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系列社論《九評共產黨》【九評之八】評中國共產黨的邪教本質
【大紀元12月3日訊】前言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以前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土崩瓦解，約百年之久的共產國際運動宣告失敗；但是中國共產黨作為一個異數存留下來，而且統治著占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中國。一個不可回避的問題就是，今天的共產黨還是不是共產黨？
首先，在今天的中國，包括中共在內已無人再信共產主義。搞了五十多年的「社會主義」之后，它現在搞的是股份制，私有制，引進獨資外企，對工農進行最大限度的壓榨，與所謂共產主義的理想背道而馳。但與此同時，中共繼續堅持共產黨的絕對領導權。在2004年最新修訂過的憲法中依然硬性規定：「中國各族人民將繼續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社會主義道路，…」
今天的共產黨，猶如「豹死猶留皮一襲」的一個「皮囊」，被中共繼承下來，維持著共產黨的統治。
那么，中共繼承的共產黨這張皮，這個組織，它的本質是甚么呢？
一．共產黨的邪教特征
共產黨的本質，其實就是一個為害人類的邪教。
共產黨雖然不稱自己是一個宗教，但是它具足了宗教色彩（見表1）。其成立之初，就把馬克思主義當成天地間的絕對真理。奉馬克思為精神上帝，以所謂共產主義的「人間天堂」來誘惑黨徒為之奮斗終身。
（一）編造教義，消滅異己
共產黨奉馬克思主義為教義，標榜為「顛撲不破的真理」。共產黨的教義缺少仁愛寬容、充滿狂妄自大。馬克思主義是生產和科學很不發達的資本主義初期時代的產物，對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的關系根本沒有正確的認識。這樣一個異端邪說，卻不幸發展為一個國際共產運動，為害世間約百年之久，直到被實踐證明完全錯誤，被世人所拋棄。
從列寧以來的共產黨領袖們，還不斷為共產邪教教義添加新的內容。從列寧的暴力革命理論，到毛澤東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論，再到江澤民的「三個代表」，共產黨的歷史上充斥著諸如此類的歪理邪說。雖然這些理論在實踐中不斷導致災難，而且前后自相矛盾，卻還是要標榜為一貫正確，并強迫人民學習。
消滅異己是共產邪教傳教的最有效手段。因為共產邪教的教義和行為太荒謬，所以它只有靠暴力消滅異己才能強迫人民接受它。中共在奪取政權后，「土改」消滅地主階級，「社會主義改造」消滅資本家，「肅反」消滅了民間宗教勢力和前政權中的人士，「反右派」讓知識份子息音，「文化大革命」中把傳統文化連根鏟除，真的實現了人人「讀紅寶書」，「跳忠字舞」，「早請示、晚匯報」的共產邪教一統天下。在后毛、后鄧時期，共產黨又認定信奉真善忍的法輪功會與共產黨爭奪群眾，故必欲鏟除而后快。因此發動了一場滅絕性的大迫害，至今無法收場。
（二）崇拜教主，惟我獨尊
從馬克思到江澤民，共產黨領袖的畫像要懸掛起來讓人膜拜，領袖的絕對權威不容挑戰。毛澤東成為「紅太陽」、「大救星」，他的話「一句頂一萬句」。身為「普通黨員」的鄧小平曾太上皇式地主宰中國政治。江澤民的「三個代表」含標點符號才一共四十幾個字，卻被中共四中全會的決定笑話式地標榜為「回答了甚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創造性地回答了建設甚么樣的黨、怎樣建設黨的問題，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的繼承和發展。」 斯大林濫殺無辜，毛澤東發動文革浩劫，鄧小平下令「六四」屠殺，江澤民搞迫害法輪功，都是這種教主獨裁的惡果。
中共一方面在《憲法》中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人民行使國家權力的機關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任何組織或者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而另一方面卻在《黨章》中規定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把黨凌駕于國家和人民之上。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則到處發表「重要講話」，稱人大這個「最高」國家權力機關要「堅持黨的領導」。根據中共的「民主集中制」原則，全黨服從中央，說到底，「人大」實際要堅持的是「一黨獨裁」，并以立法的形式保障共產黨的「一黨獨裁」。
（三）暴力洗腦，精神控制，組織嚴密，能進不能出
共產黨的組織非常嚴密:發展黨員要有兩個介紹人，入黨要宣誓永遠忠于黨，黨員要交黨費、要過組織生活、要集體政治學習。黨組織遍布各級政權，每一個鄉鎮村莊，每一條城市街道，都有黨的基層組織。黨不僅管黨員、黨務，連非黨群眾也同樣在其控制范圍之內，因為整個政權都得「堅持黨的領導」。而共產黨教會的「神父」——遍布各級組織的黨委書記們，在階級斗爭的年代里，從來都是干甚么都外行，只有整人最內行。
生活會上的「批評與自我批評」，是一種普遍而長期的對黨員的精神控制手段。共產黨在歷史上多次「清黨」、「整風」，抓「叛徒」，殺「AB團」，「整黨」，周期性的利用暴力恐怖來培養黨員的「黨性」，使他們永遠與黨保持一致。
入黨如賣身，在國法之上還有黨紀家法。黨能開除黨員個人，個體黨員卻不能脫離共產黨而不付出沉重的代價。如要退黨，就是叛徒。更有甚者，在共產黨邪教一統天下的文革時代，黨要你死你不能活，黨要你活你不能死。如果自殺，那是「自絕于人民」，還要連累家人也要為之付出代價。
黨內決策黑箱作業，黨內斗爭絕對秘密，黨的行文是機密文件。做了壞事最怕曝光，動輒以「泄露國家機密」罪處理異議人士。
（四）鼓吹暴力，崇尚血腥，鼓勵為教犧牲
毛澤東說：「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
鄧小平講：「殺二十萬，換二十年穩定。」
江澤民講：「肉體上消滅，名譽上搞臭，經濟上截斷。」
共產黨鼓吹暴力，在歷次運動中殺人無數，教育人民「對敵人要像嚴冬一樣冷酷無情」。紅旗被說成是「烈士的鮮血染成」，共產黨對紅色的崇拜實際上是對鮮血的崇拜。
共產黨大樹英雄榜樣，鼓勵人們為黨犧牲。在延安為生產鴉片燒窯而死的張思德，被毛澤東稱之為「他的死是比泰山還要重的。」在瘋狂的年代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為有犧牲多壯志，敢叫日月換新天」等「豪言壯語」充實著物質貧乏的瘋狂。
七十年代末，越共出兵推翻了中共培植的作惡多端的「紅色高棉」政權。中共雖然氣惱萬分，但是因為中國和柬埔寨沒有共同邊界，所以無法直接派軍隊去支援「紅色高棉」。于是中共以「對越自衛反擊戰」為名，行「教訓」越共小兄弟之實，在中越邊境發動對越戰爭，結果使數萬名中國士兵為這場共產黨之間的爭斗付出了寶貴的生命和鮮血，他們的死其實與國家領土主權毫無關系。數年后，中共卻廉價地借用一首歌曲–「血染的風采」，把那些被無謂犧牲掉的天真燦爛的年輕生命，化作對「革命英雄主義精神」的祭奠。而1981年死了一百五十四名中華烈士才奪回的廣西法卡山，又被共產黨在中越勘分邊界時輕輕一筆劃給了越南。
2003年「非典」流行時，中共讓年紀輕輕的護士小姐們「火線入黨」，然后封閉在醫院中護理「非典病人」，將這些年輕人推到面臨生命危險的最前線，并藉機樹立共產黨「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光輝形象」，而與此同時江澤民卻貪生怕死地率親信從北京躲到上海〔避炎〕。
（五）否定有神，扼殺人性
共產黨宣傳無神論，把宗教說成是麻醉人民的「精神鴉片」，在其統治范圍內，把所有的宗教或者消滅或者征服。然后再把自己神化，實現共產邪教的一統天下。
共產黨在破壞宗教的同時，破壞傳統文化。它把傳統、道德、人倫說成是封建、迷信、反動，以革命的名義而鏟除。文革中大量出現的夫妻相互揭發、學生打老師、父子反目、紅衛兵濫殺無辜、造反派打砸搶等違背中華傳統的丑惡亂象，正是中共扼殺人性的結果。
建國以來，強制少數民族歸順共產領導，導致豐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喪失或變異。
八九年「六四」，「人民子弟兵」屠城，國民對政治前途徹底失望，從此全民向「錢」看。
九九年至今，殘酷迫害法輪功，與真善忍為敵，導致社會道德飛速下滑。
進入新世紀以來，新一輪圈地圈錢圈物使不少民眾被拋落街頭，上訪人數激增，社會矛盾激化。大規模抗議多次發生，遭到軍警暴力和武裝鎮壓。「共和國」的法西斯性質凸顯出來。社會更無道德可言。
以前兔子不吃窩邊草，現今行騙要騙親朋好友，曰「殺熟」；以前國人最重貞節，現今「笑貧不笑娼」。以前醫生、教師是最受人尊敬的有德之士，如今醫院坑病人、學校坑學生最黑。中華民族人性道德被破壞之歷史，一首民謠盡情表現：「50年代人幫人，60年代人整人，70年代人哄人，80年代各人顧各人，90年代見人就宰人。」
（六）武裝奪權，壟斷經濟，有政治經濟野心
共產黨成立的宗旨就是武裝奪取政權，進而實施國有制和壟斷性的計劃經濟。共產黨的野心不可謂不大，拿一般的邪教斂財與之比較，只能是小鬼見魔王。
在共產黨統治的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國家里，在通常的國家機構之上，又附著一個權力更大的黨組織–各級黨委及支部。「黨附體」控制著國家機器，直接從各級政府調用經費，共產黨如吸血鬼，不知從國家社會搶走了多少錢財。
二．共產黨邪教的危害
一提起「奧姆真理教沙林毒氣殺人」，「科學神殿教自殺升天」，「人民圣殿教九百多人集體自殺」，人人不寒而栗，恨之入骨。但是共產黨這個邪教害人要超出千萬倍，因為它有幾個一般邪教做不到的獨到之處。
（一）邪教國教化
在一個正常的國家里，你說你不信哪個宗教，你可以不看那個宗教的書、不聽那個宗教的理，照樣能活得好。但是生活在中國大陸，你就不能不學習共產黨的邪教教義、不得不聽邪教宣傳，因為共產黨奪取了政權，把共產邪教變做了國教。
共產黨灌輸其政治說教，從小學、幼兒園就開始，以后的升學晉級總脫不了政治考試（核），而那些政治考試題，根本就不容學生獨立思考，必須靠死記硬背共產黨的標準答案才能及格。可憐的中國人，為了考試，不得不從小自動重復著共產黨的說教，一遍又一遍的自己給自己洗腦。政府的上層干部提升，不論是不是中國共產黨員，都要到黨校去學習。合格的畢業之后，才能晉級。
以共產黨為國教的中國，不容任何異見團體。連被拿來當政治花瓶的「民主黨派」和被改造了的「三自」教會，都得宣告接受共產黨的領導。先忠于共產黨，再信奉上帝，這就是共產黨的邪教邏輯。
（二）社會控制極端化
邪教國教化的基礎是共產黨對人民的控制和對自由的剝奪。這種控制空前絕后，因為共產黨剝奪了人民的私有財產，而私有財產是自由的基礎。在八十年代以前的中國，城市里的人只能在黨控制下的企事業里工作謀生，農民必須在（黨的）公社土地上種田吃飯，誰也別想擺脫共產黨的控制。在社會主義的國度，共產黨的組織從中央直達鄉村街道社會最基層，通過黨委、支部等各級黨組織，把社會牢牢控制。這種嚴密控制的結果，人民徹底喪失了自由：遷徙的自由（戶口制），言論的自由（五十五萬右派都是犯的言論罪），懷疑的自由（林昭、張志新因懷疑黨而被殺害），獲取信息的自由（看禁書、聽「敵臺」皆有罪；上網也要受監視）。
可能有人說現在中共也允許私有制了。但是我們不應忘記，改革開放，是因為社會主義搞到了吃不飽飯的地步了，搞到了「國民經濟崩潰的邊緣」，共產黨為了免于滅亡，才不得不退一步求生存。即便是在改革開放以后，中共并沒有放松對人民的控制。目前仍在進行的對法輪功民眾的殘酷迫害，也只有在共產黨國家才會出現。如果中共真的如愿成為經濟巨頭，可以肯定其對人民的控制只會更加變本加厲。
（三）崇尚暴力、蔑視生命
幾乎所有的邪教都會使用暴力來控制信徒，或對抗外來壓力。但是很少有像共產黨這樣毫無顧忌的使用暴力手段的。把世界上所有邪教害死的人數加起來，也無法和共產黨邪教害死的人數相比。在共產黨邪教來看，人只是實現目的的手段，殺人也是一個手段。所以共產黨迫害起人來，毫無顧忌，誰都可能成為迫害的對象，包括黨的支持者、黨員、黨的領導人在內。
中共扶植豢養的紅色高棉，典型的說明了共產邪教的殘暴和對生命的蔑視。在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啟發下，波爾布特領導的柬共為「消滅私有制」，在執政的三年八個月中，在這個人口只有不到八百萬的小國卻屠殺了二百萬人，其中包括二十多萬華人。
為了人們不會忘記共產黨的罪惡和紀念死難者，柬埔寨修建了紅色高棉罪惡館。該處原是一所高中，被波爾布特改造成專門對付思想犯的S-21監獄，大批知識份子被關進這里并以酷刑折磨致死，今日這S-21監獄被改成紅色高棉罪惡館。館中除了監獄及各種刑具，還陳列所有犧牲者臨死前拍下的黑白照，許多令人毛骨聳然的酷刑：割喉、鉆腦、活摔嬰兒等，皆傳自中共援柬的「專家與技術人員」！連專門拍攝臨刑囚犯的照片以供存檔與欣賞的攝影師，也是中共培訓的。
就是在這個S-21監獄，為了給柬共領導人進補，竟然特制了鉆腦機，取人腦來制造補品。將要被處決的思想犯被綁在一個椅子上，置于鉆腦機前，在被害者極度的恐懼中，快速旋轉的鉆頭，就從被害者的后腦鉆入，快速有效的進行活體取腦。
三．共產黨邪教的本質
甚么因素使得共產黨如此殘暴，如此邪惡呢？當共產黨這個「幽靈」來到人世間時，它帶著一個可怕的使命。《共產黨宣言》最后有一段很著名的話：
「共產黨人不屑于隱瞞自己的觀點和意圖。他們公開宣布：他們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現存的社會制度才能達到。讓統治階級在共產主義革命面前發抖吧。無產者在這個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鎖鏈。他們獲得的將是整個世界。」
這個「幽靈」的使命就是用暴力公開挑戰現實人類社會，要砸爛舊世界，「消滅私有制」，「消滅資產者的個性、獨立性和自由」，消滅剝削，「消滅家庭」，讓無產者統治世界。
一個公開聲稱要「打砸搶」的政黨，不僅不承認自己的觀點邪惡，它在《共產黨宣言》中還理直氣壯地宣告：
「共產主義革命就是同傳統的所有制關系實行最徹底的決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發展進程中要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
社會的傳統觀念是從哪里來的呢？按照無神論的自然法來說，是自然規律與社會規律的必然，是宇宙運動規律的結果。按照有神論的觀點來說，人類的傳統和倫理道德都是神傳給人的。不管怎么來的，最基本的人倫道德、行為規范、善惡標準都有其相對不變性，是千百年來規范人類行為、維系社會生存的基礎。如果人類沒有了道德規范和善惡準則，豈不是要墮落為獸類？當《共產黨宣言》「要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時，它威脅的是人類社會正常生存的基礎，注定了共產黨是一個破壞人類的邪教。
《共產黨宣言》這篇綱領性的文獻，通篇流露著偏執情結，卻不見仁愛和寬容之心。馬克思、恩格斯自以為通過唯物主義發現了社會發展規律，于是真理在手，懷疑一切，否定一切，執意把共產主義的虛幻強加于人，不惜鼓吹暴力摧毀已有的社會結構和文化基礎。《共產黨宣言》為新生的共產黨注入的正是這樣一個是反天理、滅人性、狂妄自大、極端自私、而又為所欲為的邪靈。
四．共產黨的末日論–「亡黨」恐懼
馬恩為共產黨注入了一個邪靈，列寧則在俄國建立共產黨，通過流氓暴力顛覆了二月革命后新成立的臨時政府，扼殺了俄國的資產階級革命，奪取了政權，為共產邪教在人世間奪得了一塊立足之地。但是革命的成功不僅沒有能使無產者獲得整個世界，相反的，如《共產黨宣言》第一段所言，「舊歐洲的一切勢力」，「都聯合起來了」，「對這個幽靈進行神圣的圍剿」。共產黨產生之后，立即陷入生存危機，隨時有被消滅的危險。
十月革命后，俄共布爾甚維克掌權既沒給人民帶來和平，也沒有帶來面包，又胡亂殺人。前線接連打敗仗，后方經濟困難更因革命而加深，于是人民就起來反抗。很快內戰席卷全國，農民紛紛拒絕向城市供應糧食，頓河流域發生哥薩克大規模暴動，和紅軍血腥拉鋸，雙方那種原始的野蠻、殘忍和血腥，在蕭洛霍夫《頓河故事集》、《靜靜的頓河》等文學作品中得到了體現。高爾察克、鄧尼金等前白軍將領率領的起義隊伍，一度幾乎推翻了俄共的統治。一個政權初生便激起幾乎全部人民的反抗，概因共產邪教太邪惡，太不得人心。
中共在中國的遭遇也很類似，從「馬日事變」，「四一二屠殺」，到蘇區五次「圍剿」以及大潰逃的二萬五千里長征，中共長期面臨著被消滅的危機。
共產黨抱著不惜一切手段也要砸爛舊世界的決心出世，卻發現它不得不首先面對一個更為現實的問題：如何能不被消滅而生存下來。因此，共產黨始終生活在害怕被消滅掉的恐懼之中。生存，成為共產黨邪教的頭等大事，一切的一切。到了今天，在國際共產陣營完全解體的情況下，中共的生存危機愈加嚴重，「亡黨」的劫難論在八九年以后越來越接近現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