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黨話的形成和演變
透視黨文化，要注意其中的變和不變。共產黨的理想大旗在變，方針政策在變，打擊對像在變；但其專制獨裁永遠不會變、邪教屬性永遠不會變，流氓手段永遠不會變。因此，雖然不同階段的黨話與中共的政治運動緊密相關，呈現不同的特點，但其間存在著一個堅硬的內核，這個堅核更能代表中共的本質特性。
中共黨話的發展大致可以分如下幾個時期：
（1）1919－1937，黨話草創階段
1919年《共產黨宣言》全譯本出版。中共成立之初是共產國際遠東局的一個支部，因此早期的中共從理論基礎到組織形式，唯共產國際的馬首是瞻，除翻譯詞匯以外，基本沒有形成有特色的黨話。這時的中共，武裝稱“紅軍”、根據地稱“蘇區”、割據政權稱“蘇維埃”，十足的蘇共應聲蟲。
（2）1938－1949，披上中國化外衣
毛澤東因為黨內斗爭的需要，竄逃延安以后，急于壟斷對馬克思主義的解釋權。1938年的中共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毛首次提出“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這一概念。后通過延安整風，毛一方面用自己新發明的黨話打擊政敵，一方面給黨員干部洗腦；一邊反對“黨八股”，一邊把自己的私貨當作標準文風固定下來。黨員干部被迫熟讀背誦中共領導的話語，中共集團語言雛形初成。
（3）1949－1966，攫取話語霸權
中共攫取了中國大陸的政權，同時攫取了這塊土地上的話語霸權。所有標準話語產生的機構——出版、新聞、學術、教育，都由官方占有，并配備中共獨家特色的中宣部以及下屬宣傳系統、干部培訓和組織生活系統、中央和各級黨校等思想教育機構。黨話被強制推廣到各行各業、各個階層、各個角落、各個年齡。黨話不光被合法化、而且成了唯一合法的語言。中共開始用黨話全面掃蕩傳統文化。
（4）1966－1976，黨話大爆發
文革十年是黨話的大爆發、大檢閱、大示威。鋪天蓋地的大字報、唇槍舌劍的大辯論、檄文、詔書（最高指示）……語言暴力被發揮到極致，國人在心驚膽戰中目睹了語言的摧毀性力量。黨話全面替代了人話，中國人至此不會說正常人的話了。
（5）1976－1989，黨話混合變異時期
“改革開放”以后，中共在經濟和文化領域對人民做了有限度的松綁，少量正常人的話被重新允許使用，比如八十年代初期曾有過關于“人道主義”的討論。但是，由于中共在建政以后三十年的強力灌輸，也由于中共在政治領域絕不放松，黨話在中國人的話語系統里仍然具有支配地位，人們已經喪失了對黨話的辨別能力和免疫能力。
（6）1989至今，衰敗腐朽時期
江澤民時期，中國社會的表面浮華下面蘊藏著各種矛盾，生活無聊，道德低下，思想枯竭，改革倒退，社會千瘡百孔，黨話愈加空洞無物（“用三個代表指導我們的屠宰工作”——貴州銅仁某屠宰廠標語），展示末代紅朝的衰敗沒落。末代黨話企圖藉助西方術語、科技術語（XX工程）、和一些傳統文化用語（德治）挽回自己敗亡的命運。黨話和大量民謠、政治笑話構成了奇特的共生現象，表征著社會的全面腐朽和民眾在絕望中自嘲的心態。
3）階段性黨話和制度性黨話
根據某個語詞的使用是否貫穿中共發展的各個階段，可以把黨話分成“階段性黨話”和“制度性黨話”兩類。階段性黨話是中共在歷次政治運動中創造并使用的黨話，具有暫時性和易逝性。制度性黨話則貫穿了中共建立以后的各個時期，是最核心、最重要、最能體現中共的本質屬性的黨話。階段性黨話表現了中共的“變”，制度性黨話表現了中共的不變。如果說階段性黨話是流動的泥沙，那么制度性黨話就是堅硬的河床。中共的欺騙性體現在它把人們的注意力吸引到階段性黨話上，每次政治運動一過，就通過迅速淘汰階段性黨話，做出改頭換面的假相。那些認為“中共變了”、“今天的中共已經不是昨天的中共了”的人，都是沒有認清階段性黨話和制度性黨話的關系。
不間歇的政治運動帶入大量的生造詞語，舉例如下（表四）：
年 代 政治運動 黨 話
1942 整風運動 主觀主義、宗派主義、自由主義、審干、鋤奸、搶救失足者、小廣播、逼供信、脫褲子、割尾巴
1947-1950 土改 三查、三整、依靠貧農、雇農、團結中農、中立富農、翻身、打土豪、分田地
1951-1952 三反五反 不法資本家、抗拒社會主義國營經濟領導、跳傘、跳冰棍（跳樓自殺）
1957 反右 百花齊放、引蛇出洞、陰謀陽謀、右派、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擴大打擊面
1958-1960 大躍進 社會主義總路線、人民公社、一大二公、三面紅旗、畝產萬斤、三年自然災害
1963-1966 四清 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與貧下中農打成一片、四不清干部
1966-1976 文化大革命 派性、現反、支左、橫掃、文斗、武斗、揪斗、牛棚、斗批改、頂峰論、語錄歌、忠字舞、早請示、晚匯報、天天讀、紅海洋、紅寶書、紅衛兵、造反派、走資派、臭老九、狗崽子、翻案風、站錯隊、大串聯、樣板戲、紅代會、黑后臺、工宣隊、斗私批修、文攻武衛、興無滅資、革命小將、黑線人物、二月逆流、上山下鄉、大樹特樹、批林批孔、資產階級法權、反動學術權威、清理階級隊伍、廣闊天地大有作為
1977-1989 “改革開放”時期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改革開放、摸著石頭過河、黑貓白貓、四項基本原則、四個現代化、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清理精神污染、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四有新人、五講四美三熱愛
1989-2002 江時期 三講、三個代表、江八點、與時俱進、先進文化、穩定壓倒一切
2002至今 胡時期 和諧社會、以人為本、保先、八榮八恥、和平崛起、科學發展觀、社會主義榮辱觀
制度性黨話是圍繞著黨的運作而產生（組織伴生）的一些語詞，如“宣傳、貫徹、執行、斗爭、勞模、代表、會議精神、路線、認識、領導、上級、號召、奮斗、委員會、思想匯報、自我檢查、批評與自我批評”等等，這些詞直接規定著“黨”的強權地位、組織結構、思想控制、統治手段、與人民群眾的關系等，是最能體現中共的邪教屬性的黨話。
4）黨話和正常人的話的關系
（1）黨話附著在民族語言上
中共并沒有創造一種語言，而是采取了繼承民族語言的基本形式、塞進黨文化內涵的方式，從內部變異中國的民族語言。因此，被黨話附體的現代漢語，語音變化不大，基本詞匯還在使用，句法的變化主要是白話文運動以后漢語歐化的結果。中共操控下的對漢語的整肅和變異體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2）創生大量新詞
如：蘇區、邊區、紅軍、斗爭、長征、統一戰線、整風、土改、互助組、合作化、公私合營、肅反、下放、大躍進、總路線、人民公社、鞍鋼憲法、大慶、鐵人、大寨田、龍江風格、紅衛兵、樣板戲、走資派、造反派、大聯合、工宣隊、支左、大批判、大鳴大放、清隊、革委會、紅色娘子軍、糧票、布票、油票，階級烙印、政治掛帥、東風壓倒西風、兩手抓等等。這些詞是共產黨在日常運作和政治運動中生造出來的，雖然使用的是漢語語素，但本質上和民族文化格格不入，具有十足的黨文化色彩。
（3）扭曲漢語語意
一些本來就存在的漢語詞匯，經過中共的長期扭曲使用，詞義被歪曲，被歪曲了的詞義再被中共的詞典固定下來，當作該詞語的基本義或基本義之一，如是積非成是、陳陳相因，人們還以為這個詞的本意就是這樣的，對其中的黨文化因素冥然不覺。
如：書記（原意是書記員，一種跟秘書差不多的職務。中共標榜自己“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因此把具有至高無上權力的中共邪教教主稱為“書記”，給人一種“親民”、“為人民服務”的錯覺）、檢討（原意是檢查研討，這個意義在臺灣還在使用。逼人“檢討”是中共對黨員群眾進行思想強奸的主要手段之一。在中共統治下，從基層黨員到中央領導、從小學生到老教授，幾乎都有被逼寫“檢討”的經歷。在“檢討書”中，人們被迫承認自己犯了錯誤，深入挖掘犯錯誤的思想根源，向“黨”表決心，爭取“組織”的寬大處理）、迷信（人只要入迷地相信了什么，就是迷信了，這個詞本身沒有反義。人就在迷中，區別只是“信”和“不信”而已。如果迷中的人能夠信神佛，信天理，信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古訓，那整個社會就會處在比較高的道德水準，對其中的每個人都是有好處的。中共強行把“愚昧”、“落后”、“反科學”等內涵灌進“迷信”這個詞，不光變異了漢語，也敗壞了社會道德）、覺悟（原本是一個具有修煉文化色彩的詞，指人們通過修煉而具有大智慧和大能力，“佛”在梵語里的本意就是通過修煉覺悟了的人；共產黨把這個詞和黨員被洗腦的程度聯系起來，黨性壓倒人性就是“覺悟高”，否則就是“覺悟低”）等等。
中共把某一類詞的比喻義變成常見義，使這些詞也染上黨文化色彩。比如：包袱（原意是包裹，現在經常指思想負擔。被中共洗腦的人常常面臨“黨性”和“人性”的激烈沖突，中共的“政治思想工作者”通常會勸告此人“放下思想包袱”，意思是只要放棄人性，就不會有良心的煎熬了）、辮子、帽子、棍子（“揪辮子”、“扣帽子”、“打棍子”是中共政治運動中常用的手段。揪辮子是指抓住政敵的把柄；扣帽子是指給政敵和打擊對像安上一個嚇人的罪名，如“反黨反社會主義”、“惡毒攻擊毛主席”、“右傾”等等，從而在“道義”上占據制高點，然后再放手打擊而沒有后顧之憂；打棍子就是“殘酷斗爭、無情打擊”）。
中共是一個控制極其嚴密的邪教組織，它把控制軍隊的方式推廣到控制全社會。反映在語言上，就是很多殺氣騰騰的軍事用語成為日常通用語，這也是海外華人和港臺人士覺得大陸人說話殺氣重的重要原因之一。常見的有“隊伍”（指集體、團隊）、戰線（指某一領域，大陸有一種學術期刊，就叫《社會科學戰線》）、“兵”、“戰士”（指成員、工作人員，往往與“戰線”搭配使用，如“黨的交通戰線的一名新兵”）、“消滅”（指吃完、做完等，如“你把這個菜消滅了”）、“殲滅戰”（指完成任務，如“咱們打一場殲滅戰！”）、“戰斗力”（“我沒有戰斗力了”的意思是“我吃不下了”）、“打掃戰場”（指善后工作）、“精兵簡政”（指裁撤冗員）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