一起振奮，一起高呼。在這危機四伏的多事之秋，我們看不到人們的清醒和理性，看到的只是在盲目的喧鬧中感受黨文化醞釀出的揚眉吐氣和得意忘形。中共大把燒錢搞面子工程，而不關心對老百姓生死攸關的事情，要的就是為搖搖欲墜的統治“涂脂抹粉”，欺騙人心。
大家都知道，教育和醫療的保障是一個國家生活水平的重要標志。教育是關系國計民生特別是民族未來的大事，不過，因為不是中共的利益所在，所以長期以來中共對教育的資本投入在國民生產總值中的比例只有2%-4%不到，甚至低于世界上排名一百的非洲小國烏干達。中國的醫療制度更是造成老百姓看不起病。過去是廣大的農民沒有醫療保障，現在是許多城鎮人口也有病看不起。為什麼中國人的儲蓄率居高不下，就是對未來沒有安定感，有錢不敢花。西方媒體常問這樣一個問題：中共一面為了當世界強國而到處招搖，另一方面對于真正讓中國強大的基礎問題卻長期忽略。讓他們感到困惑不解的是，中共領導到底想干什么呢？
中共的改革是跛足改革，但是，從黨文化的框框中，就變得格外理解中共，“欣賞”中共。說是因為有意識形態的阻力，中共的改革是“光干不說”，有了效果再上升到理論，從經濟改革會一直推演到政治改革。好像有一天中國人民都全民選舉選出了總統，有了效果，中共才正式宣布要搞民主一樣。其實，中共沒有原則，只要有利它的統治，什么都可以做。但是，任何有實質意義的政治體制改革必然導致中共的垮臺，所以，中共在經濟領域是“光干不說”，大家都去撈錢享樂，而在政治領域，中共卻是 “光說不干”。如果在網上搜索“政治體制改革”，你會發現在中共的媒體上這是一個熱鬧非凡的詞：“全面推進經濟政治體制改革”，“設立政治體制改革特區”，“全面正確把握政治體制改革的目標和根本”，“政治體制改革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體制改革破冰啟航”，“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環境治理與政治體制改革”，“以政治體制改革推進反腐敗斗爭”，“政治體制改革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唯一出路”……但是，人們的一切言論都是在黨文化的框框中轉悠，就好比一棟大樓要塌了，人們想的還是如何裝潢房間的事。跳出黨文化，就能看清中共改革的底線，中共的改革不過是為了維護其統治的改革。就知道它不愿也不敢退出歷史舞臺，指望中共從良，無異緣木求魚。
有人說領導人的更替，新一代上來，總會自由了吧？這是一個很大的誤解。如果沒有人民的努力，獨裁國家不會有真正的民主自由。
大家都注意到一個現象，就是現在年輕一代升任到領導崗位之后，許多人比他們的上一代更大膽。這里的大膽不是民主大膽，而是抓權、抓錢和搞烏七八糟的事更大膽。他們就是在共產黨的那個體制中吃透了共產黨的那一套鉆營上去的，是帶著共產黨的原罪上去的，他們是沒有理想的，心思都在個人的、家族的、集團的利益上，指望他們把權力交給人民，是不可能的，就算有個別人要做，他們面對的卻是共產黨整個的一部暴力機器和一損俱毀的利益集團。
看到中共現在的領導權交接比較平穩，有人又想了，中共進步了。其實，過去因為黨的地位很穩固，權力斗爭就表現為個人與個人之間赤裸裸的爭斗，他們沒有“黨要完蛋了”的后顧之憂。而現在，中共的“亡黨危機”迫在眉睫，維護黨的統治本身就成為中共的“共識”，黨的集團利益是個人利益的最佳保護傘。所以，權力斗爭就演變為要“維護大局”下的幫派與幫派的“團伙”斗爭。表面上好像平靜了，實際上，黑箱斗爭更激烈了，既要維護黨不跨臺，又要爭權奪利，矛盾更復雜，危機更深重。就像一條街上，過去是兩個惡徒老在街上打架，現在是拉幫結伙，轉入地下，變成了黑幫組織，這比過去更可怕。中共現在的所謂領導權交接的“制度化”，就是黑箱制度化，團伙化，完全黑社會化。
結語
幾十年來中共改造人們思想的努力一直沒有變過。激烈的批斗大會、枯燥的政治學習、喜聞樂見的文藝節目，都是中共灌輸黨文化的有效工具。五千年的文化底蘊，終究敵不過共產黨的這種封閉式的輿論宣傳。人們的思想真的被改造了。
我們常說中華民族是勤勞勇敢智慧的民族，創造了輝煌的歷史文明。在現在所謂的“人口多，底子薄”的國情之下，更需要全民族的智慧和膽識，共襄國事。可是人民的智慧卻被黨文化所控制，把思考權推給了共產黨，在重大國策面前只想黨之所想，只做黨之所做，智慧被共產黨所限制。
共產黨把秉承神傳文化的炎黃子孫變成了不信神的民族，把敬畏天地神明的善良百姓教唆成天不怕地不怕的狂徒，道德敗壞，什么壞事都敢做，滿嘴謊言，行為低下，這樣的民族如何在世界之林“崛起”？
黨文化帶給我們民族的災難是深重的。共產黨關心的是自己的個人和集團利益，為自己的惡行制造各種似是而非的藉口，作為一種罪犯心理，這種情況有其必然性。但是不管它們自己怎么想，人民大眾除了關心今天的生活，也同樣關心國家和民族的長治久安。如果接受共產黨以維護它們自己利益為根本目的的思維和邏輯而置民族的未來而不顧，那就非明智之舉了。
“給中共時間”，是人們回避中共問題的常用藉口。聽起來好像人們有很多種選擇，這次先給中共多一點時間試試看。其實，人民根本就沒有選擇的機會，這么說是給自己找個心理平衡。時間本身不可能改變中國，只有在這段時間內人民的努力才能真正改變中國。解體中共，解體黨文化，根除阻礙中國自由發展的根本因素，讓人民回歸到正常的思維，民族才有重振的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