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的新詞也是在黨文化的思想中制造出來的
黨話不是停止不變的。人們形成的黨文化思維就像是加工廠，機器和流程都是現成的，來的新信息和社會現象經過黨文化思維的加工就成了新的黨話。它們屬于黨的系統，具有黨要的內涵，但是又因為不是赤裸裸的黨的意識形態內的詞匯，所以更不好分辨。
當今網絡上流行一個字母縮寫“FB”，這兩個字母原本是腐敗的拼音字頭，一般代表吃飯聚聚，也有些人就直截了當說，“今天去腐敗一下”。這個詞誕生于民間，本身不是中共造出來的，但它是在黨文化思想的影響下造出來的。它把本來屬于負面的腐敗行為正規化，弱化了社會對腐敗行為的道德壓力，實際上也認可了腐敗現象無處不在，暗示中共的腐敗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這好比人們若習慣把日常的正常行為稱做偷竊，則真正的偷竊者就不再會感到自己的行為可恥。
“弱勢群體”一詞，也是產生于民間，隨著頻繁使用，2002年開始在中共正式文件中也出現了。這個詞通常指不適應社會變革的“大潮流”而被弱化的人群，如從原國有企業失者，農民工等等。在黨文化弱肉強食、適者生存的邪說影響下，人們往往以為這個群體在“生存競爭”中處于劣勢，因而是不適應社會體制的變革而被淘汰的人群。這從根本上掩蓋了“弱勢”其實是由中共非人性的專制制度造成的這樣一個事實。這個群體其實是被中共專制制度壓迫和剝奪權益的群體。以中國最大的“弱勢群體”——農民為例，中國農民在政治和經濟上長期地位低下，這完全是中共的歧視政策造成的。這種歧視可以和惡名昭著的前南非種族政策相比。這里引一段中共四十年前編寫的小學地理課本對南非的概況描述，讀者不妨對比一下中國農民和非洲黑人的境況：“南非聯邦政府先后頒布了‘通行證法’、‘種族隔離法’、‘奴役法’等七十多種種族歧視和壓迫的法令，每一個法令就是一道枷鎖，非洲人的權利和自由被剝奪干凈。拿“通行證法”來說，這項法令規定年滿十六歲的非洲人必須攜帶‘身份證’‘遷移證’‘尋職證’‘納稅收據’‘居住證’等二十多種，以備警察檢查。如果證件不全或者忘記攜帶，就要作為‘無業游民’遭到逮捕。根據南非聯邦警察局的報告，僅在 1958年，就有將近六十萬的非洲人由于違反‘通行證法’和‘檢查法’而被逮捕。”但在黨文化的洗腦下，清醒認識到中共的歧視政策并對此進行合法抗爭的人并不多。
這些年很多有代表性的新詞，比如 “中國特色”、“四個現代化”、“初級階段”、“小康社會”、“下崗”、“待業”、“非公有制經濟”、“思想道德建設”、“扶貧”、“三講”、“三個代表”、“以德治國”、“與時俱進”、“不健康內容”、“有害信息”、“和平崛起”、“崇尚科學”、“科學發展觀”、“和諧社會”、“提高執政能力”等等。這些新詞也都是黨文化的產物，被中共賦予了特定的內涵，用這些詞語來為維護中共的統治，信息有沒有害不是對人民而言，而是對中共有沒有“危害”，高唱“崛起”是給人們弄一個民族主義的畫餅，讓人們忘掉社會的危機而去擁護中共。中共繼“三個代表”之后，又搞了“八榮八恥”，其實，里面的每一條內容都是在黨文化的范圍中講的：什么是封建迷信，什么是尊重科學？什么是愛國主義？完全是中共黨文化的定義。符合共產黨的就是“尊重科學”，擁護共產黨的就是“愛國”的主義。
黨文化的斗爭意識成為人們的生活習慣
傳統中國人的思維里，儒家講愛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佛家講與人為善，道家講順其自然。然而今天的大多數中國人，卻在相當程度上認同中共把中華五千年輝煌的文明歷史說成是階級之間爭權奪利的斗爭歷史。在今天的許多中國人眼里，甚至在很多知識份子看來，中國的煌煌二十四史，只不過是一部充滿勾心斗角，爾虞我詐、權勢傾軋等等厚黑詭謀的爭斗史。中國人都相信讀史可以使人明志、可以明理、可以增進智慧，可是如果中國歷史真的如中共描繪的是充滿奸詐、一片黑暗，人們又何從明志、明理？這樣一個黑暗愚昧的民族又怎么可能曾經創造出輝煌燦爛的古代文明？
人所看到的外部世界，其實恰恰是自己內心的世界的映射，所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從黨文化的斗爭意識“武裝”大腦的人，看到的中國歷史自然也就是爭斗與廝殺，而看不到唐堯禪讓的美德、大禹治水之無私、將相和之寬容大度、看不到屈原的剛直不阿，也看不到蘇武的不屈氣節、文天祥的一片丹心、岳飛的精忠報國。
今天的中共雖然不再“以階級斗爭為綱”，可是人們的思想仍然受“階級分析”的影響，“懷疑一切”、“深挖思想動機”，迄今仍然是許多人判斷事物時的第一反應：分析中共六四鎮壓學生，因為學生領袖的動機不純，所以他們應當負擔一切責任，開槍殺人的中共反倒沒有什么罪責了；海外有人揭露中共對中國人民犯下的罪惡，其動機一定是為了“抹黑中國”，中共的罪惡是否屬實反倒不重要了；農民工辛苦一年卻薪水被騙，不得已采用自焚、跳樓等極端方式討薪，其動機是為了“作秀”，所以要立法懲治，而拖欠薪水的當事人和造成慘劇的社會制度反倒沒有法律責任了；中共發動“大躍進”活活餓死四千萬中國百姓，因為其動機據說是為了“趕英超美”，所以中共的罪行反倒是可原諒的了。
中國人的思維受黨文化影響，受黨文化支撐，其中唯物辯證法講階級斗爭，進化論講弱肉強食，簡單的把中國歷史看成血雨腥風的斗爭史，這些都給中國人加深了斗的意識。中共反反覆覆種植暴力為核心的共產文化，把幾代人造就成滿懷仇恨、向往沖殺的“無產階級戰士”、“社會主義新人”、“黨的馴服工具”。中國人的斗已經在思維里起主導作用，中國人喜歡內斗已經成為我們公認的事實。互相拆臺，爭斗得你死我活，中國人的生活規則變成了麻將規則──防住上家，看住下家，自己和不了，也不讓別人和。有人有了成就，往往被排擠、詆毀，別人不是見賢思齊，而是妒火中燒。于是臺上手握手，臺下使絆子。斗還不光為了利益，而是以摧毀對方人格為目標，使用的手段也集中國人不好的智慧之大成，無所不用其極，不理會任何規則。
這種黨文化的非正常思維在解決事情時，往往第一念頭就是整人、斗人、治人，把人家壓服，氣勢上勝過對方，掌握“主動權”，強制對方按自己的意愿行事。體現在言語上就是語言中帶有斗的意識，已經超越正常人的范疇，整個的語言系統的主導因素就是斗。語氣帶有質問，反問，挑釁的意味，說出的話刺人。如果說不通，往往胡攪蠻纏，不講道理，無理辯三分。
有人做過一個小測驗，問來自臺灣和大陸的學生，如果到一間教室里覺得很熱，要打開窗戶的時候會怎么說。來自臺灣的學生多傾向于：“太熱了，我把窗子打開，你介意嗎？”而來自大陸的學生則傾向于說：“這么熱，怎么還不開窗？”兩句話的意思相似，但反詰句使對方陷入被動，似乎沒開窗是不正常、不應該的。后面這句話的說話者其實往往是無心的。這是因為黨文化的爭斗之心已經深入人們的話語習慣，人們都已經習焉不察了。
很多人，包括不少知識份子，在談論國家大事時那種胡攪蠻纏、自以為是、懷疑一切的態度，讓人很難平和的溝通。說他懷疑一切吧，他偏偏不懷疑共產黨；說共產黨不好吧，他說哪個黨沒有干壞事；說中共為了自己的利益而阻撓全面的改革吧，他說那是國情所限；說共產黨正在迫害人權吧，他說證據在哪里；你指出證據吧，他說憑什么相信你的證據；說他喜歡共產黨吧，他卻忙著把財富和孩子送出中共治下的中國；說他不喜歡言論自由吧，他卻很愛利用西方的言論自由來為共產黨的惡行辯護……有一個不是笑話的笑話：你列出很多共產黨干的壞事，他一個一個地否定，胡攪蠻纏，總是為中共找理由，問你證據在哪里；說中共竟然割犯人喉管，他才不相信，反駁說塞塊布就完啦，傻子才會費那么大勁去割喉管；你說網上都有，他還是振振有詞，問你誰看見了？他說網上的東西你也相信？當你說出張志新的名字，他傻眼了，他才想起來行刑前割張志新的喉管卻是共產黨自己都高調承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