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6月21日，慈禧以光緒皇帝的名義發佈了向各國宣戰的詔書。
慈禧歷數西方列強諸多罪行，“30年來，恃我國仁厚，一意拊循，彼乃益肆梟張，欺臨我國家，侵佔我土地，蹂躪我人民，勒索我財物”，“彼自稱教化之國，乃無禮橫行，專恃兵堅器利，自取決裂如此乎”。
慈禧在表達完憤怒之後，最終說出那句鼓動人心的宣戰口號，“與其苟且圖存，貽羞萬古，孰若大張撻伐，一決雌雄”！
以此宣戰詔書爲轉折點，清政府正式與西方諸國決裂，開啓了中國與各國的戰端。從今日的角度來看，慈禧太后的這次宣戰簡直匪夷所思。就算是大清朝康乾極盛時期，也不敢同時向周邊各國宣傳。
而恰恰是在晚清貧弱交加時，中國羸弱不堪的國力，竟敢以一己之力，向世界各列強宣戰，難道慈禧的腦袋被門擠了？就算是希特勒這樣的戰爭狂人，他也不是同時向英、法、美、蘇宣戰。
慈禧的腦袋顯然沒有被門擠過，如此重大的國家決策，絕非慈禧一時憤起，一拍腦門就能擅自決定的。宣戰之舉，其實和當時中央權力格局、皇位爭奪、派系鬥爭以及慈禧的治政方式等多方面因素有關。而具體到宣戰一事的導火索，則牽扯到一封僞造的外交照會。
一，僞造的外交照會
1900年5、6月份，大批義和團民進入北京，大舉焚燒教堂、屠殺教民，各國公使館荷槍實彈，如臨大敵。大沽口外，各國軍艦雲集，八國聯軍更是想要從天津進軍北京。此時，京城局勢急速惡化，大有不可收拾的地步，對義和團是剿是撫，對列強是戰是和，清政府已經沒有多少時間考慮了。
6月16日至19日，慈禧在四天內連續召開四次御前會議，召集衆臣商討應對方案，以決定是戰是和。16日的第一次御前會議上，主戰主和兩派官員脣槍舌劍，激烈交鋒，慈禧似有主戰傾向，但最終未能有所決定。
6月17日，在第二次御前會議上，慈禧突然向羣臣展示了一封外國照會，其內容有三條：“一、指明一地令中國皇帝居住；二、代收各省錢糧；三、代掌天下兵權”。這份照會尚有第四條“令太后歸政”，慈禧出於種種考慮未宣示羣臣。
各大臣聽到這一照會內容無不面面相覷，不知所措，只嚇得頓首“臣等願效死力”。慈禧隨後說道，“今日之事，諸大臣均聞之矣，我爲江山社稷，不得已而宣戰，有如戰之後，江山社稷仍不保，當知我苦心，勿歸咎予一人”。
第二次御前會議基本決定了慈禧的主戰態度，因爲照會要求顯然已超過慈禧的承受底線，這直接否定了慈禧的執政基礎，要對其進行政治上的消滅，對於慈禧來說是無論如何都不能接受和容忍的。
此後的兩次會議中，以榮祿爲代表的主和派已經不敢再行勸阻了，如榮祿所言，“若再分辨，視爲叛逆矣”，可見其艱難處境。
在清廷宣戰舉動上，這封照會可謂是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然而關於這封照會，後人爭議甚多，多數謂爲端王載漪僞造的，也有說純系傳聞，壓根不存在的。
據當時參加御前會議的翰林院侍讀學士惲毓鼎在所著《崇陵傳信錄》中記載，照會是6月16日晚由江蘇糧道羅嘉傑派遣其子遞交給榮祿的，再由榮祿呈交慈禧御覽，然而事後憑該照會向總理衙門和直隸總督查詢均未得出處，因而惲毓鼎判斷“其實某官輕信何人之言，各國無是說也”。
學者馬忠文根據當時各相關官員的書信和日記中的記載，考證後認爲，羅嘉傑應該確實給榮祿提供了這樣一個情報性質的消息，經榮祿呈交慈禧後，引起太后動怒，這是可以基本肯定的。
二，載漪集團趁勢而起
僞造照會之舉，後人多認爲與端王載漪有關。雖無直接證據證明，但從動機、受益等多方面考慮，載漪顯然是最大嫌疑人。載漪意圖通過僞造照會來激怒慈禧，向諸國宣戰，以此達到消滅國外勢力對國內政治的干預，進而爲廢黜光緒、扶持其子溥㑺登基奠定基礎。這一切都要從戊戌政變後的中央權力格局以及慈禧對外態度轉變談起。
戊戌政變後，英、日等國幫助康有爲、梁啓超逃往海外，已經引起了慈禧對洋人的不滿。康、梁逃離海外後，成立保皇黨，利用國外庇護著書立說，對慈禧極盡攻擊辱罵，這一切都使得慈禧遷怒於洋人，對洋人懷恨在心。
1898年9月21日，慈禧發佈上諭，宣佈重新垂簾於便殿“訓政”，中央權力格局因而發生變化，光緒帝在戊戌政變之後喪失實權，不再受到慈禧信任，兩宮關係日壞一日。或許是受到來自政變的打擊，或許是慈禧動用了藥物的手段，總之光緒皇帝的身體竟迅速地出現問題，1899年一整年時好時壞，至年底似乎有一病不起的跡象，而慈禧和後黨官僚也開始忙着籌劃廢立光緒和物色新的繼承人。
1900年1月24日，清廷發佈上諭，宣佈立端王載漪之子溥㑺爲大阿哥，入繼穆宗毅皇帝同治帝爲子，實際上就是光緒帝的接班人，因這一年是農曆己亥年，故史稱“己亥建儲”。
己亥建儲背後隱藏着極爲複雜的鬥爭關係，涉及到帝后兩黨之爭，新舊勢力之爭、滿漢關係之爭以及榮祿和剛毅之間的政治鬥爭等。拋開國內鬥爭不談，光緒帝的日漸病重和新的繼承人的設立立即引發了西方各國的強烈反應，並招致帝國主義直接干涉。
當慈禧將光緒患病通告各國在華使節時，英國駐華公使竇納樂立即向總理衙門作瞭如下表示：“我堅信，假如光緒帝在這政局變化之際死去，將在西洋各國之間產生非常不利於中國的後果”，竇納樂甚至還向清廷推薦了一名西醫專門入宮爲光緒診病。
在此次立儲事件中，洋人屢次進行露骨干涉，更進一步加深了慈禧對西方列強的仇視。然而，儘管慈禧對這些洋大人恨得咬牙切齒，但此時也絕沒有膽量和實力公開與洋人對抗。
受到立儲事件的影響，端王載漪地位驟升，兵部尚書剛毅、大學士徐桐、承恩公崇綺、禮部尚書啓秀等勢力積極與之結納，迅速形成一個極有影響力的政治團體，京師官場頓時一片守舊氛圍。
以載漪爲首的頑固派勢起後便積極運動其中，並對慈禧產生了較大影響。尤其是義和團運動期間，他們極力宣揚義和團民的忠勇可用與洋人的惡行昭着，直接影響到慈禧對時局的判斷及戰和的決定，最終通過僞造照會將宣戰之舉坐實。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這一照會是僞造的，但在當時外國人的心中，要求慈禧太后歸政的想法卻是普遍存在的。如1900年6月19日，英國人在上海辦的《字林西報》就曾發表社論，主張驅逐西太后及親信黨羽出北京，將政權交給光緒皇帝。
洋人們對慈禧訓政的阻撓以及對康梁保皇黨人的維護，使得慈禧對西方列強的芥蒂更深，排外情緒也日益嚴重。
三，派係爭奪與慈禧治政
面對如何處置日漸興盛的義和團，慈禧始終表現出首鼠兩端、遊離不定的猶豫和彷徨，對西方列強的畏懼與仇恨使得慈禧既不敢得罪洋人，又不甘心受氣其中；蔓延京津，日甚一日的義和團運動使慈禧感覺民心可用，民力可恃，但其愈演愈烈、日漸激進的行爲舉動又令慈禧擔心局面失控，釀成禍端。
慈禧遊離不定的態度直接導致了下面的王公大臣迅速分成“主和”和“主戰”兩派，對義和團的態度也分爲主剿和主撫。
前者以樞臣榮祿、奕劻、王文韶，吏部侍郎許景澄、兵部尚書徐用儀、太常寺卿袁昶、總理衙門大臣聯元以及地方實力督撫李鴻章、劉坤一、張之洞、袁世凱等爲代表，主張鎮壓、剿殺義和團，滿足西方列強的相關要求，以取得其諒解。
後者則以端王載漪、吏部尚書剛毅、大學士徐桐、刑部尚書趙舒翹、禮部尚書啓秀、戶部尚書崇綺等爲代表，極力主張招撫義和團。
主戰派的人大多是與光緒的廢立、溥㑺的繼位利益攸關的人物，本質上是因政治利益而聚集起來的小政治集團，因而主戰派的目的不過是利用義和團的力量來阻止列強繼續支持光緒帝，進而將光緒廢黜，使溥㑺早日登上皇位。
可以說這些官員是爲了一己私利去扶持義和團，既不是爲了國家利益，也不是純粹的反帝愛國，在他們心中只有個人私利和團體政治利益。
然而，就當時的情形來看，主戰派無疑是站在道德高地上的，單是反對列強的主張就賦予了他們天然的正義感。因其主張容易引發共鳴，故一時勢力極盛。
慈禧作爲一位具有豐富鬥爭經驗和強力政治手腕的統治者，一向擅長利用不同的政治派系和權力團體來互相牽制，以尋求政治制衡，最終達到控制各方勢力爲己所用、鞏固自身權力地位的目的。
在之前的恭親王奕訢，李鴻章和翁同龢，以及之後袁世凱和瞿鴻機、岑春煊身上，都充分領教過西太后這種嫺熟老練的手段。此次義和團事件中，同樣可以看到慈禧這一政治手腕的運用。
回到我們一開始說到的宣戰詔書，御前會議雖然決定宣戰，但並未提到對哪國宣戰，也從未送達任何外國政府，就其內容而言，與其說是宣戰書，不如說是對國內發佈的內部動員令更爲貼切。
以至於在宣戰詔書發出幾天之後，盛京將軍增祺專門詢問清廷：“此次中外開釁，究系何國失和？傳聞未得其詳，應懇明示，以便相機應敵”。
可以看出，雖然慈禧因極端憤怒於西方列強的若干行爲，一氣之下向各國宣戰，但畢竟沒有完全衝昏頭腦，而是邊打邊看，始終給自己保留一定的後路，以便折衝其中。
因此才有了雖然發佈宣戰詔書卻沒有標明宣戰國這樣奇怪的舉動，以及隨後的表面上圍攻各國使館區實際上卻圍而不攻、暗中保護等等荒唐可笑、自相矛盾的行爲。
然而，義和團的發展和失控遠遠超出慈禧和主戰派官員的預料，西方列強也不是省油的燈，絕非慈禧所能掌控。
慈禧太后想要在這兩股勢力上尋求制衡是打錯瞭如意算盤，無異於刀尖起舞，玩火自焚，最終八國聯軍一路攻城略地，燒殺擄掠，落得個京城再次失守，慈禧攜光緒西狩，被迫簽訂城下之盟的慘淡局面，其教訓可謂至深至痛！
好在中央政局雖然一團亂麻，上層統治者雖然昏庸荒誕，一些具有國際視野的地方要員尚能保持清醒頭腦，如湖廣總督張之洞、兩江總督劉坤一、兩廣總督李鴻章、山東巡撫袁世凱等，在清廷宣戰後迅速抱團，以“僞詔”爲由拒不奉詔，與西方列強達成“東南互保”，使得東南半壁江山得以免受戰火摧殘。
面對這樣昏聵無能的上層統治者，難怪李鴻章在清廷宣戰後發出“政府悖謬至此，斷難挽救”，“舉國若狂，無可救藥”的哀嘆。
參考文獻：
1.故宮博物院明清檔案部編：《義和團檔案史料》
2.北京大學歷史系編：《義和團運動史料叢編》
3.中國史學會主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義和團》
4.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庚子事變清宮檔案彙編》
責任編輯：元明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