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九大以後，當局出於經濟利益、減少國際社會對中共批評等原因積極輸出“中國模式”。英國《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一篇分析文章指出，中共現在除了對一些國家提供援助，還替第三世界國家政黨安排訓練課程，展現強大中央集權的好處，引發外界關注。不過有分析指，長遠來看，“中國模式”不會得到很大認同，因爲中央集權代價相當大。
儘管中共因隱瞞武漢疫情，造成了全球大爆發，但北京卻利用疫情試圖在全球展示中共“抗疫成功”的故事，並推銷“中國模式”。但因中共隱瞞疫情、質量堪憂的防護及檢測物資以及令國際社會極爲反感戰狼外交令中共的努力適得其反。觀察人士發現，中共從未放棄推銷“中國模式”的努力和意圖。近日，便藉着脫貧給100多個國家共約400名政黨高官及組織代表進行政治培訓，宣揚中共體制的好處。
英國《經濟學人》近日的一篇報導稱，中共極期望對外分享有關消滅貧窮的成就。今年10月中共舉辦了一場爲期兩天、大部份時間採取虛擬形式進行的相關主題研討會，有來自超過100國的近400人蔘與。
這些人除了各國的黨政要員，還有駐華使節、國際機構駐華代表、發展中國家媒體駐華代表、智庫學者等。
據官方消息指，孟加拉國共產黨（馬列主義）總書記巴魯阿、俄羅斯聯邦共產黨中央副主席諾維科夫、埃及駐華大使穆罕默德·巴德里、塞浦路斯駐華大使圖馬齊斯、巴基斯坦駐華大使夫人、泰國駐華大使阿塔育、巴哈馬駐華大使斯特林·寬特、古巴駐華大使卡洛斯·米格爾·佩雷拉等親自出席。
上述報導稱，在非歐美國家中，一些官員認爲中國的治理形式讓中國富起來，且可以幫助其他國家。在該個扶貧論壇上，肯尼亞執政黨祕書長杜朱（Raphael Tuju）就對中共的做法十分賣賬，稱他的政黨應效法中共。
報導指，要做到把中國模式送出去，需要中共中央委員會對外聯絡部（中聯部）的工作，中聯部雖不直接代表國家，但擁有不小權力，不但與外交部密切配合，且互相交換人員；中聯部的主要任務是爭取外國政黨對中國的支持，但同時亦替外國政黨安排訓練課程，尤其是在發展中國家，近月以來，安哥拉、剛果、加納、巴拿馬、委內瑞拉等執政黨官員都上過有關課程。
至於民主國家，例如加納、肯尼亞和南非，中聯部則贊助其執政黨黨員赴中國研習建黨與治理。監測中國在中歐活動的捷克智庫“解析中國”（Sinopsis）專家哈拉（Martin Hala）將中共的行爲喻爲組織“新第三國際”，意指蘇聯領導的國際共黨運動。
習近平的野心
中共打算輸出“中國模式”的企圖在中共19大上明朗化。2017年10月，中共總書記習近平中共19大會議上說，中國要爲人類貢獻“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他說，中國發展的成功“爲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發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獨立的國家和民族，走符合本國國情的道路提供了經驗和借鑑。” 不過，後來他又表示，“中國不輸入外國模式，也不輸出中國模式，不會要求別國複製中國做法”。
但是，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的易明卻說，習近平19大講話的兩年半以來，中共越來越努力地在全球推廣中央集權的政治和經濟模式。
經濟學人也在文章稱，擊觀習近平表態不輸出中國模式，但實際中共官員卻一直這麼做。例如2017年底，中聯部舉辦會議，廣邀120國的政黨領袖及成員，美國的共和黨和民主黨都派代表參加。習近平在會議中發表演說，許多與會者還簽署了“北京倡議”，稱頌習近平和中共。而中聯部與政黨打交道時，幾乎來者不拒。
今年11月，中聯部部長宋濤與36個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國家的政黨領袖進行線上簡報會，他宣稱，中共在發展上的成就，證明中共一直以來的政策是正確的。宋濤對這些非洲政界人士說，中國製度可作爲參考，“維持黨的領導”是這些政策保持正確軌道的基礎。
易名在今年4月美中經濟與安全評估委員會舉行的一場有關“中國模式， 北京推銷替代性全球規範和標準”的聽證會上表示，中共輸出“中國模式”有政治、經濟等多方面的考量。她說： “第一，是爲了阻止國際社會對中國的批評， 這個我們在新疆和南中國海問題上都看到了；第二，推進替代的秩序；第三，在經濟上獲益，第四，讓中共在國內的執政合法化。”
“儘管中共從來沒有明確定義中國模式，但是中國模式本質上是專制政體或者國家資本主義的一個變種：即國家廣泛控制政治和社會生活，包括媒體、網絡和教育；在經濟體制上，市場經濟和國家控制核心部門的混合經濟”，易名說。
美國之音援引華盛頓國家亞洲研究辦公室高級研究員羅蘭補充說，中共試圖輸出“中國模式” 既是“出於野心，也是因爲不安全感”。既害怕外部勢力滲透，國內政權不保，又貪圖國際霸權地位。
政治學者吳強對蘋果日報表示，中共在今年疫情期間，輸出中國模式的外交工程大舉出動，除了捐款給世衛外，又通過“口罩外交”塑造大國形象，並承諾會優先供應疫苗予友邦。不過，吳強指傳播中央集權的中國模式，很難在疫情中見到廣泛並持久應用，因爲中央集權的方式代價十分之大，動不動就封城，而在疫苗即將能在公衆廣泛應用時，中國模式也會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