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份報告在3月20日正式發布前提前與《大紀元時報》分享。報告引用了中文媒體、北京官方文件、學術研究、聯合國數據以及委員會自身的調查。報告指出，中國“發起了一場系統性的運動”，利用聯合國及其機構推進其“惡意議程”。
報告指出：“中國（中共）不僅參與聯合國事務或推動聯合國各項倡議，而且還利用這種參與來塑造聯合國，使其服務於中國共產黨的利益。”
該委員會由主席、眾議員約翰·穆勒納爾和資深成員、眾議員羅·卡納領導。過去二十年來，中共對聯合國的財政捐助大幅增長，從 2006 年的約 2% 增至該組織經常性預算的 20% 以上——僅次於美國的 22%。
報告指出，北京的財力使其能夠“扣留或拖延付款以換取政治讓步”。例如，在2023年流動性危機期間，中共故意拖延資金支付與阻止對蘇丹和其他地區的人權調查有關。
委員會還重點指出，從1981年到2026年3月，中國對國際農業發展基金（農發基金）的總捐款額約為3.62億美元。在此期間，中國從農發基金獲得了約13億美元的優惠融資，這意味着大量財政資源被從較貧窮的國家轉移出去，使中共能夠“以相對較低的成本”將這些資金用於農村發展。
該報告還對中共“戰略性地”安插本國公民擔任聯合國高級職務表示擔憂，尤其是在那些與其在南半球的利益以及“一帶一路”倡議外交政策相關的職位上。這些職位包括屈冬玉擔任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總幹事，以及李軍華擔任聯合國經濟和社會事務部主管經濟和社會事務副秘書長。
華盛頓和批評人士批評中共誘使各國加入“一帶一路”倡議，該倡議為東南亞、非洲和歐洲的基礎設施項目提供資金，這是中共通過“債務陷阱外交”擴大其全球影響力的努力的一部分。
該報告重點列舉了三個案例，揭示了中共如何利用“高級官員作為渠道，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意識形態注入聯合國系統”。2017年，聯合國經濟和社會事務部前副秘書長吳洪波據稱將一名受邀參加論壇的維吾爾族活動人士驅逐出場。
報告稱，在聯合國維和框架下，中共一直在向與其“經濟和戰略利益”相關的地區，特別是非洲地區部署軍隊，並以“多國合法性”為幌子，試圖將“中國的軟實力轉化為硬實力”。
一個典型的例子是南蘇丹，在2025年聯合國駐南蘇丹特派團中，共有871名中國公民服務，該特派團總共有11379名工作人員。報告解釋說，鑒於中國國有企業一直在南蘇丹的石油生產中開展業務，因此南蘇丹對北京而言“至關重要”。
另一項重要發現是，中共動員了由北京支持的非政府組織，即所謂的“政府組織非政府組織”（GONGO）。這些組織“扭曲和濫用”向非政府組織開放的磋商程序，幫助中共進一步擴大其在聯合國系統的影響力、網絡和惡意影響”。
委員會援引國際調查記者聯盟 2025 年的一份報告指出，來自中國大陸、香港、澳門和臺灣的 106 個非政府組織中有 59 個與中共“關係密切”。該委員會表示，其自身的調查發現，這些“數十個”非政府組織“直接或間接地與中國共產黨的統戰體系有關聯”。
2023 年的一份備忘錄中，該委員會警告說，中共政府將其統戰組織網絡視為一種“神奇武器”，可用於多種用途，包括情報收集、塑造其他國家的政治環境以及向中國轉讓技術。委員會提出了幾項建議，其中包括讓國務卿“制定和實施一項戰略，以對抗中國對聯合國機構和進程的影響”。
報告稱，中共將自己描繪成一個重要的多邊夥伴，但這掩蓋了其更廣泛的意圖。“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多邊主義的強調並非旨在加強現有的國際秩序”。“相反，中華人民共和國一方面試圖將聯合國作為其合法性的唯一來源，另一方面又篡奪聯合國權力，將其作為實現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議程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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