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家庭的毀滅
中共歷次政治運動殺了多少人，我們已經無法拿出準確的統計數字。民間由于資料的缺乏，和地域、民族、語言的間隔根本無法統計；而中共官方更不可能進行這種自掘墳墓式的統計。因此，中共永遠對待自身的歷史采取「宜粗不宜細」的做法。
對于中共戕害的家庭數量就更難獲得。有的是一個人死了，一個家庭就破壞了。有的是一家一家死絕。即使沒有死人，但被強迫離婚的、父子母女被迫劃清界限的，將人致殘、逼瘋的，將人折磨出重病而過早謝世的等等，也都是痛苦的家庭悲劇，相關的統計數字就更加匱乏。
按照日本日本讀賣新聞的報導，中國有一半以上的人受過中共迫害，那么中共毀壞的家庭估計至少有上億個了。
關于張志新的報告文學把她變成了一個家喻戶曉的人物，許多人都知道她受盡酷刑、輪奸和精神摧殘，最后在精神失常的情況下，被割斷喉管后槍決。然而許多人可能不知道這場悲劇的背后還有更為殘忍的故事——「死囚家屬學習班」。
張志新的女兒林林回憶起1975年初春的一段經歷：「瀋陽法院來的人大聲說：『你媽媽非常反動，不接受改造，頑固不化，反對偉大領袖毛主席，反對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反對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罪上加罪，政府考慮加刑。如果處以極刑，你是甚么態度？』……我愣住了，不知道怎樣回答。我的心一下碎了。但我強裝鎮靜，強忍著淚。爸爸說過，不能在別人面前掉淚，不然就同媽媽劃不清界限了。爸爸代我回答說：『如果確實那情況，政府怎么處理都行。』法院的人又問：『處極刑，收不收尸？張志新獄中的東西你們還要不要？』我低著頭沒說話。爸爸又代我說：『我們甚么都不要。』……爸爸領著我和弟弟從縣城招待所出來，跌跌撞撞，頂著呼嘯的風雪回到家。沒有做飯，爸爸將家里僅剩的一個窩窩掰成兩半，分給我和弟弟吃，說：『吃了早點睡覺。』我靜靜地躺在炕上。爸爸獨個兒坐在小板凳上，對著燈發愣，他瞅了瞅炕上，以為我和弟弟睡著了，就慢慢地站起來，輕輕地把瀋陽家里帶來的箱子打開，翻出媽媽的照片。看著看著，爸爸禁不住流淚了。我翻下床，一頭撲進爸爸的懷抱，放聲大哭。爸爸拍著我，說：「不能這樣，不能讓鄰居聽到。」聽到哭聲，弟弟醒來了。爸爸把我和弟弟緊緊地摟在懷里。這一夜，我們不知流了多少淚，卻不能大聲哭。」
某大學一位教師有著幸福的家庭，改正右派時他的家庭卻遭受了一場災難。他的妻子在反右時正談戀愛，戀人被打成右派，流放到邊遠地帶，吃的苦可想而知。年輕的姑娘無法舍身相伴，嫁作他人妻。當早年的戀人歷盡苦難終于回到家鄉，已是幾個孩子母親的她無法懺悔過去的無情和背叛，執意要和現在的丈夫離婚，重新贖回良心的罪責。突然的變異使她的丈夫──這位五十多歲的大學教師無法承受，他精神失常，脫光了衣服在露天里到處尋找重新安身立命的地方。最終妻子還是離開了他和孩子。黨設下的痛苦剝離是無解的方程，是以這個撕裂取代另一個撕裂的社會不治之癥。
家庭是中國社會結構的基本單元，也是傳統文化對黨文化的最后一道防線。因此對于家庭的破壞是中共殺人史上尤為殘暴的劣跡。
中共由于壟斷了一切社會資源，當一個人被劃為專政對象的時候，馬上面臨著生活的危機，和社會上的千夫所指，尊嚴的被剝奪。這些人又從根本上是被冤枉的，那么家庭就成了他們獲得安慰唯一的避風港。但是中共的株連政策卻使家庭成員無法互相安慰，否則家人也就成了專政的對象。張志新就是被迫離婚的。而對更多的人來說，親人的背叛、告密、反目、揭發和批斗，常常是壓垮精神的最后一根稻草，很多人就是這樣走上了絕路。
六、殺人模式及后果
（一）、共產黨殺人的理論指導
共產黨常常吹捧自己天才地、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其實是創造性地發展了集古今中外一切之邪惡。它用共產主義的大同思想欺騙民眾和知識份子，用工業革命對信仰的摧毀販賣徹底的無神論，用共產主義否定私有制，又用列寧的暴力革命理論和實踐統治國家，同時又結合并進一步惡化了中國文化中背離傳統的最惡部份。
中共用它發明的一整套無產階級專政下「革命」和「繼續革命」的理論和框架模式來改造世界，保證其一黨獨裁。其理論分成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兩部份。其中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上層建筑又反作用于經濟基礎。要鞏固上層建筑，特別是黨的政權，必須首先從經濟基礎進行革命。這其中包括：
1、殺地主解決農村生產關系。
2、殺資本家解決城市生產關系。
在上層建筑層面，殺人也在反覆進行，為的是保障意識形態上的絕對壟斷。其中包括：
1、解決知識份子對黨的政治態度問題。
中共長期以來多次發動「知識份子思想改造運動」，批判資產階級個人主義、資產階級思想、超政治觀點、超階級思想，自由主義等等，洗腦誅心，令知識份子斯文掃地，一些在知識份子中的自由思想和優良品格，包括仗義執言，舍身取義，「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君子達則兼善天下，貧則獨善其身」的傳統幾乎蕩滌殆盡。
2、為中共在文化和政治上的絕對領導權而發動文革殺人。
先是從黨內到黨外發動群眾運動，從文學、藝術、戲劇、歷史、教育等領域殺起。先是全國人民殺幾個人，如「三家村」、劉少奇、吳(日含)、老舍、翦伯贊等，發展到殺「黨內一小撮」、「軍內一小撮」，再發展到全黨全軍全國人民互相殺戮。武斗消滅肉體，文斗消滅靈魂。那是黨操縱下的一個混亂和極度暴烈的時期，人性中惡的方面被黨的危機充電需要放大到最大限度。每個人都可以在「革命的名義」下、在「捍衛黨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名義下任意殺人。這是一次空前絕后的滅絕人性的全民操練。
3、為解決文革后社會上的民主呼聲，中共在「六四」開槍殺人。
這是軍隊首次公開殺人民，為了壓制人民反貪污、反官商勾結、反腐敗的呼聲，要求新聞自由、言論自由、結社自由的呼聲。為了達到軍隊相互鉗制和軍隊仇恨群眾的效果，中共利用甚至布置了燒軍車、士兵被殺死的場面，制造人民子弟兵屠殺群眾的慘案。
4、屠殺不同信仰的人
信仰領域是中共的命根子。為了中共的歪理邪說能夠欺騙一時，中共在建政初期就開始消滅會道門和各種信仰體系。而面對新時期的精神信仰——法輪功群眾，中共再次祭起屠刀。其策略是利用法輪功修煉「真善忍」，「不會放毒」，「不搞暴亂」，「不會造成社會不安定」來取得鎮壓經驗，進而消滅其他一切信仰群體。這一次是中共黨魁江澤民親自跳到前臺殺人。
5、為掩蓋消息而殺人
知情權是中共的另一個罩門，中共也為封鎖消息而殺人。過去「偷聽敵臺」就是坐牢的罪名，現在面對各種電視真相插播，江澤民下達了「殺無赦」的密令，插播真相的劉成軍就是被酷刑折磨致死的。中共利用蓋世太保機構610辦公室、警察、公、檢、法和龐大的網絡警察系統，監測群眾的一舉一動。
6、為私利剝奪百姓生存權
共產黨的繼續革命論，其實就是不能放棄領導權的問題。在現階段，中共的貪污腐敗，已經發展成為黨的絕對領導權與老百姓的生存權的沖突，當民眾起來在法律范圍內維權時，又見共產黨動用暴力，不斷對「為首分子」舞動屠刀。中共為此已經準備了超過一百萬的武裝警察，比起六四時臨時調動野戰軍來，今日的中共更加做好了殺人的準備。而當民眾被逼上絕路的同時，中共也在將自己逼上絕路，其政權到了草木皆兵、風雨飄搖的程度。
綜上所述，人們可以看到，共產黨本質上是一個邪靈，為了它的絕對控制權，不管在一時一地表現有甚么變化，它過去殺人，現在殺人，將來還會殺人的歷史不會改變。
（二）、不同情況用不同的殺人模式
1、輿論先行
中共使用過各種各樣的殺人方式，不同時代有不同的模式。絕大多數的殺人都是「輿論先行」。共產黨常說的一句話是「不殺不足以平民憤」，倒好像是共產黨應老百姓的要求殺人一樣，實際上，「民憤」卻是中共煽動起來的。
比如戲劇《白毛女》就完全是在篡改民間的傳說故事，《劉文彩》的收租院和水牢也是編出來的，目的就是「教育」人民去痛恨地主。這種妖魔化「敵人」的做法歷來都用，連國家主席也可以妖魔化。對法輪功更是通過偽造的「天安門自焚事件」，來挑動仇恨，而后對法輪功民眾施以群體滅絕式的迫害。這種殺人模式，共產黨不但沒有改，而且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越用越登峰造極，過去是騙中國人，現在連外國人一起騙。
2、發動群眾殺人
共產黨不但自己通過專政機器殺人，還「放手發動群眾」殺人。如果說開頭還有一點規章法律的話，待到群眾殺得興起時就毫無節制了。例如「土改運動」中，一個土改委員會就能決定地主分子的生死。
3、先殺靈魂，再殺肉體
殺人的另一個模式是「先殺靈魂，再殺肉體」。歷史上最殘暴的秦王朝也沒有出現過精神屠殺，而中共卻絕不給人慷慨就義的機會。所謂「坦白從寬，抗拒從嚴」，「只有低頭認罪才是唯一出路」。一定要讓人放棄自己的思想和信仰，像狗一樣沒有任何尊嚴地去死，否則慷慨赴死的氣概會激勵來者。只有死得卑微而可恥，才達到了中共「教育」后來人的目的。中共現在迫害法輪功極其殘暴的原因就是法輪功把信仰看得重于生命，在無法摧毀他們的尊嚴時，中共便竭盡所能地折磨他們的肉體。
4、有打有拉地殺人
在殺人的過程中，中共會「胡蘿卜大棒」一起用，有打有拉。它從來都是說「打擊一小撮」，或按照百分之五的比例，「絕大多數人」永遠是好的，永遠是「教育」的對象。這種教育分為「恐怖」與「溫暖」兩種。「恐怖」，就是讓人看到與共產黨對立絕沒有好下場，對被打擊的人要避而遠之。「溫暖」，就是讓人們看到如果能得到黨的信任，與黨站在一起，不僅安全，還可以得到重用，甚至分吃一點人血饅頭。林彪說「今天一小撮，明天一小撮，加起來就是一大片」，每每那些慶幸躲過了一次運動的人會成為另一次運動的犧牲品。
5、「消滅在萌芽狀態」的殺人模式和「隱蔽的法律外殺人」模式
如今，中共還發展出「消滅在萌芽狀態」的殺人模式和「隱蔽的法律外殺人」模式。比如各地工潮、農民抗爭越來越多見，中共本著「消滅在萌芽狀態」的原則，每每把「首要分子」抓起來，判以重刑。再如，在人權自由越來越成為世界共識和潮流的今天，中共不判處一個法輪功學員死刑，可是在江澤民「打死白打死」的教唆縱容下，各地普遍出現酷刑致死法輪功學員的慘案。又如憲法規定了公民的上訪權利，但是中共使用便衣警察，甚至雇傭地痞流氓，搞「截訪」，抓人、遣送、甚至勞教民間上訪的維權民眾。
6、殺雞儆猴式的殺人
迫害張志新、遇羅克、林昭等等。
7、用不殺人來掩蓋殺人
國際上有影響的人往往中共只鎮壓而不屠殺，目的是為了暗中殺那些影響力小的。比如鎮反時，國民黨的高級將領如龍云、傅作義、杜聿明等倒是沒有殺，殺的都是國民黨的中下級官員和士兵。
長期以來的殺人異化了人的靈魂，現在中國許多人的殺心都很重。「九一一」事件時，大陸網站上竟然一片叫好之聲，鼓吹「超限戰」的說法也不絕于耳，這實在讓人思之不寒而栗。
結語
由于中共的消息封鎖，我們無法確切知道在其統治期間到底有多少人被迫害死，以上列舉的各個運動就至少致死了六千萬人，此外還有中共在新疆、西藏、內蒙、云南等地對少數民族的屠殺，相關史料就更難找到。《華盛頓郵報》則估計中共迫害死的人數達八千萬之多。
除了致死之外，還有多少人被致殘，多少人得了精神病，多少人被氣死、嚇死、郁郁而終，我們更不得而知。要知道，每一個人的死亡，對家庭成員來說都是一段刻骨銘心的慘痛悲劇。
日本讀賣新聞曾經報導，中共中央下令對全國29省市進行統計，整個文革波及遭殃者至6億人，占中國人口的一半左右。
斯大林曾說，死一個人是悲劇，死一百萬是個數字。李井泉在聽到別人告訴他四川省餓死了許多人的時候竟然若無其事地說「哪個朝代不死人？」毛澤東說：「要奮斗就會有犧牲，死人的事是經常發生的。」這就是無神論的共產黨人對待生命的態度，所以斯大林迫害死兩千萬人，占前蘇聯人口的十分之一；中共迫害死八千萬，也差不多十分之一；紅色高棉迫害死200萬，占其人口的四分之一；現在北朝鮮餓死的人估計也超過100萬了，這都是共產黨欠下的血債。
邪教用殺人來血祭其供奉的邪靈，共產黨從出現開始也不斷用殺人、甚至是殺不了外面的人就殺自己人的做法來祭祀其「階級斗爭」、「路線斗爭」的邪說，乃至把自己的總書記、元帥、將軍、部長等等擺上其邪教的祭壇。
許多人認為應該給中共時間讓它變好，并說它現在殺人已經很有節制了。且不說殺一個人也是殺人犯，從更大層面來說，因為殺人是中共達到恐怖統治的手段之一，那么，殺多殺少就是可以根據需要來調整的。其表現可以概括成「不可預測性」。在人們的恐怖感不大時，多殺一些人就能提高恐怖；在人們的恐怖感很大時，殺少量的人也能維持恐怖；在人們不由自主地害怕時，中共只是嚷嚷殺人（不用殺人），也能維持恐怖；在人們經歷了無數的政治殺人運動，對中共的恐怖形成條件反射之時，中共可以提都不提殺人。宣傳機構的大批判調子就足以喚回人對恐怖的回憶。
一旦社會上人們對恐怖的感受有變化，中共就會調整它的殺人力度。所以，中共殺多殺少本身不是目的，重要的是其殺人的一貫性。中共并沒有溫和，更沒有放下屠刀，而是人民被奴化了。一旦人民起來要求甚么，超出了中共的容忍，中共是絕不會猶豫和客氣的。
也正因為要維持恐怖，隨機性的殺人是維持恐怖最大化的做法。由于歷次大規模殺人中常常有意不明確運動對像、定罪和量刑標準，為避免被劃進可能被殺的范圍，人民往往退縮到一個自我劃定的相對「安全」區，這個區域有時比共產黨劃的還要小得多。這就是為甚么每次運動人人都是「寧左勿右」，每次運動都是「擴大化」，是因為一級一級的主動加碼以求自保。運動越往下越殘酷，這種全社會的恐怖自動放大效應就來源于共產黨的隨機屠殺。
在長期殺人的歷史中，中共演變成一個變態系列殺人狂。通過殺人來滿足其大權在握、生殺予奪的變態快感；通過殺人來緩解內心的恐懼；通過不斷殺人來壓制以前殺人所造成的社會冤仇和不滿。時至今日，中共由于血債累累，已無善解的出路，而又依靠高壓與專制維持到它生存的最后一刻。即使有時采用「殺人，平反」的模式來迷惑一下，但其嗜血的本質從來沒有變過，將來就更不可能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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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2004 7:03:55 A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