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時報》昨日（12月19日）刊文指，該報和ProPublica查閱了3200多條中共政府的機密指示、1800多份備忘錄和其他文件，這些文件詳細揭露了中共當局塑造網絡輿論的龐大體系。
文件顯示，中共從1月初就開始限制有關疫情的信息。一條來自中共網信辦的指示要求新聞網站只能採用政府的口徑，不准將疫情與SARS疫情相提並論，哪怕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已經指出了相似之處。
幾周後，當疫情開始迅速蔓延時，當局嚴厲打擊一切關於其應對不力的信息。2月初，習近平在一次高層會議上，要求加強對數字媒體的管理，國家網信辦在全國各地的辦公室紛紛採取行動。在浙江一條指示稱，網信辦不僅要控制國內的信息，還要“積極影響國際輿論”。
該機構的員工開始收到與病毒相關文章的鏈接，要求他們在地方新聞門戶和社交媒體上推廣這些文章。指示規定了哪些鏈接應該出現在新聞網站的首頁，要放多久，甚至哪些標題應該用黑體。
該機構命令稱，網絡報道應突出派往武漢的醫務人員的英勇努力，以及共產黨員的“重要貢獻”。
一條指示稱，“不使用‘無法治癒’、‘致命’等標題，防止引起社會恐慌”。
另一條指示稱，在報道對行動和出行的限制時，不要使用“封鎖”一詞。當封鎖導致民衆生活陷入苦悶甚至絕境時，網信辦要求當地辦事處構思“宅家樂趣”的內容，以“更好地緩解網民焦慮情緒”。
多條指示強調，不應宣傳有關病毒的負面新聞。
當浙江的監獄爆發疫情後，國家網信辦要求其各地方網信辦密切監控此事，因爲“比較容易引起境外的關注”。
疫情爆發後，中共在海外大肆搜刮醫療用品，網信辦指示媒體不要對此進行報道，因爲擔憂此類報道可能引發海外批評，並擾亂其採購工作。
對於來自世界各國的捐贈，中共也要求低調報道，“避免形成我抗疫依靠外方捐助的錯誤印象，”一條指示說。
報道說，疫情吹哨人李文亮死於中共病毒的消息傳開後，網信辦感受到了一種陌生又深刻的不安。他們感覺自己正在失去控制權。於是，他們決定變本加厲。下達給地方宣傳人員和新聞機構的祕密指示警告，李文亮的死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挑戰”，可能引發“蝴蝶效應”，要求官員們必須努力壓制負面新聞，重新掌握話語權。
他們命令新聞網站不要發李文亮的死訊推送通知給讀者，要求社交媒體平臺逐步將他的名字從熱搜話題頁面移除。他們還發動大量虛假的網絡評論員，用分散注意力的言論淹沒社交網站，並強調“網評員在鬥爭引導過程中，要注意身份隱蔽，不搞任何形式低級紅、高級黑，體現潤物細無聲的作戰效果。”
在杭州，宣傳人員每天需撰寫報告彙報工作。一城區的官員報告稱，發動網評員跟評、引導4萬餘人次，“有效消除市民恐慌心理”。另一縣城的工作人員吹噓他們對所謂謠言的“嚴厲打擊”：16人遭到警方調查，14人被警告，兩人被拘留。某城區表示，它有1500名“網軍”來監控熱門社交應用微信上的非公開聊天羣。
報道引述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信息學院的研究科學家、中國數字時代的創始人蕭強說：“這不僅僅是爲了刪除某些內容。他們還有一個強大的機制來創造敘事，並能用其龐大規模瞄準任何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