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之聲2021年6月30日】（本臺記者韓梅綜合報導）在美國之音《中共百年 夢醒時分》系列報導中，曾在新疆烏魯木齊擔任外科醫生的安華托帝講述了自己從質疑到清楚中共本性的過程。
安華托帝的父母都出生於新疆哈密，父親曾任新疆烏魯木齊鐵路局運輸學校的中共黨委書記、校長。安華托帝自幼接受漢語教育，在1985年22歲時開始在烏魯木齊鐵路局中心醫院工作，是腫瘤外科醫生。
雖然安華托帝認為共產黨『兔子尾巴長不了』，但因為父親堅持『要是想在中國發展你的事業，必須入黨』，他還是找來兩份其他人的入黨申請抄了一下，提交了上去。黨支部書記非常高興，通知安華托帝在黨支部擴大會議上發言。結果一連兩次會議都正逢安華托帝給病人做手術，沒能出席。他在給美國之音的文章中記述說，黨支部書記為此很生氣，宣佈他的入黨申請作廢，需要重寫，並告訴他：『我不管你來的啥病號，你要記住一點，黨的利益是高於一切的』。
安華托帝寫道：『當時就把我愣住了，黨的利益是高於一切的。甚至黨要你去死，你就得去死，高於你的生命…那個時候我就知道這個黨有多邪惡了，有一種恐懼感了。』
他從此再未提交入黨申請。
1995年的一天，安華托帝按照科室主任的命令，取下了一位剛被槍決的死刑犯的器官。他清楚地記得，劃開那個人的肚皮時，那個人抽搐了一下，滲出來的血染紅了他的手術刀。 他知道，那個人還活著，『因為肚皮一拉開，刀口還在出血，那就表明心臟還在跳嘛。很快，大概30分鍾、40分鍾不到，就把手術做完了。然後我們主任說：「好了，你把東西收拾收拾，帶著你的人回到醫院。記住啊，今天啥事兒都沒發生。」我們非常清楚這句話的意思，都說：「是，記住了。今天啥事兒都沒發生。」至於那個器官拿到哪兒去了，不知道。』
他當時並沒有對此事產生任何質疑——既然是死刑犯，那肯定都是國家的敵人嘛，從小接受的紅色教育讓他無法跳出禁錮的思維框架。流亡海外後，他纔意識到當年所為是對生命何等的蔑視和踐踏。
在2009年，加拿大亞太司前司長喬高（David Kilgour）和加拿大籍人權律師麥塔斯（David Matas）於英國舉辦的一場新書座談會上，當時已旅居該國的安華托帝引起了外界注意。這本新書是喬高和麥塔斯合著的《血腥的活摘器官》（Bloody Harvesting）。在座談結束前，喬高二人感嘆，能掌握到的活摘器官直接證據，還是太稀少了。觀眾席中，安華托帝舉起手來說，『我做過活摘器官。』
之後，他曾多次在國際上作證，揭露共產黨以國家力量犯下『活摘死囚器官』罪行。
在2019年接受BBC采訪時，他也以親身經歷講述活摘器官的醫生被中共洗腦後無罪惡感，同時透露自己早知有150萬到200萬維族人被關押在集中營，烏魯木齊機場還開通了人體器官運輸通道。
安華托帝在美國之音這篇回憶中，講述了自己為何出走英國。
因為一個偶然的機會，安華托帝自1990年代起開始關注烏魯木齊維族人患癌率偏高的問題。在翻查2000多份資料後，他意識到發病數量最高的四種癌癥是：血癌、肺癌、淋巴癌和甲狀腺癌，『我又回去翻我們的教科書，發現這四種癌癥都有一個共同點——與核輻射有關』，『所有新疆人都知道，中共在羅布泊實驗原子彈，這是公開的秘密。然後我就得出了這個結論：中國的原子彈爆炸實驗導致我們這的癌癥數量特別高』。
安華托帝1997年底到土耳其，兩個月後結識了英國的一個攝製組，並協助該攝製組深入新疆腹地，拍攝了紀錄片《絲綢之路上的死亡》。該片披露中共上世紀50年代在新疆從事的核試驗使當地人（多為維吾爾人）患癌比率比全國平均數高35%的真相，是全世界唯一聚焦這一題材的紀錄片。
安華托帝寫道：拍那樣一部紀錄片『那是一定一定會打頭的』，因此『回到土耳其之後，我就跑到聯合國難民署申請避難，我知道我再也回不去了』。
他隨後經土耳其輾轉抵達英國，現在成了一名出租車司機，奔走於倫敦的大街小巷，並長期就維族人權議題、中共殘忍暴行等在國際發聲。
責任編輯：元明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