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2日，晏陽天在《維權網》發表評論說，這一事件標誌着凱迪社區靈魂的死亡。
在微博、微信流行前，凱迪社區曾經是中國大陸自由派的根據地，每天聚集了大批民間人士在此議政，有不少知名文人學者在上面發帖建“樓”，大爆歷史內幕，其中不少帖文言論大膽。
凱迪社區多年來早已成爲官員的眼中釘、肉中刺，包括關注福建嚴曉玲案，外賣騎手罷工，孫大午和任志強事件等等。“貓眼看人”則常常聚焦社會熱點和敏感事件，從網絡討論發酵、延伸到線下行動。
但近年來，凱迪社區內部已經不斷收緊言論，刪帖成爲常態。
廣州獨立作家野渡回憶說，2003-2006年隨着維權運動的興盛，凱迪社區等論壇作爲社會變革的助推器，發揮着重要的羣聚效應，但是自從2008北京奧運加強輿論約束、BBS強推實名制後，凱迪社區已經是風光不再、苟延殘喘。
野渡在接受自由亞洲電臺採訪時表示：“09年開始，BBS討論已經開始衰落。十多年來貓眼一直苟延殘喘，在中國的社會思潮中式微。中國的自由化陣營，不可能有任何對民衆進行自由傳播的媒介了。《貓眼看人》產生的時代，是中國互聯網早期，也是官媒、南方傳媒等平臺被自由化知識分子把持的時代。90年代末，李慎之先生爲中國的自由主義點題，發表《風雨蒼黃五十年》，產生了整個社會思潮的變動。”
《維權網》的文章提到，天涯社區和凱迪社區十餘年前已遭整肅，大批寫手比如劉逸明，紛紛移步鳳凰網。但是2016年後，新浪、鳳凰、網易和搜狐的諸多論壇和博客開始關閉。
2016年，習近平發表了標誌性的4・19講話，強調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營造出一個風清氣正的網絡空間。他說，“古人說：‘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很多網民稱自己爲“草根”，那網絡就是現在的一個‘草野’。”
“中國文字獄事件盤點”推特賬戶負責人、不願透露全名的王先生見證了2016年之後輿論氛圍的急轉直下，他對自由亞洲表示：“習近平當時發佈講話，新聞要講導向。第二天全網各個平臺大量封殺自媒體帳號，包括很多娛樂帳號比如毒舌電影，跟政治不沾一點關係的。這只是我們經歷過的很多次收緊的政策之一，他一直一直在收緊。”
凱迪編委會根據董事會要求，已從今年3月30日起陸續關閉了“貓眼看人”、“文化散論”、“城市生活”、“原創文學”、“影視評論”等版面，防止公知“聚集”。
4月15日，凱迪網編委會更發佈一封致廣大網友的公開信，聲稱2021年是中共建黨百年，“世界正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外部環境波譎雲詭”。站在這個“時代新的起點上”，網站誓稱“將始終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爲指導，不斷提高政治站位，持續強化思想認識”，還要“時刻銘記習近平總書記在網絡安全和資訊化工作座談會上系列講話精神”。
公開信並稱，多年來，凱迪網混入了“少數別有用心、唯恐天下不亂的所謂‘公知’”，這些人“打着‘愛國’的旗號，行妖言惑衆之實，與境外敵對勢力勾結串聯，企圖動搖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網站“長期動用大量人力物力，強化審覈”，但仍然不夠。
凱迪網還稱，他們將“徹底清理違規違法不良言論，與‘公知’勢力劃清界線”。
公開信發佈後，不少大陸網民在微博平臺表達了擔憂，感嘆未來恐“莫談國事，只談風月”。
有網民說，“這是當年的紅衛兵寫的吧”、“原文有點大字報的味道”、“這都開始劃清界限了”、“我以爲是惡搞，居然不是”。
“公知”是公共知識分子的簡稱，但在大陸這被稱爲詆譭時政、攻訐政府的負面詞。
凱迪對“公知”的貶義描述也引發不滿。不少網民表示，“公知是公共知識分子的簡稱，哪條法律判定公知是壞人了？”“公知啥時候成國家和社會的敵人了？說真話難道真的不再被允許了嗎？”“現在公知相當於58年的右派？”“公知=臭老九，終於到這一天了。”
還有網民感慨說，“徹底沉淪了⋯⋯”“回歸朝鮮狀態”，“現在到了不可以說‘錯話’的時代，很快就是不得不說好話的時代，很快的”。
根據“中國文字獄事件盤點”蒐集的案例，過去三年來，多位凱迪社區的用戶由於控訴社會不公和政府瀆職被判刑一到四年不等。
2019年，湖北長陽的田迎華上訪以及在凱迪發表《法院不爲民作主，百姓有冤向誰訴》等帖子，被判兩年半；黑龍江富裕縣的楊德福向多個政府部門郵寄材料舉報和在凱迪和天涯社區發帖指控辦案人員包庇殺害他兒子的罪犯，被判三年半；山東德州李某在貓眼傳媒發文稱“法官是穿袍的土匪、萬惡之源”，被判兩年；2018年，河南項城的劉振華髮布《這是個坑爹時代》，被控“侮辱、辱罵項城市永豐鎮人民政府、項城市公檢法機關，以及相關國家公職人員”，判刑四年兩個月。
中國文字獄蒐集人王先生擔心，攻殲知識分子的網絡文革一旦持續十年到二十年，中國人的思想水平將淪落到極度偏激、暴力的民族主義，全民義和團的趨勢將難以遏制。
王先生表示：“公知被批鬥就是一個全民反智時代，劣幣驅逐良幣。良幣是知識和進取，劣幣是反智和愚昧，只講立場、不講事實。之前的文革是在現實中打倒知識分子、臭老九。從網絡維度來看，文革已經正在發生。所有人都人人自危，不敢暴露和官方不同的立場，就像文革時期的‘思想罪’。如果把百花齊放都斬掉、網絡上沒有公知，持續一二十年，科技創新也都將一蹶不振，因爲人民失去了求知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