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醫師反對強摘器官組織”（DAFOH）、歐洲“CAP信仰自由組織”（CAP Freedom of Conscience）、日本“移植旅遊考量會（ TTRA）”、韓國“器官移植倫理協會（KAEOT）”及“台灣國際器官關懷協會（TAICOT）”聯合舉行的“世界反活摘峰會”於9月24日舉行媒體篇峰會，義大利記者馬可‧雷斯平蒂（Marco Respinti）、台灣傳媒學者張錦華、法國經濟學家莫里斯‧杜魯安（Maurice Drouin）、日本記者Hataru Nomura、古巴記者佐伊‧巴爾德斯（Zoé Valdés ）作為特邀嘉賓在會議上發言。
台灣教授：當人類器官被作為商品銷售時 人類不可坐視不管
台灣大學新聞研究所教授張錦華在講演中表示，當人類的器官被當作商品銷售時，人類不可對這種罪行坐視不管。
她因此敦促人們支持獨立敢言的媒體新唐人和大紀元。她說：“歷史的教訓告知我們，嚴重的人權犯罪應該得到媒體最高水準的關注，以揭示事實，這樣我們可以儘早結束罪惡”。 “承諾‘不再發生’是人類不應該忘記的神聖的誓言；制止中共的罪惡，是自由世界媒體的責任。”
古巴記者：必須立刻制止中共“活摘器官”的野蠻行徑
古巴記者佐伊‧巴爾德斯表示，中共在從遭其監控的異議人士，例如政治犯或由於自己的信仰而遭到中共迫害的人身上摘除器官的行為，“是一種野蠻的酷刑，也是共產黨的典型行為，這種行為必須被立刻制止。”
她指出共產黨犯下了各種令人義憤填膺的、破壞性的反人類罪行。“然而在中共試圖為其共產理念正名， 並將其共產理念置於所有人的生命和自主權上時，這種罪行往往被忽視或‘遺忘’。”她因此敦促有良知的知識分子和記者，“都應該譴責並發聲要求中共立刻停止這種沒有人性的行為，因為這種罪行還在繼續發生。“ 她說道。
她以中共犯下的活摘罪行為例，表示主流媒體不是在譴責邪惡，而是在為邪惡辯護。她說：“聯合國的專家聲稱他們得到了關於這種罪行的、可信的信息，因此對於這種罪行極其警覺，然而很多媒體在報導此消息時卻會補上一句‘中共否認這種說法’，但是中共當然會否認，而且中共還禁止任何人進入中國大陸去調查；還有的媒體還幫助中共打圓場，說中共在2017年就停止了活摘罪行，然而事實上，中共暫停了一段時間後又恢復了‘活摘器官的罪行，並因此在國際黑市上掙了一大筆錢。”
她因此而批評當今的媒體不再可信、不再自由，不再能夠譴責邪惡、不再能夠調查，而是去抄襲、去混淆事實，去抹殺事實，去消音。她批評說：“今天的媒體是共產黨的盟友，而且在掩蓋其犯下的可怕罪行。因為我們無法說共產黨欺騙了他們，因為在共產黨產殘害了1億多人的情況下，共產黨的的暴行已經無法欺騙任何人。”
法經濟學家：中共操縱主流媒體隱瞞真相 人類需要找尋真相
法國經濟學家杜魯安也指出，中共犯下的活摘器官的罪行是反人類罪，但是西方的主流媒體在此問題上卻保持沉默，這是由於迫於中共經濟的利誘、中共的滲透以及中共戰狼外交的施壓。
他以聯合國前不久公佈的、聯合國調查人員就中共活摘罪行進行的一次報告為例。 聯合國公佈的聯合國調查員就中共活摘器官罪行進行的已經得到證實的調查結果，那就是中共在從無辜者身上活摘器官，而這些遇害人“犯下”的唯一罪行就是與共產獨裁政權領導的共產邪教的理念不同， 這個文件是聯合國調查員在長時間困難的調查後公佈的官方報導，卻在法新社自我審查後卻無法發表。
杜魯安說：“‘活摘器官’的罪行是反人類罪，一個官方的國家信息機構（法新社），將一份經過困難的、長時間調查而得到的官方報導，當作虛假指控的做法是無法允許的，這種行為是應該遭到政府懲處的，因為民主國家的信息機構應該是民主的，應該是尊重人權和自由的。”
他因此告誡記者們，要講述真相，不要去隱瞞罪惡。
他也敦促人們重視類似於新唐人和大紀元這樣的獨立媒體，他說：“因為他們沒有臣服於中共”，並找尋真相，以捍衛人類的言論自由、民主自由和基本人權，因為“只有了解真相，才會意識到這些人權的重要性。”
《嚴冬》總監：好記者滋養靈魂 壞記者助紂為虐
關注中國人權和宗教自由的國際雜誌 《嚴冬》（Bitter Winter）總監雷斯平蒂譴責了中共對於維吾爾族人犯下的種族滅絕罪、對藏族人和蒙古人犯下的文化清洗罪行、他將中共的中共的“獨生子女”政策及2015年推出的兩個孩子，2021年5月推出的允許三胎制稱為“極權政府政治化的人口政策”，並指出中共在中國大陸用高科技對中國人的強行監管對整個世界構成了威脅。
他說：“中共系統地毀滅所有的宗教和信仰體系，並通過迫害、鎮壓和非法監禁、心理和肉體酷刑迫害、羞辱甚至肉體殺害消滅信仰者。
中共活摘無辜民眾器官的罪行已經持續了數十年，活摘器官罪行殺害的主要是法輪功學員， 他們中有的人遭到活摘酷刑殺害時有些受害者還是活的， 而中共從他們身上獲取的器官被在龐大的黑市上出售， 受害者中還包括維吾爾族人、藏族人和基督徒。
中共在這種交易中隱瞞著真相，甚至還派出部長和官員在國際座談會上作證來掩蓋這令人髮指的罪行，就好似這種罪行並非是中共政府當局自己一手策劃組織的。”
他繼而表示，正因為中共隱瞞著很多罪惡，因此中共治下的中國是一個有很多禁忌的地方。他說：“中共禁忌的一個詞是殺戮，對於無辜者的殺戮，中共對於揭露其侵犯人權的罪行的回應是編造旨在扭曲事實、改變普通人對這種罪行認知的的假新聞，以掩人耳目，同時防止國際社會干預其非法行徑。
他指出，值得注意的是，中共的這種策略， 令中共的謊言不僅僅被用於扭曲事實，還被用於在中國國內和國際社會為其非法行經正名，甚至誤導人們認為中共對他們有救命之恩， 他說：“無需置疑的是，當人們相信了中共官方的謊言後， 異議人士就有了雙重罪行，他們因為說真話而有罪，同時又由於不遵從政府的論述而有罪。”
他以中共污衊維吾爾族人和法輪功學員為例，解釋了中共造假的兩步走，“首先，不惜餘力地否認事實真相，將那些敢於說真話的人稱為‘騙子’；當由於證據的數量和質量導致其無法再隱瞞真相時，中共會為其罪行編造一個合理的理由。”
他批評對中國的禁忌脅迫屈服的記者不是好記者， 他說：“ 人們以為記者工作就是發表文章，事實上也並非如此， 記者應該是一種不受到禁忌限制的職業， 一個只講述事實真相的職業；一個盡可能展示證據的職業；一個以非常透明的方式表達觀點的職業；一個不會愚弄讀者的職業；雖然這是一種道義責任，但是這也意味著那些發表謊言或屈服於禁忌的記者不應該存在，因為他們是不道德的。”
他批評現在有些記者的報導在有意幫助中共助紂為虐， 他說：“很多情況下，有些記者反覆重複中共的謊言， 推動了中共對無辜民眾的騷擾、酷刑迫害並造成了無辜民眾的死亡。”還有一些記者無意的、但不加質疑地拿著中共官方的報導就用，因為他們不在意或不願意找麻煩，雖然很多記者也知道，中共聲稱中國用於移植的器官都是自願捐贈，但是中國捐贈器官數量與其進行的器官移植手術的數量對不上號。
他說：“記者並非偵探，但他們在工作中他們可以從事一些調查的工作；他們也可以為偵探提供一些偵探可用的證據。記者不是信仰導師，但是他們正當的工作能夠有助於滋養讀者靈魂，或為讀者提供某種指引。讓我們不要當一位說教的記者，但是好的記者至少可以防止自己和他們讀者的靈魂遭到謊言的毒害”。
作為新聞界業界人士，他建議抱著善意的專業記者建立一個網路資源庫，來收集並存放他們找到的關於活摘器官罪行調查的的報導和信息。他敦促記者們公開討論這些信息的可信度，並質疑中共回應的可信度。他說：“此舉將可以為防止中共對無辜者的殺戮做出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