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顛覆聯合國人權理念 在聯合國宗旨里,有一項是改善人權與促進自由。這本來是一項普世的原則,但中共卻伙同其它腐敗政權,否定人權的普世性,把人權變成了國內事務,即所謂的“內政”,以此來掩蓋其在國內的人權劣跡,甚至以生存權作為自己的功勞來標榜。中共也在聯合國攻擊西方的民主價值,憑著與第三世界小國結盟,顛覆自由國家推進普世價值的努力。由于共產邪靈的操控,聯合國事實上在人權方面不僅鮮有作為,而且常常成為共產政權粉飾其惡劣人權記錄的工具。
不少學者翔實記載了聯合國是怎樣背叛它自己的理念的。比如“老”聯合國誕生于二戰對猶太人大屠殺(Holocaust)的陰影之中,但后來“新”的聯合國對大規模殺人事件不作為;聯合國最初的目的是打擊侵略者并保護人權,道德判斷是采取行動的必要前提,而聯合國拒絕作出道德判斷。[18]
前以色列駐聯合國大使多爾?哥爾德(Dore Gold)斷言:“聯合國并非一個動機良好但是效率低下的世界組織,它實際上加速并傳播世界混亂。”[19]哥爾德用大量事實證明聯合國的諸多弊病,包括錯誤的“價值中立”、不道德的“道德對等”、“道德相對主義”;腐敗現象普遍,人權狀況惡劣的國家當選為人權委員會主席,不民主國家擁有多數票,共產政權有更大的操縱空間。[20]哥爾德說,聯合國是一個“卑劣的失敗”,“被反西方勢力、獨裁政府、扶持恐怖主義的政權以及美國最壞的敵人所主宰”,“背叛了聯合國創建者們的崇高理想。”[21]
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實行的是多數票原則,而人權記錄不佳的國家也能成為成員國甚至人權理事會主席,讓人權審查失去意義。中共更是用利益收買了很多第三世界國家,讓美國在聯合國發起的對中共人權問題的譴責案屢屢擱置。聯合國“以多暴寡”的原則,使其在很多事情上成為共產邪靈對抗自由國家的工具。這導致美國多次退出人權理事會。西方想要推廣人權、自由,卻屢屢被共產國家阻擋。最后人權理事會被流氓劫持,通過的所謂國際公約,對極權國家沒有約束,這些國家把它們當作幌子卻不實施。
人們由此不難理解《聯合國憲章》與蘇聯憲法十分相似,卻與美國憲法相對立。其目的不是為了保護民眾的權利,而是服務于統治者的需要。如蘇聯憲法有些條款在列舉公民享有權利之后,都加上“在法律允許范圍之內”字樣。表面上看蘇聯憲法給了公民一些權利,但實際上很多具體法律又規定了很多“范圍”,而使得蘇聯政府根據具體“法律允許范圍之內”的條款,任意剝奪公民權利。這同樣是《聯合國憲章》、契約和公約界定人們權利的方式。例如,聯合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中,一些條款在“人人有權”如何之后,也附加了“僅只受法律所規定的限制”。這不是任意地、巧合地選擇了某種藍本,而是共產邪靈有意在最初為共產政權留下的一個“后門”。
問題是,如果政治家認為有必要,《聯合國人權公約》中的每一權利都可在法律上被剝奪。“暴君們還希望有什么比這更好的借口?大多數戰爭和國家犯罪都是以其中之一的名義進行的。”[22]自由國家很難隨意剝奪民眾的自由,而共產政權則可以堂而皇之地鉆人權公約的漏洞。
3)利用全球化推進共產主義政治理念 共產邪靈通過其代理人不斷提出全球問題,聲稱要通過國際化合作和權力架構建立世界政府才能解決這個問題,由此各種國際條約不斷出現,各國越來越多地受到國際條約的限制和管制,國家主權走向弱化。這種言論出現在不同的團體、不同的場合中。雖然他們不一定是共產黨人,但他們的主張卻與共產邪靈的意圖非常一致,就是要消滅國家,建立全球政府。
1960年,一位大西洋聯盟委員會的成員發表了《目標是世界政府》(The Goal Is Government of All the World)的演說,并印成小冊子,鼓吹世界政府。[23]另一位媒體人在1970年的地球日那天說:“完全主權國家無力應對環境毒害……因此,地球的管理──不管是預防戰爭還是制止對生活條件的終極傷害的需要──都需要一個世界政府。”[24]1973年的《人本主義宣言》(Humanist Manifesto II)也說:“我們已經走到人類歷史的一個轉折點,最好的選擇就是超越國家主權,建立一個世界社會,……為此,我們期待在跨國聯邦政府基礎上建立一個世界法律體系和世界秩序。”[25]
事實上,聯合國環保署的建立,正是因為1972年一個倡導世界邦聯的團體認為環境問題是世界問題,因此呼吁制定全球解決方案并建立全球性的環保機構。其第一任主管是具強烈社會主義傾向的加拿大人莫里斯?斯特朗(Maurice Strong)。
1992年于里約熱內盧舉行的聯合國地球高峰會(又稱“聯合國環境與發展會議”)上,178個政府投票通過了《21世紀議程》,這個800頁的藍圖涉及環境、女權、醫療等方方面面的內容。一位有影響力的環境研究機構的研究員、后來聯合國環境項目的官員對此表示:“今天的世界,國界已經例行性地受到污染、國際貿易、資金往來與難民等問題的侵蝕,國家主權──一個國家在其領土內的控制權,已經在很大程度上失去意義……國家實際上在把主權的一部分讓渡給國際社會,并開始構建一個新的國際環境管理系統作為解決問題的方式,否則那些問題將無法解決。”[26]
那些世界政府的呼吁表面看起來都冠冕堂皇,但推進共產主義一統天下才是其真實目的。如環保問題,本書“環保主義篇”已詳細論述了共產邪靈如何利用它來推進其圖謀。
盡管如此,在加利1992~1996年任秘書長時,聯合國開始朝全球政府激進演變。加利呼吁建立永久的聯合國部隊,并要求有征稅的權力。[27]因為美國的強烈反對,加利未能連任。否則聯合國的現狀難以預料。雖然共產黨政權總是拒絕他國干涉本國內政,但卻積極加入各種國際組織,支持擴張聯合國的職能,不斷推廣全球治理的理念。
2005年,當時的聯合國秘書長安南稱,“在一個人類互相依賴的時代,地球公民權(global citizenship)是進步的關鍵支柱。”[28]曾供職于美國空軍、白宮和多個政府部門的戰略思想家羅伯特?錢德勒(Robert Chandler)先生認為,安南所謂的“進步”將摧毀國家主權,為無國界的地球公民社會開路。而聯合國的“和平教育”項目事實上由極左派組織和指導,將會摧毀民族國家主權,造成一個無國界的社會主義的極權世界,進行全球治理。[29]
事實上,出版于1958年揭露共產主義的名作《赤裸裸的共產黨人》一書列舉了共產黨人的45個目標,其中一條是:“把聯合國推崇為人類唯一的希望;如果其憲章重寫,就要求去設立為一個具有獨立軍事力量的世界政府。”[30]很多人意識到,建立全球政府并不是一朝之功,所以共產黨人和全球主義者利用各種議題先在各個領域建立超國家的機構,然后推動這些機構的聯合,并不斷鼓吹對聯合國的推崇與依賴,最終建立世界政府。
鼓吹世界政府,刻意夸大聯合國的作用,把聯合國描繪成解決當今世界一切問題的靈丹妙藥,把聯合國當成當今世界的救世主,實際上,這是人企圖自己扮演上帝的角色,通過權力操控來安排人類未來的命運,這正是共產主義式的烏托邦,是一種人自己樹起來的宗教,其結果是毀滅性的。
4)世界政府的極權傾向 人類對世界與未來有著美好的設想,這無可厚非,但要設立一個世界政府來解決人類的所有問題,則無疑是個新時代的烏托邦,也帶來極權主義的危險。
一個無法回避的問題是,世界政府要想具有真正解決全球問題的能力,必定需要一個強大的政策實施能力,包括政治、軍事、經濟等。全球化推動的世界政府,絕不會是美國那樣的自由民主的政府,而是跟蘇聯和中共一樣的極權超級大政府。
一個世界政府必然會以各種誘人的好處、福利許諾、全人類的烏托邦藍圖來吸引各個國家加入。這與共產主義政治主張一脈相承。世界政府以解決各種問題為誘餌,而當其面對如此眾多的國家、如此復雜的問題,要作為唯一的希望來承擔各種烏托邦設想的誘人藍圖,不管是全球環保、安全還是福利,必然要求權力的集中以實行各項政策,這無疑將會把政府權力擴大到前所未有的地步,對社會的控制也將前所未有。它將不管成員國是否有共識、是否有承諾,而只專注于強制執行力。
當今世界,國與國之間的差別如此之大。世界上很多國家沒有正教信仰,也不是自由體制,更不是人權良好、道德高尚的國家,當國家與國家合并形成世界政府時,它們會采用最低的標準,也就是去除信仰、去除道德、去除任何自由人權的要求,也就是不在這些方面作任何評判,用所謂的“信仰中立”、“道德中立”、“人權中立”等說辭來達成聯合的最大公約數。“世界政府”必然要推行一套所謂的主流文化來維系整個世界,可是各個國家的文化傳統和宗教信仰不同。環視所有積極推動世界政府的專家、學者和政府,大部分都是無神論或者對宗教信仰采取進步主義看法的。很顯然,世界政府一定是無神論為基本價值觀的政府,這也正是共產邪靈在背后推動的必然結果。“世界政府”為了維持統治,就會強迫實施所謂的思想再教育,甚至是用暴力手段來達到目的。為了防止分裂和獨立,“世界政府”將會極大地強化其軍警力量和對言論自由的管控。
一個沒有共同信仰與文化的國家和政府,只能依靠專制權力也就是極權主義來維系,其結果必然是對各國民眾自由的干涉和剝奪。也就是說,世界政府一定是一個極權政府,因為它必須依賴強權才能維持這樣一個政府。
到頭來“世界政府”就是活脫脫一個共產極權政府的翻版,其結果與當今共產黨政權奴役殘害其國民毫無二致,不過是從一個國家擴大到了整個世界,全世界都聽一個命令,變異和毀滅全人類也變得更加容易。在維持這個龐大政府的過程中,所有共產政權使用的邪惡手段都會一一再現,這個過程就是一個強制的過程、一個摧毀人的傳統和道德的過程,而這正是共產邪靈期望的結果。
4. 文化全球化成為變異思想的傳播器 伴隨著文化交流的擴大和金融資本的全球運作,共產邪靈在過去近百年打造的各種變異文化形式,包括現代藝術、現代文學、現代思潮、電影電視、變異生活方式、功利主義、拜金主義、消費主義等被推向全球。在此過程中,各個民族傳統文化的表面形式被盜用,內涵被閹割,文化形式混雜變異,在達到牟利目的的同時,迅速地敗壞所到之處民眾的道德。
美國在全球政治、經濟、軍事中扮演著領頭人的角色,這也使得美國文化自然地容易被其它地區所接納和吸收。工業革命之后,隨著現代社會的信仰失落,技術發展不斷推動著物質主義深入人心,人們想當然地把物質發達和優秀文明直接聯系起來。魔鬼正是利用這一點,首先集中力量通過非暴力共產主義攻陷美國。當其在美國的家庭、政治、經濟、法律、藝術、媒體和大眾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滲透和對傳統道德進行變異、破壞之后,再把這種敗壞的文化以來自美國的“先進文化”之標簽,利用文化全球化向全世界推廣和擴散。紐約的“占領華爾街”瞬間便呈現在印度遙遠山村的電視屏幕上;中國云南保守的邊遠山村通過好萊塢電影認識到單親媽媽、婚外戀、性解放都是生活“常態”;文化馬克思主義者們編造的“共同核心”教程的思想幾乎立刻反映在臺灣的中學課本中;被人們普遍認為是最落后的非洲地區成為愛滋病泛濫的重災區;從南美厄瓜多爾,到東南亞的馬來西亞,到太平洋島國斐濟,搖滾樂都極為流行……
德國共產主義活動家、法蘭克福學派創始人之一芒曾伯格(Willi Munzenberg)提出:“我們必須組織知識分子,讓他們把西方文明變得腐臭。在他們敗壞了一切價值、使生活變得不可能之后,我們才能實行無產階級專政。”[31]在左派看來,“把西方文明變得腐臭”,是通向共產主義的途徑;但對其背后的共產邪靈而言,敗壞神留給人的傳統文化、讓人背離神,是其達到毀滅人類目的的途徑。
如果我們把西方的變異文化以及來自共產極權的黨文化比作垃圾,文化全球化就像狂飆的颶風一樣,把這些垃圾吹散到全世界,并無情地掃蕩著神留給人的傳統價值。這里我們著重闡述西方的變異文化對全球的影響,下一章將會分析共產黨文化在全球的擴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