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統一戰線”：從內部瓦解自由世界，組建共產同盟軍 2018年12月18日，在中共慶祝所謂的“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上，中共向十個外國人頒授了“中國改革友誼獎章”，以“感謝國際社會對中國改革開放事業的支援和幫助”。這十個人中包括曾幫助中共獲得2008年夏季奧運會主辦權的前奧委會主席薩馬蘭奇和掛名給中共前黨魁江澤民作傳的美國商人庫恩（Robert Lawrence Kuhn）。事實上，在過去幾十年中，曾經幫助過中共的國際政要、名流數不勝數。他們出于不同動機，扮演過不同的角色，但都不幸淪為中共統戰的獵物和罪惡政權的幫兇。
為了實現全球野心，中共不擇手段，拉攏一切可以拉攏的力量，來為中共服務。這就是中共的“統一戰線”，簡稱“統戰”。毛澤東把“統一戰線”歸為中共的“三大法寶”之一。當年的國民黨政權和當今的自由社會都曾經因中共的統戰蒙受巨大的損失，所幸西方國家開始警醒，近年來發表了多部針對中共統一戰線的調查報告。
美國國會下屬的“美中經濟和安全審查委員會”（USCC）2018年8月24日發布題為“中國（共）的海外統戰工作”的報告（以下簡稱“USCC報告”）。這份報告提供了中共統一戰線的概況、結構和運作方式。其中包括中共如何利用各種官方、民間組織及機構開展統戰，以及中共統戰活動對美國和其它西方國家的影響。報告指出，“中共近年來大力加強統戰工作。越來越多的統戰部官員被分到中共和政府高層職位上。近幾年來，中共已經增加了大約4萬名統戰干部。”[20]
歐洲智庫“全球公共政策研究所（GPPI）”2018年發表研究報告，詳細揭露了中共在歐洲的滲透活動。[21]2018年11月29日，美國斯坦佛大學胡佛研究所也發表了一篇系統揭露中共海外滲透的詳細報告。報告指出：中國（共）的活動超越了傳統的“統一戰線”對僑民社區的關注，目標是西方社會中更廣泛的部門機構，從智庫、大學、媒體到州、地方和國家政府機構。中國（共）致力于宣傳中國（共）政府、政策、社會和文化的正面形象；壓制不同觀點；聯合美國各方主要勢力，支持中國（共）的外交政策目標和經濟利益。[22]
總體來看，中共統戰對象有以下幾大類。
（1）收買西方政要、商界人士 《USCC報告》指出，中共將統戰工作視為加強國內外對黨支持的重要工具。對西方政客，中共不惜血本進行收買，下足了功夫。中共通過游說、利誘、搞關系等手段，與大批西方政府高官建立緊密關系，甚至給他們以國賓般的待遇、贈送珍貴禮物，贈以“中國人民的老朋友”之類的頭銜。他們當中包括聯合國秘書長、國家首腦、政府要員、國會議員、高級政府顧問、國際組織負責人、智庫學界名人、財團媒體大亨等，在關鍵的時候，要他們為中共站臺發聲。
2018年12月在美國被判有罪的前香港民政事務局局長何志平與中共高層關系密切，曾代表中國能源公司賄賂非洲兩國高官來取得能源開采權，行賄對象包括兩任聯合國大會主席，再通過他們打通與其它國家最高層的聯系關節。[23]
美國法院文件曾概述了中國通訊巨頭中興（ZTE）普遍存在的腐敗和間諜活動：兩名利比里亞電信部門的高級官員曾作證說，2005至2007年期間，中興通訊在他們的國家大面積地對政府官員進行賄賂，對象包括該國總統、各級政府官員和法院法官。
中共利用利益、美色進行收買，并利用間諜曲線接近不同派別的政治領袖，把他們作為實現中共野心的棋子。在2014年11月美國中期選舉后的一份備忘錄中，具有中共官方背景的中國華信能源公司概述了一項與政界人士接觸的計劃，稱為了建立“關系和朋友基礎”。華信董事長葉簡明與歐洲頂級政要的關系非比尋常。葉簡明曾問美國一位前總統的安全顧問，是否能說服美軍不要轟炸敘利亞，因為他想在那里購買油田。葉接觸的人包括美聯儲高官、聯合國高官，還有美國政府高官的家人。[24]
在必要的時候，中共組成各種臨時的“統一戰線”，孤立敵手。過去中共利用第三世界國家的票數在聯合國致勝；還通過代理人利用伊朗來破壞美國穩定中東的努力，同時鞏固新的經濟聯盟；最近的中美貿易戰中，中共大肆游說歐洲國家，試圖挑起歐美矛盾，建立新的統一戰線，聯合制約美國。
中共還大力拉攏地方政治人物，如社區領袖、市議員、市長、州議員等。通常的做法是通過華商或團體給那些政要捐款，邀請他們訪問大陸并借機行賄，讓他們的親戚朋友在大陸經商過程中得到好處，或收買他們的助手，并常常使用色情陷阱等下流手段。
于2005年投誠澳大利亞的前中共駐悉尼總領事館一等秘書陳用林在2017年接受《大紀元時報》采訪時，曾詳細披露中共統戰部門滲透澳大利亞政府、腐蝕政治人士和官員的手段。他說：“不光是政治捐款，對政客私底下的賄賂實際上比政治捐款的數量要大得多，特別是上層政客，官員被收買很多。”“中共對澳洲的政治官員的收買，還包括把這些人拉到中國去旅游，免費享受皇帝一般的待遇，包括一些華人和中國公司出資為到訪的澳洲官員招妓。好多澳洲官員去了中國以后，回來馬上就改變了態度。”[25]
中共憑借雄厚的財力，拉攏全世界的共產黨、左派政黨和左派人士，讓他們作為中共在各個國家的內應，推動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傳播。
中共用同樣的手段拉攏及收買西方金融界、實業界人士，邀請他們成為座上賓，給他們生意上的好處，通過他們游說各國政府，影響西方國家的經濟、金融政策。在中美貿易戰當中，中共高層與華爾街大佬互動頻繁。美國很多頂級金融機構、跨國公司在中國有相關業務，為了擴大業務，聘用了很多中共高官的子女，那些人憑借個人關系在自己供職的機構里替中共發聲。
（2）滲透學術界、智庫 很多西方智庫直接影響國家政策、戰略的制定，因此中共對智庫格外重視。胡佛研究所的報告揭示，中共尤其致力于影響美國朝野看待問題的視角，并制造有利于中國共產黨的話題。中共通過為美國智庫提供資金以達到其影響、左右這些智庫的目的。幾乎所有跟中國問題有關的智庫，中共都曾經試圖收買、控制或者影響。[26]
《華盛頓郵報》披露，中國一些公司欲控制美國智庫，比如中共電信巨頭華為公司不僅威脅美國國家安全，同時也試圖通過提供資金影響華府智庫的獨立性。[27]
華為向劍橋、牛津等二十多所英國高校提供贊助。英國國家安全專家、安全與情報研究中心的格里斯（Anthony Glees）教授說：“英國大學里的中國資金資助電子方面的研究。這構成了國家安全問題。”他認為，華為通過“未來種子（Seeds for the Future）”項目與大學建立聯系，吸引年輕人才，“絕對是經典的共產黨顛覆戰術”。[28]
中共用金錢、地位、榮譽等收買海外學者，尤其是研究中國問題的學者。某些被收買的學者緊跟中共的宣傳攻勢，著書立說，圖解中共的“和平崛起”、“中國夢”、“中國模式”。這些學者的態度轉變，又可以間接影響西方對中共的政策，這正是中共想達到的目的。
雪上加霜的是，過去幾十年來，西方人文社會學者受到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嚴重影響，只要稍加“引導”，他們就會從相信左派意識形態發展到主動擁抱共產黨政權。
（3）拉攏、利用、控制海外華人僑領、商人、學生 中共把海外華人對祖國的情感，轉化為對中共意識形態的同情和認可。為此，中共對重點群體提供財政支持，以收買海外華人的人心。中共常將“愛國之心，骨肉情誼”掛在嘴上，故意混淆“中國、中共”的概念，騙取海外華人對中共政權的擁護，同時充分利用海外諜報系統，將反對者邊緣化，打擊對中共不滿者。
中共利用各種機會邀請海外華人到中國經商投資，高規格接待華人僑領，對特殊的海外親共分子，還安排他們和中共高層見面，參加所謂的“國慶”典禮等。
美國“卡內基倫理與國際事務委員會”資深研究員多爾夫曼（Zach Dorfman）在美國政治網站《政治》（Politico）上發表長篇調查性文章，披露中俄，尤其是中共，在加州硅谷地區的統戰間諜活動。[29]文章以舊金山僑領白蘭為例，指出中共利用她操控舊金山的中華商會（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排斥法輪功、西藏及親臺灣、親維吾爾族等團體參加新年游行活動。
《USCC報告》還披露，中國學生學者聯誼會（CSSA）受中共操控，是中共在海外的重要棋子。有的CSSA分支在其網頁上毫不諱言自己是中共大使館設立的，或者直言是其下屬機構。[30]他們經常接受指令，阻止異議人士表達觀點，騷擾、恐嚇、監視不順從中共的學生。CSSA甚至還直接涉嫌工業經濟間諜活動。2005年，法國《世界報》（Le Monde）披露，比利時魯汶大學的CSSA，是中共在比利時的經濟間諜網絡的前線。該間諜網絡有數百名間諜，在歐洲各個企業里工作。[31]
（4）利誘電影娛樂界 中共近年來不斷加大力度滲透美國娛樂業。2012年萬達集團出資26億美元收購美國第二大院線AMC，此后又以35億美元收購傳奇影業、11億美元并購美國第四大院線卡麥克。[32]阿里影業則于2016年收購好萊塢大牌導演斯皮爾伯格（Steven Spielberg）的安柏林合伙人（Amblin Partners）公司的部分股權，并派駐一名代表進入安柏林合伙人董事會中，參與公司重大事項的決策。[33]
中共在娛樂界滲透要達到的主要目標之一，是讓世界按中共的劇本“講好中國（共）的故事”，用“和平崛起”的正面形象，掩蓋其暴政和稱霸野心，同時忽略其擴張中不斷輸出黨文化敗壞世界。從1997年到2013年，在歷年全球收入最高的100部電影中，中國只投資了12部好萊塢電影。但在接下來的五年里，中國參與了41部好萊塢最賣座電影的投資。
[34]
中國快速增長的電影票房市場讓好萊塢垂涎。他們很清楚，得罪中共會被排除在這個巨大市場之外。在利益面前，好萊塢開始自我設限，不冒犯中共，甚至有的已經拍好的電影，因怕得罪中共而出血本更改畫面。[35]對中共發出不同聲音的美國娛樂界明星，中共采取限制其入境，或者在中國市場對其封殺的手法。好萊塢影星李察?基爾（Richard Gere）因直言不諱地表達對西藏問題的立場，不但遭中共封殺，在美國的演藝事業也嚴重受阻。為了不得罪中共，某些制片人拒絕給李察?基爾參演的電影投資。[36]此外，還有很多著名影視歌明星因言論或行為觸犯中共禁忌而上了黑名單。
（5）威脅恐嚇海外持不同政見者 中共對西方學者，特別是對中共持批評態度的中國問題專家，采取威逼和利誘的手段施加影響，致使很多學者主動自我審查。威逼手段包括拒發簽證──這對年輕學者影響最大，為了職業發展，許多學者主動回避人權、西藏問題等所謂“敏感話題”，避免觸怒中共。
常常發聲批評中共政權的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研究系榮休教授林培瑞（Eugene Perry Link）發現，不但自己上了中共的黑名單，無法去中國旅行，而且自己的經歷成了一個反面教材，讓年輕同行噤聲。[37]2017年10月，曾聲援香港民主運動的英國保守黨人權委員會副主席羅杰斯（Benedict Rogers），到香港進行私人性質的活動，但在香港機場被拒絕入境并遭遣返。[38]
《USCC報告》揭露，“中共情報部門還針對少數民族，如居住在海外的維吾爾人，讓他們做中共間諜。若不同意的話，中共會威脅要將他們的家人送到新疆的拘留營地，或將他們留在那里。”已經受過威脅的維吾爾人透露，這種強制行動的目的是“不僅要收集關于維吾爾人在國外的活動細節，而且還要在西方的流亡社區內制造不和，并恐嚇人們，以防止他們反對中共政府”。[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