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監控如影隨形
經濟學人2月28日報導，宋霞2012年離開上海到荷蘭工作，她一直通過微信與朋友保持聯繫。後來，她發現自己的一些信息遭到了審查。即使在另外一個國家，她在公共場合說話也很謹慎，只去她認為“安全”的地方，沒有中國共產黨黨員在場的地方。
公民實驗室說，微信由騰訊擁有，騰訊是一家與中國共產黨關係密切的科技公司，甚至積極調查從未與中國電話號碼有關聯的賬戶。微信利用算法自動進行審查，可以獲取與個人網絡運營商相關的數據，讀取設備的id，監控用戶的身體活動，使騰訊能夠識別誰在使用該服務。
宋霞不希望使用自己的真實姓名。這位年輕的專業人士既不是持不同政見者，也不是激進分子，但她害怕中共政府的監視。
宋是近年來移居西方的中國人的典型代表：富有，受過良好教育，這與早期移民社區中的勞工不同。1990年以來，海外華人數量翻了一番。而自從2000年以來，增長速度尤為迅猛。大流行讓許多精英人士急着出國，他們對嚴酷的疫情管控以及對言論自由日益嚴格的限制越來越不滿。
北京當局在2022年年底結束了大流行管制，但岌岌可危的經濟和居高不下的青年失業率加劇了人們的焦慮。現在，許多中國年輕人用”潤學”一詞，來表達他們逃離的願望。
即使不那麼富裕的人也在離開，採取所謂“走線”的危險方式。
2023年，近53,000名中國人在美國邊境被拘留，2018年僅有1,000 多人，增長速度遠高於邊境逮捕總人數。在2023年的前8個月，超過1.3萬名中國人試圖通過巴拿馬危險的達連峽谷林區前往美國。
目前，散居海外的中國人中，有四分之一生活在美國，四分之一生活在香港，其次是日本和加拿大。
報導指出，他們離開中國，並不代表着一定能擺脫中共的束縛。由於中國（中共）不接受雙重國籍，許多移民現在只是另一個國家的公民。然而，即使是那些不再擁有中國護照的人，中國共產黨也有能力對他們施加影響。如今，越來越多的中國境外人士面臨著類似國內的限制，讓他們感覺像生活在中國境內。
中共施加影響的三種方式
中共對海外華人日益增長的影響，有三種互相重迭的形式：直接恐嚇潛在的批評者、針對海外華人的親共宣傳，以及迫使人們在討論中國問題時進行自我審查。
中共對海外華人使用的直接恐嚇手段，最明目張胆的就是針對持不同政見者和活動家，手段包括干擾他們的數字通信、欺凌他們在中國的家人以及直接的人身威脅。
2023 年，人權組織“捍衛者”指責中共未經許可在53個國家設立了100多個海外派出所。
1997年至2021年間，400多名維吾爾族人被以可疑理由遣返回中國。其他中國人也因莫須有的罪名被從外國引渡回國。一些國家的政府，如泰國政府，會配合將這些人遣返。在其他情況下，一些個人會在不涉及東道國法律系統的情況下被迫回國。
受黨控制僑民新聞來源影響的群體要大得多。許多中國大陸移民主要生活在中文圈中，即使在國外也是如此。根據美國政府項目“美國社區調查”2021年的數據，在美國，超過一半的中國移民英語水平有限。
據報導，為了滿足這一市場需求，中國共產黨在2009年撥款約70億美元，用於擴大中共國有媒體的全球影響力。在習的領導下，這一足跡進一步擴大。中國共產黨推出了新的中文媒體，並收購了現有的媒體。
根據美國國務院最近的一份報告，中共政府通過財政和脅迫手段來影響名義上獨立的媒體所表達的觀點。
中共的海外媒體通常會壓制對西藏或1989年“六四”等敏感話題的討論，強調民主國家的缺點，試圖在僑民社區和東道國之間製造隔閡。歐洲的自由報紙在報導當地生活信息的同時，也夾雜着對黨的讚美。
在澳大利亞，中文媒體一度普遍反共，但現在通常會讚揚中共領導人。在美國，電視新聞是僑民家庭的主要信息來源，據自由之家的薩拉·庫克稱，在美國，親黨頻道在有線電視節目中佔主導地位。這個智囊團審查了三大有線電視供應商提供的中文有線電視服務： Verizon、Comcast 和 Spectrum，發現它們的大部分普通話和廣東話節目，都是由中共國家廣播公司或同情中共的機構提供的。
與此同時，在美國《紐約時報》等出版物用普通話播發新聞，經常批評中共的政策。法輪功是一種在中國被禁止的精神修煉，在全球發行免費報紙《大紀元時報》。但是，在許多現有媒體公司陷入財務困境，尤其是廣告收入下降的時候，中共用資金力捧的觀點卻日益突出。
在數字時代，中共不僅試圖影響人們閱讀和觀看的內容，還試圖影響他們的網絡互動方式。這種監督最普遍的方式是通過微信，這是中國社交和商業生活的核心。僑居海外的中國人也用其來聯繫在中國的家人和彼此。
中共還將控制信息訪問的努力帶入了大學。每十個在海外的中國人中就有一個是學生，這個數字還不包括許多畢業後留在海外的學者。
世界各地的校園裡都有中國學生學者聯誼會（CSSAS），其中許多都與外交使團關係密切。在習的領導下，這些協會的經費增加了。他們的服務包括在機場迎接學生或幫助他們開立銀行賬戶，但在一些校園裡，他們也扮演着政治角色。
中共政府的壓力還延伸到了海外學者，尤其是那些從事中國研究的學者，即使他們並非出生在中國。倫敦亞非學院的曾銳生說，前往中國的簽證已被“武器化”。被視為批評者的學者，可能會發現他們在中國的研究機會受到限制。
所有這一切都助長了自我審查，尤其是那些家人在中國的學者。在國外校園，這種謹慎已成為家常便飯。一些國家的大學講師講述了中國學生拒絕在課堂上發言，或要求不與其他中國學生一起上課的情況。
學者們在選擇研究方向時也很謹慎。佛羅里達州的一位教授說，一旦他不必再考慮回中國看望父母的需要，他可能會改變自己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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