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主要的宣傳機器
獲得真實的資訊是人類維持生存的必要條件。古時候，人們通過口耳相傳就能夠掌握足夠應付生活需要的資訊。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興起，人類活動的規模和尺度不斷加大，世界日益變成“地球村”，發生在萬里之外的事也可能對一個人的生活產生巨大的影響，這時口耳相傳就遠遠不夠了，大眾媒體于是應運而生。
大眾媒體的出現，從根本上改變了人類的信息環境。通過媒體，分散的個體愈加緊密地和社會發生聯系，人們需要關心的事越來越多，個人的精神世界變得更加豐富復雜。今天的人類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從媒體獲得的信息對外部環境做出判斷，進而做出趨利避害的選擇。
由于媒體在社會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西方民主國家，媒體被稱為獨立于立法、司法、行政之外的第四種權力，記者被稱為“無冕之王”，擁有巨大的社會影響力。
中共慣于攻擊“資本主義國家新聞自由的虛偽性”，很多中國人也未經思考就重復中共的話。其實，新聞自由并不意味著任何一個特定的媒體都不具有傾向性，而意味著法律保障具有不同傾向性的媒體自由競爭，也保障個人或團體自由創建自己的媒體。在這種制度下，多家媒體并存并互相補充，使人們有機會綜合不同的觀點，做出自己的判斷和選擇。如果有人對所有現有媒體都不滿意，那么他也可以依法成立自認為更中立、客觀的媒體。與此相反，中國的媒體卻全屬中共“官辦”，“獨此一家，別無分號”。中央電視臺可以在美國播出，美國的電視臺卻不能在中國播出。
中共的嚴密思想控制意味著媒體正常的傳播真實資訊功能的死亡。在共產黨統治下，報紙、電視、廣播、互聯網等大眾傳播工具必然淪為“黨的喉舌”和黨文化灌輸的工具。
（1）報刊
據1991年臺北出版的《中共地下黨時期報刊調查研究》一書統計，1949年以前，全力顛覆當時合法政權的中共利用國民黨統治下相對寬松的輿論環境，除了在所謂“解放區”把持宣傳工具以外，還在國統區創辦或操控報刊達一千種以上。中共利用這些報刊，鼓吹“民主”，美化自己，打擊國民黨，為其奪權立下“奇功”。
可是，奪權成功以后，所有媒體一夜之間“共產”到“黨”的手里，如果這時再向“黨”要求新聞自由，“黨”的標準答案是：不存在超階級的新聞自由。著名民主人士儲安平曾預見到：“在國民黨統治下，這個‘自由’還是一個‘多’、‘少’的問題，假如共產黨執政了，這個‘自由’就變成一個‘有’、‘無’的問題了。”其實，連“民主有和無的問題”也不存在，毛澤東直言不諱：就是要“剝奪反動派的發言權，只讓人民有發言權。”誰是人民，誰是反動派？只有毛一個人說了算。
“輿論一律”，“新聞報導的黨性原則”，“政治家辦報”，“文化工作服務于政治任務”……在這些口號的指導下，所有報紙刊物都乖乖地成了中共的喉舌。“黨”要反右，報紙就會說“右派要翻天，我們貧下中農不答應”；“黨”要“躍進”，報紙就會說“畝產三十萬斤”；黨要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報紙就會說，這是“保證社會主義江山千秋萬代永不變色的百年大計、千年大計”；“黨”要迫害法輪功，報紙就會說“崇尚科學，反對迷信”。盡管現在的人們都說，中共機關報《人民日報》上只有日期是真實的，可是媒體的力量是巨大的，況且除了“黨的喉舌”以外，根本就沒有任何獨立新聞來源，于是人們不得不或多或少把中共操控的大大小小的媒體當作可靠的信息來源，區別只是被騙程度大小而已。
八十年代以來，參照臺灣開放黨禁、報禁，最終建立民主制度的經驗，一批有良知的新聞從業人員為爭取新聞自由付出了艱苦的努力。如今，中共在經濟領域實行“權貴資本主義”，教育、醫療等部門都已經高度市場化，可是，新聞出版仍然被當局牢牢抓在手里。一些試圖擺脫“喉舌”地位的媒體，都難逃被整肅的命運。遠的有“六四”以前的《世界經濟導報》，近的有《冰點》周刊。為了避免激起民憤，中共現在學乖了，對于影響大的報刊，他們不是像以前一樣勒令停刊，而是把主編、編輯等人換上“政治上可靠”的人。報刊還叫以前的名字，可是靈魂已死，而大眾還被蒙在鼓里。
人的眼耳口鼻、神經末梢的正常工作，使人能夠對外部環境做出恰當的反饋。假如有人感覺器官出了問題，明明火焰在灼燒皮膚，不但沒有痛感反而覺得愉快，那么這個人的處境就相當危險。60年代初發生大饑荒時，到處都在餓死人，有些地方甚至出現了人吃人的慘劇，報紙還在競相夸口又創高產，循循誘導人們吃得太多對身體不好。2006年春北京一場強沙塵暴過后，電視臺竟然津津樂道于“洗車業創收猛增”，暗示沙塵暴可以刺激經濟增長。中共的喉舌們為了從天災人禍和民怨沸騰中挖掘“正確的輿論導向”，已經到了口不擇言的地步。
（2）廣播、電視、互聯網
除了緊緊抓住報刊以外，中共對新興媒體同樣高度重視。廣播電臺、電視臺、互聯網這些新興媒體全都在中共的掌握之中。據《中國新聞出版報》2003年5月公布的數字，2002年中國擁有廣播電臺306家，電視臺360家，廣播電視臺1300家。廣播人口覆蓋率93.21%，電視人口覆蓋率達94.54%。據調查，十五歲到六十四歲的城市居民中近90％每天收看電視。電視和廣播在灌輸黨文化方面起的作用應該說已經超過了——雖然還不能完全取代——報紙雜志。
今天四十歲以上的人應該不會忘記文革時期遍布城鄉的高音喇叭播放的高亢、激越的“最高指示”和長篇政論。文革以后，播音員的調門降低了，“政治覺悟”卻絲毫不能降，只不過改用更精良的技術和比較貼近人性的方式灌輸黨文化。
電視作為一種傳播方式，形象、直觀、承載的信息量大、具有強烈的現場感，對觀眾的影響極為深刻。1979年以后，中國電視業開始快速發展。中共緊緊抓住這一媒體，灌輸黨文化的技術隨著電視技術的進步而一路水漲船高。
大部分廣播電視節目都以不同方式承載著黨文化的內容。以電視為例，1978年1月1日開播的《新聞聯播》是中共造假宣傳的最重要陣地。半小時長的節目幾十年如一日的遵循如下模式：前二十五分鐘的節目無例外地是隆重召開、親切會見、深刻領會、貫徹實施、光輝歷程、偉大成就；有人說只有后五分鐘的國際新聞可看，其實這五分鐘也是經過中共剪裁、歪曲，有意誤導觀眾的。
專題節目（如《焦點訪談》）、談話節目（如《實話實說》）、電視劇（如《生死抉擇》）、綜藝節目（如“春節聯歡晚會”）等等，無不經過精心設計，既要討好大眾，又要讓黨滿意——討好大眾是手段，讓黨滿意是目的。中央電視臺的《焦點訪談》曾經以“敢言”聲譽鵲起，可是一位觀眾一語道破：“什么‘焦點訪談’，創建初期播出的事件算是高射炮打蚊子，現在播出的完全是顯微鏡找細菌。從不披露大案要案，重大案件也是大事化小、輕描淡寫。”中央電視臺的工作人員自我解嘲說，“我是黨的一條狗，坐在黨的大門口。黨叫咬誰就咬誰，讓咬幾口咬幾口。”電視劇更是主旋律的天下，反腐片、改革片、倫理片、古裝片，說穿了表達的都是熱愛黨、理解黨、相信黨、原諒黨。所有的“反腐電視劇”都遵循一個模式，那就是腐敗的都是副職、下級，雖然給“黨”的事業造成了一定的損失、影響了“黨群關系”、“干群關系”，但關鍵時刻，“黨”的化身——正職、貪官的上級等等，就像西方戲劇美學里批判的“機械降神”一樣，毅然挺身而出，懲辦了貪官，化解了矛盾，給“黨”挽回了面子。現實生活中人們都知道，腐敗的絕不僅僅是副職和底層官員，如果說基層官員對國庫是“蠶食”的話，那么黨國大員、太子黨對國庫才是“鯨吞”。即便如此，熒屏上活靈活現的清官形象還是讓觀眾深深沉醉在對“黨的好干部”的期待之中。
1983年開始的“春節聯歡晚會”是中共用文藝形式灌輸黨文化的集大成之作。從歌舞、相聲、小品到主持人的串場詞、朗誦賀電、駐外使領館組織留學生拜年，全都在刻意混淆“黨”和國家、“黨”和民族的概念，利用人們的親情、民族感情、愛國之情鞏固中共對他們的心靈控制。東北口音的或者西北口音的小品除了直接抹黑“黨的敵人”以外，還塑造自欺欺人、苦中作樂的小人物形象，把觀眾的注意力從造成他們人生苦難的社會政治原因引開；或者用低級的噱頭把所有人都描寫成無差別的低俗人格，仿佛從來如此、舉世皆然，從而掩蓋中共統治下道德大滑坡的社會現實。2004年中國大陸共發生七萬四千起群體抗爭事件、四川漢源農民抗爭發生大規模流血、愛滋病村慘狀觸目驚心、黃河源頭斷流、淮河嚴重污染致使河水失去水功能、礦難頻發、天災不斷……就在這種情況下，2005年的“春晚”被命名為“盛世大聯歡”，真應了一句流行的話：“把欺騙進行到底！”
由于互聯網上站點眾多，不利于中共“主動出擊”式地灌輸黨文化，所以中共當局對互聯網的主要策略是“封堵”，不讓中共禁止的言論流傳開來。中共監控網絡的主要方式包括：封鎖海外網站、關閉國內網站、抓捕網絡作家、過濾電子郵件、布置網警、網特等。這方面最有名的舉措是于1998年立項、計劃于2006年全部完成、前期投資八億美元的所謂“金盾工程”。這項工程名義上是公安自動化系統，實為一個包括網絡各個環節的全方位網絡封鎖和監視系統，是一個涉及到技術、行政、公安、國安、宣傳等多個部門的系統工程。
網絡世界的信息爆炸給了很多中國人“言論自由”的錯覺。事實上，人們看到的，都是中共讓他們看到的；中共不想讓他們看到的，他們一概看不到。謊言可以自由流通，真相卻被極力掩蓋，這就是中國網絡的真實狀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