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全球化在不發達國家制造共產主義溫床 中美洲的小國牙買加，在開放市場之后，廉價牛奶大量涌入，普通老百姓都能喝得起牛奶。但是，當地的奶農成為了犧牲品，他們的牛奶根本無法與進口牛奶競爭，于是當地奶農紛紛破產。墨西哥曾經吸引了很多制造業，不過都是低端產業。當中國加入WTO之后，制造業就一窩蜂從墨西哥轉移到中國去了，完全沒有高端技術的墨西哥成了犧牲品。非洲有大量的礦產資源，外國資本大量涌入之后，把資源開采出來運走了，當地的經濟發展收益甚微，而且外來資本腐蝕了政府官員。全球化宣稱要帶去民主，卻造成了腐敗的獨裁政權。事實上，非洲的貧困不但沒有減少反而增加了。據世界銀行2015年的資料，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貧困人口增加了900萬，每天有4.13億人的生活費不到1.90美元。[7]在人們記憶猶新的亞洲金融風暴中，泰國把自己脆弱的金融系統開放給國際資本，迎來了暫時的繁榮。但是，當賺得盆滿缽滿的國際資本一撤走，泰國整個國家經濟停擺，甚至還波及了周邊諸多鄰國，后果十分嚴重。
通訊和交通技術的發展，把地球變成了一個“地球村”。全球化聽起來是服務于這個“地球村”的雄心勃勃的計劃，把經濟成果和民主價值推廣到整個地球村。但是，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講席教授丹尼?羅德里克（Dani Rodrik）所提出的全球化發展中的“不可能三角”理論，論證了一國不可能同時實現民主政治、國家主權和經濟全球化這三個目標。[8]這是全球化的內傷，也是共產邪靈能夠鉆空子的地方，把全球化變成了邪靈的工具。
很顯然，全球化帶來的好處和機會仍然集中在少數人手里，人為地加劇了不平等，沒能提供解決貧困的長期措施，同時削弱了國家主權，造成地區動蕩。全球化過程制造出了“壓迫者”和“被壓迫者”這樣的階級對立的角色。全球化帶來的“壓迫”、“剝削”、“不平等”、“貧困”，正是左翼利用來打擊資本主義的利器。這種 “被壓迫者”對“壓迫者”的斗爭和反抗，是共產主義的經典套路。共產主義的財富平均主義與斗爭意識也隨著全球化在世界各地擴散。
3）全球化在發達國家制造“貧富分化”，助長共產主義思潮 大量產業和工作外流，使得西方國家的中下層在產業領域靠出賣勞動力為生的勞動階層和中產階級成為全球化最主要的受害者。拿美國為例，大量資本和技術流向中國，制造業大量流失，產業空心化，失業率攀升。從2000年到2011年，美國有570萬制造業工人失去工作，有65，000家工廠關門。[9]美國的貧富差距擴大，三十年來平均工資收入（扣除通脹）增長緩慢，甚至出現了“工作的窮人”（working poor）。“工作的窮人”是指一年中至少有27周在工作或尋找工作，但收入仍低于官方貧困水準的人。2016年美國有760萬這樣的“工作的窮人”。[10]
貧富分化是共產主義滋生的土壤。經濟的困境，不會只限于經濟這個領域，會擴散到社會的各個方面。要求解決收入不平等、要求“社會公正”，導致社會主義思潮洶涌，也極大地影響著其它要求平等權利的運動，同時也人為地造成了對福利制度的需求，而福利制度會導致更多的貧窮，惡性循環。美國在2000年之后，政治光譜迅速向左移，到了2016年總統大選時，社會主義的呼聲不斷高漲，黨派利益的對立加劇，很大程度上是全球化在發達國家造成的后果。反過來看，西方民主社會陷入的麻煩越大，世界范圍的共產主義勢力就越得逞。
4）“反全球化”凝聚左翼力量，傳播共產主義 伴隨著“全球化”進程的就是“反全球化”運動。1999年11月30日在西雅圖發生的針對世界貿易組織（WTO）部長會議的大型暴力抗議，就是“反全球化”運動的一個爆發。2001年的三次大型國際會議（加拿大魁北克美洲國家組織會議、瑞典哥德堡歐盟峰會以及意大利熱那亞八國集團峰會）都遭到“反全球化”的游行抗議，2002年在意大利佛羅倫薩舉行了規模空前的百萬人“反全球化”大游行。
全球化滋生出來的“反全球化”運動的參與者成分復雜，其中反對資本主義體系的左翼力量是最重要的參與者，包括工會組織、環保主義者（也是被共產主義廣泛滲透和劫持的），以及全球化的受害者和弱勢群體。可以說“反全球化”成了凝聚和激發左翼勢力的重要力量。值得注意的是，“反全球化”本身也是一種全球運動，成立了諸多的國際組織，借著全球化的“東風”，把左翼和社會主義事業推向全世界。這使得人們不管擁護還是反對全球化，都成為共產邪靈達到其目標的助力。
5）中共坐大，用資本主義的營養壯大社會主義的肌體 很多學者在評價全球化成敗的時候，常常舉出的一個成功的例子就是中國。中國好像得到了全球化的所有好處，在短時間內躥升成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而且很多人認為其取代美國的地位指日可待。
與墨西哥那種只是引進低端制造業的模式不同，中共從一開始就醞釀了極大的野心，就是要獲得西方最先進的技術，最后取而代之。所以中共要求先進國家與其合資辦企業，強制要求先進國家轉讓核心技術換市場，使用各種手段，從明目張膽強制轉讓到駭客盜取技術。中共獲得技術之后，利用自己的制造業優勢，再加上政府的出口退稅補貼，將廉價生產的產品傾銷到世界各國，用低于成本的價格打垮所有的競爭者，嚴重擾亂自由市場秩序。
與其它那些放開國內市場的不發達國家不同，中共加入世貿組織，利用其游戲規則卻不遵循游戲規則，利用全球化把產品傾銷到國外，卻對國內市場設置重重壁壘，以破壞規則的方式來賺取全世界的財富。中國的通信、金融、能源等重大行業根本不對外開放，使中共占盡全球經濟好處而不履行義務。
在經濟利益的誘惑下，西方社會對中共的人權迫害聽之任之。在中共大肆侵害人權的時候，國際社會卻將千萬恩寵集于中共一身。
中國社會的道德全面淪喪，在全球化中得以壯大的中共，在其全球擴張中迅速把西方建立起來的市場經濟體制和貿易規則沖擊得七零八落。
中共就是這樣以規則破壞者的角色來攫取全球化的所有好處。全球化實際上就是給中共輸血，讓瀕死的共產勢力死灰復燃。共產邪靈操縱全球化的一個隱藏目的就是通過財富大挪移給中共輸血，讓中共在人權迫害最嚴重、道德最壞的時候暴富起來。全球化是挽救中共的過程、給中共政權提供合法性的過程。當中共用資本主義的營養壯大了社會主義的肌體，并且看到西方在走向衰弱之后，極大地增強了對共產極權的信心，進一步擴張了它的全球野心。
中共的崛起，也讓世界上形形色色的社會主義者和左翼人士興奮不已。這也正是共產邪靈在幕后的安排。
在經濟增長的同時，中共也加強對世界經濟組織的滲透，包括世界貿易組織（WTO）、世界貨幣基金組織（IMF）、世界銀行、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等。中共官員出任這些組織的重要職位時，積極推動這些組織與中共的合作，為中共的圖謀背書、為中共的政策辯護。
中共不斷利用國際經濟組織貫徹自己的經濟意圖和行事規則。如果中共的野心不被遏止，一旦其力量足以操縱那些經濟組織，必定會給世界政治經濟帶來巨大災難。
以上只是羅列了幾個經濟全球化被共產邪靈利用來推廣繁殖共產主義的例子。由于通訊和交通技術的發展，人類的經濟活動總會超越國界，這是一個自然的過程。但是，這個過程被共產邪靈鉆了空子，把全球化變成了魔鬼統治世界的跳板，現在是人類深刻警覺并采取緊急行動的時候了，把全球化中的共產因素剝離掉，回歸一個首先確保國家主權和人民福祉的經濟發展模式。
3. 政治全球化背后的魔鬼 在全球化過程中，政治層面的表現是各國加強政治合作，出現各種新的國際組織，制定各種政治議程和國際條約，限制國家主權，把主權國家的權力逐漸讓渡給國際組織。這種具有超越國界管轄權的國際機構、規則和管控方式出現后，開始對世界各國政治、文化和社會生活進行全面滲透，管理權力向某種類似全球政府的國際機構集中，有演變為“世界大政府”的趨勢。它侵蝕了國家主權，削弱了人類社會的傳統信仰和道德根基，破壞了傳統文化，顛覆了正常的國際規則，正在以漸進的方式推進共產邪靈的圖謀。
在此過程中，共產邪靈一直在推動和利用國際組織擴張共產勢力，把共產黨的斗爭哲學、變異的人權和自由理念推廣到全球，在全球范圍內推行社會主義理念，進行財富再分配，并試圖建立一個全球政府，把人類帶向極權與被奴役之路。
1）利用聯合國擴張共產主義政治勢力 二戰結束后成立的聯合國是全世界最大的國際組織，當初是為了加強國與國之間的合作協調。作為一個超國家概念，聯合國符合了共產主義消滅國家的目的，因此成為共產邪靈覬覦的對象，被利用來充分擴張共產主義勢力。聯合國從一開始就成為了蘇聯所主導的共產陣營利用的工具，變成了共產黨大展身手、推動共產主義“世界政府”的舞臺。
在聯合國成立并起草憲章時，當時的蘇聯是發起國及其后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之一，起著決定性的作用。憲章的起草者、聯合國憲章會議（the United Nations Charter Conference）的代理秘書長、羅斯福的重要顧問、美國國務院官員艾爾杰?希斯（Alger Hiss）是蘇聯間諜。[11]聯合國憲章和公約隱藏的對共產政權有利的“后門”跟這有很大關系。
聯合國很多重要機構的負責人是共產黨人或共產主義的同路人。多任聯合國秘書長都是社會主義者，甚至是馬克思主義者。如第一任選舉產生的特呂格韋?賴伊（Trygve Lie）是挪威社會主義者，得到蘇聯的大力支持，其重要的任務是把中共拉入聯合國。其繼任者達格?哈馬舍爾德（Dag Hammarskj?ld）是社會主義者，對世界共產革命持同情態度，對中共領導人周恩來大肆吹捧。[12]第三任秘書長吳丹是緬甸馬克思主義者，認為列寧的理想與聯合國憲章一致。[13]第六任秘書長布特羅斯?布特羅斯-加利（Boutros Boutros-Ghali）曾是社會主義國際（Socialist International）的副主席。[14]這就不難理解，紅色政權的頭子受到聯合國極高的禮遇，很多聯合國公約成為直接或間接推廣共產主義理念、擴張共產主義勢力的工具。
聯合國的最高使命是維護世界和平與安全。聯合國維和部隊由“政治與安理會事務副秘書長”負責，而從1946年到1992年擔任此職務的14個人中，竟然有13個是蘇聯人。蘇共政權從來沒有放棄過擴張共產勢力，也不可能真正為世界和平出力，因此，雖然喊的是維護世界和平的口號，實施的卻是符合共產政權利益的做法，扶持的是親社會主義的組織。
共產勢力在聯合國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紅色間諜在聯合國到處都是。美國聯邦調查局局長胡佛在1963年說：“在聯合國的共產外交官代表了蘇聯在美國情報活動的骨干力量。”[15]即使在前蘇聯共產政權解體后，共產遺毒仍在聯合國普遍存在：“很多在聯合國工作的西方人發現他們被共產黑手黨所包圍。”[16]
中共利用聯合國作為宣傳平臺。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各有一個聯合國副秘書長的名額。盡管理論上聯合國副秘書長不能再代表任何國家的利益，但代表中共的社會和經濟方面利益的秘書長卻為中共的意識形態背書，他在2018年1月瑞士世界經濟論壇上稱，中共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順應世界發展潮流。中共的“一帶一路”戰略被很多國家認為是擴張霸權，讓很多國家陷入了深重的債務危機。如斯里蘭卡不得不把一個重要港口租給中共使用99年，以償還債務；巴基斯坦因為債務問題不得不向世界貨幣基金組織求助。“一帶一路”對參與國政治經濟的控制、對人權民主的沖擊，也是導致許多國家踩剎車的原因。但在中共的政治運作下，“一帶一路”卻受到一些聯合國高官的吹捧。[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