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求取消“人民法院”名稱中的“人民”二字
香港《南華早報》6月17日刊發了對賀衛方的專訪。
賀衛方表示，自去年從大學退休後感到很快樂，但作為法律學者，他對時事的評價經常與當局的立場相左。而隨着中國大學的學術風氣越來越不自由，他感受到政府強制“噤聲”的壓力。
賀衛方提及，他在2004年起草了一份幾乎全新的50條提案，要求取消“人民法院”名稱中的“人民”二字。這似乎激怒了中共領導層，並幾乎演變成一場關於是否保留“人民”一詞的意識形態辯論。最終，提案沒有通過。
但從那時開始，賀衛方就變成了“敏感”人物。
文革歷史對中國人太重要了
他認為，這段歷史對中國人太重要了，一旦放鬆警惕，文革時期許多情緒就會捲土重來，包括使用非理性和暴力的語言攻擊他人，以及對私營企業的偏見和歧視。但令人難過的是，中共禁止研究文革，將之列為禁區。因此，許多下一代人根本不知道文革是什麼。
賀衛方說，儘管他已沒有太多發聲的空間，但他仍在努力尋找方法來提醒人們。
例如，2011年，賀衛方向重慶法律界發表了一封公開信，批評薄熙來（時任重慶市委書記）推行的“重慶模式”，認為他發起的“紅色文化運動”喚起了人們對文革的記憶，而“重慶幫審判”則使法院和檢察院形同虛設。這一切都讓賀衛方感覺文革正在重演。
“黨大還是法大”問題無法解決
賀衛方表示，他意識到，法律制度的變革與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的改革密不可分。所謂“黨大還是法大”的問題無法解決。
回顧過去，他認為2008年是中國隨後發生的許多政治變革的開端。當年3月，西藏爆發了抗議活動。5月，四川發生了大地震，當局壓制了對當地建築質量的質疑。8月，北京舉辦了夏季奧運會，激發了眾多人的民族主義情緒。這一年，中國政治開始變得保守。
賀衛方認為，在政治改革方面，中國最後的機會是在鄧小平執政時期，即上世紀80年代中期至後期，但過渡並未發生，之後情況變得更加困難。
在鄧小平時代，很多中共黨員認為，經濟發展必然帶來政治制度的變革。然而，歷史進程卻呈現出一種矛盾的局面，即一定程度的經濟發展證明了現有政治體制的優越性。政治改革停滯不前還導致了腐敗現象的蔓延，利益集團更加積極地維護其特權，最終導致更嚴重的困境。
過去兩年，賀衛方多次強調保護私營企業的必要性。因為要維持良好的市場經濟，政府一定要嚴格保護人民的財產權、營商自由及契約自由。如果一個地方沒有堅實的私有財產和交易安全保障，就不可能有法治，也不可能很好地保障人的尊嚴。
現在的問題是，在沒有公開聽證和公平審判的情況下，巨額罰款和其他處罰經常出現。在政治合理性和法治的地方，財產不能輕易被剝奪，需要嚴肅的聽證和司法裁決。
賀衛方說，政府不能有時剝奪一群人的財產，有時又想讓他們冷靜下來。這種反覆無助於問題的解決。而應該從根源入手。應該加強對私有財產的保護，並在憲法中明確闡述。
此外，中國的問題在於，一些廣受關注的重大案件在司法程序中並未做到基本公正。
例如，在薄熙來和周永康等中共高官的審判中，法官和律師本可以在法庭上認真討論一些制度性問題，就像醫生做體檢一樣。這有助於人們理解法治。但中共的政治制度決定了這些審判無法探討這些問題。
“黃河長江不會倒流，有時確實會倒流，但總的來看，仍在向東流”
賀衛方指出，對於學習法律的人來說，這樣的現實是一種腐蝕，也是一種挫敗。一些學生可能覺得他們所學的知識在這個國家是一種奢侈，甚至是禁忌。多年來，大學教師和學生都有一種無力感。
近十多年來，中國公共知識分子的話語權正在減弱，甚至遭到詆毀，這完全是當局壓制言論的結果。
賀衛方表示，2011年左右，微博上關於公共事件的討論最多，當時他有187萬粉絲。然後，他因為對當局的輕微批評而被禁言了一兩個月，最長的一次是108天。最後，他的賬號被徹底封禁，在網上再也沒有發表公開言論的空間。他之前在媒體上發表過很多文章，但最終連用筆名發表都不被允許。這是為了壓制聲音。
賀衛方說，“就我個人而言，我……還有很多有趣的事情可以做。如果你不急於將理想付諸實踐，那就坐下來等待黎明的到來。例如，近年來我又開始研究歷史書籍。”“但我認為仍然應該抱有希望。倒退的事情不會持續太久。”
賀衛方最後說，“不要以為黃河長江不會倒流，有時確實會倒流，但總的來看，仍在向東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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