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講訴了自己的心路歷程。
出於責任感 李先生帶着九個孩子從理大逃出
李先生回憶說，在香港反對《逃犯條例修訂草案》（又稱 “反送中”運動 ）期間，2019年11月13日，香港警方包圍了香港理工大學的紅磡校區，當時李先生年僅14歲的長子A和朋友被困在校內。11月18日，李先生進學校找兒子，並帶出了A和8名比A更年幼的孩子。
李先生表示，他和夫人一家人都是“黃絲”，當A於11月13日要去理工大學參加抗議時，他和夫人雖然擔心，他們還是選擇了尊重孩子的要求，允許A去參加了理大的抗議。但是他夫人會用手機追蹤孩子的位置，希望能夠保護兒子的安全。
當他和夫人發現A被困於校園後，非常擔心，因此李先生於18日，香港民衆發起“圍魏救趙”時，隻身進入理工大學去找兒子。
當他找到A時，他還看到了一羣比A更年幼的孩子。（當時這些孩子被警察斷電斷水困在理大校園中）。他說：“當時外面都被封鎖了，小朋友們都很怕，他們中很多（人）比我兒子都小，我可以帶多少就帶多少出來，最後帶了八名後生仔（年輕人）一起離開。”
他還介紹說，當時爲了突破警方的包圍，有的示威者通過從天橋上跳下或爬下水道的方式逃離校園；李先生帶着這些孩子試圖趁黑逃離校園，但是在下天橋時遇到警方並遭到拘捕，雖然他們沒有被打，但是卻不斷遭到警方的言語恐嚇。
A回憶說，當時那些警察肆無忌憚地威脅他們。他說：“那些警察恐嚇說要殺掉我，並將我棄屍大海。……他們把我們帶到北角警局，並送去法庭時候，他們用力推、擠我們（遭拘留的示威者），而且在拘留時也一直在被罵。”
而李太太發現，他們父子倆從理工大學撤離時，有一個多小時都沒有移動過位置，就知道他們可能遇上了麻煩。
在反“送中”抗議中，港警拘捕了大量的參與抗議活動的示威者，由於沒有餘力調查他們，因此很多人都被‘踢保”。 “踢保”爲警方拒絕保釋的疑犯。按照香港的法律，警方需要在48個小時決定是否對相關人士落案、起訴，48個小時以後，疑犯就不需再續保和到警署報到，但是警方仍可繼續調查該案件，並隨時可以繼續起訴疑犯。
香港理工大學衝突是香港“反送中”運動中出現的最大的一場人道主義危機，示威者與警察對峙長達16天，最後1377位成年示威者遭到拘捕，318位未成年者被要求登記身份及個人資料，成爲“反送中”抗爭中單日拘捕人數最多的一天。
港府推“國教” 驚醒香港人
李先生介紹說，他夫人於1999年從大陸遷居香港，她的父母一直都在香港工作。他自己則是2009年結婚後才移居香港，但是他和夫人都能夠體會到當時仍然實施“一國兩制”香港與中國大陸的不同。香港人反抗中共的統治，就是因爲中共太糟糕。李先生問道：“如果你做得好，誰會反你呢？ 如果中共好，誰會反它？”
他舉例說，在香港，如果陌生人跌倒了，路人會主動上去幫扶，被扶起來的人還會感謝幫助自己的人；但是在中國大陸，人們都在擔心被碰瓷，被訛錢，因此看到路人跌倒，都是避尤不及，不會有人上去幫忙的。
李先生夫婦有三個孩子，長子現在16歲，老二14歲，最小的孩子才5歲，他和夫人由於不希望孩子接受“國教”，因此才走上了公民抗爭之路。
他說：“爲了下一代的教育和未來，我才站出來反對香港政府推行的‘國教’，並開始關注香港的社會問題。”
“中共用‘歌頌共產黨好’給孩子洗腦，這令香港人非常反感。” 李先生說，香港的國際學校現在還好些，如果是公立學校，已經不可以批評共產黨了，只能夠稱讚中共和香港政府。他說：“那些老師還將愛國、愛黨教育灌輸給孩子，基本上和大陸一模一樣，甚至可能有過之而無不及。”
他非常遺憾地表示，香港的英語教育也不再受到重視，雖然仍然在用粵語授課，但是學生被要求必須說普通話，而香港的本土文化在逐漸被侵蝕。
李太太則說：“我小時候並沒有意識到香港與大陸的差別，但是到了香港以後，我發現香港（淪陷前）的教育還是比較好。”
後來看到香港政府推廣的“國教”政策，搞得她憂心忡忡。她說：“很多人看到中國大陸的假象，以爲大陸非常‘發達、富裕 ’，其實都被中共騙了。” 她認爲港府幫助中共推動的所謂的德育與國民教育都是中共政府的洗腦政策。
一家人的抗爭歷程
他們一家人因此從2014年“雨傘革命”（Unbrella Revolution），香港人走上街頭要求“真普選”開始，到2019年的“616反送中大遊行” 200萬人上街，從來不曾缺席過一次爲香港的民主自由抗爭的活動。
李先生介紹說，他在“反送中”活動中主要是參與後勤支援，因爲他只能在下班後參與抗議；而A則多次站在“反送中”的最前線，孩子多次由於被催淚瓦斯薰得眼睛又辣又痛，雖然他帶着防毒面具。
A還回憶了自己遭遇過的一次最恐怖的警察的圍堵。他說，當時他和約50位手足被逼入一條小路，警察在路口不斷地對他們發射催淚彈、胡椒子彈和橡膠子彈，而他們只有一個可以退出去的路口，警察就在那個路口不斷地攻擊他們，只要他們試圖突圍就會遭到警棍亂打。
雖然A最後與另外兩位朋友跳過路邊的花叢，翻過欄杆，逃出了警方的圍困，但是隨後卻夜夜做噩夢，甚至出現間歇性地失意狀況，在經過心理醫生約3個月的諮詢、治療後才恢復了康復。
A表示當時爲了救助受傷的手足，他還專門考取了醫療急救執照，因爲他非常關注前線的抗爭。他說：“有很多抗議者受傷骨折，還有很多人遭到催淚彈的傷害。”他還介紹說，在抗議第一線的很多女生比男生還勇敢，她們奮不顧身地去救人。
港版國安法頒佈後 紅色恐怖下的香港
李先生說：“一國兩制已經死亡了，現在的香港完全就是一國一制，香港的行政、司法都不再是獨立機關，警察和海關根本已經淪爲政權打手，香港已經不再是自由、民主社會。”
李太太說：“看到今天香港的情況，真的很傷心，看到很多年輕人被打，我們也與孩子們討論過，要他上街一定要照顧好自己的安全。”
李先生表示，由於自己和長子A都被警方記錄在案，隨時都可能遭到警方起訴，而且一旦警方決定再次起訴，他們可能就被投入監獄，他們都難以預計自己何時被起訴。出於擔心自己和長子A如果不儘快離開香港，可能都會再也無法離開香港，甚至會被判刑的擔憂，李先生決定舉家遷離香港。
他哽咽道：“ 香港是我生活的地方，我們家的房子剛裝修好，所有的傢俱都是新的，我們真的捨不得離不開香港，真的捨不得。”無奈苛政猛於虎，面對中共與港府的惡勢力，他們一家人才決定逃亡。
A ：“希望香港能夠撐過去”
李先生介紹說，由於目前從香港前往英國的航班已經遭到重點盤查，還有很多便衣警察在監視，他擔心自己和家人都在黑名單上，無法上飛機，而且他並沒有英國國民海外護照（BNO Passport），出於種種原因，他選擇和家人從墨西哥進入美國尋求庇護。
他原打算一家五口一起進入美國，但是由於擔心孩子太小無法適應移民監獄，也擔心孩子抵抗力弱容易染疫，最後還是決定分頭行動。
4月10日凌晨2時左右，他帶着長子A偷渡越過美墨邊境，進入美國自首，目前他們被拘留在移民監獄中，等待尋求政治庇護；他妻子和兩名幼子仍然在尋求法律援助，希望美國能夠基於人道主義原則允許他們入境，而無需進入移民監獄。
李先生說：“我們等於從頭來過，但是留在香港是死路一條，讓人非常擔心，因此我們最後還是選擇離開。”
A則認爲，現在紅色恐怖的香港就如同當年香港遭日本佔領的三年零八個月，他相信香港最後終歸會重見光明。他說：“大家都是這麼想的，現在就像日本的抗日時期，希望香港可以撐過這段時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