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3個月中國多地持續暴雨成災，長江流域飽受水患之苦，三峽大壩備受關注。近日，台灣中央大學研究三峽大壩衛星圖發現，三峽大壩輕微下陷，而長江流域7月有超過180萬公頃土地被淹沒。
中央大學在新聞稿中說，中國南方自5月下旬連續強降雨，造成長江、淮河等流域嚴重洪患，三峽大壩自6月中旬持續「超級洩洪」，加劇了下游的災情，數千公里堤防水位超警戒，防汛形勢一度非常嚴峻。7月份有1萬8千平方公里（180萬公頃）土地被洪水淹沒，其中有1萬平方公里是耕地，而城鎮、村落等被淹面積也逾2千平方公里，顯示洪患情況嚴峻。
該研究還發現，目前三峽大壩上游不遠處，水庫右岸的茅坪溪防護土石壩的壩體中段上部，有輕微的下陷趨勢，大致上沿衛星觀測方向，每年下沉約5mm。此外，通過分析2015年至今的雷達衛星影像，該研究中心還發現，三峽大壩的壩體存在因蓄水高度及溫度造成的週期性彈性變形。
中共喉舌新華社7月18日承認三峽大壩發生「位移、滲流、變形等」，但沒有給出具體的位移、滲流、變形的數據。
前水電部副部長李鋭曾在「對歷史負責到底：回憶三峽工程上馬過程的始末」中表示，究竟汛期到來時，三峽水庫是要關閘蓄洪、減輕下游洪災呢，還是開閘泄洪，減少庫區淤積、加重下游洪災？泄洪保了水庫壽命、那三峽水庫實際上就根本沒有防洪能力。
8月下旬，李銳的女兒李南央接受法廣專訪時，直指「三峽大壩不但防洪功能為零，而且是負值」。
李南央說，三峽工程最初只是為了「防洪」而建，後來就變成發電、防洪、通航等綜合性工程。當時她父親考量到二戰剛結束，因此說服毛澤東打消了興建三峽大壩的念頭。雖然後來多次提起，皆因經濟、工程能力因素被壓下。
直到1989年「六四學運」血腥鎮壓後，江澤民為穩定民心並宣揚所謂的國威，因此下令興建三峽大壩。李南央強調，當初設計三峽大壩時，沒有綜合性和統一的論證，三峽不但不能防洪水，而且需要洩洪，導致中下游淹得更慘。
李南央說，今年長江洪災的慘況，完全體現了大壩毫無防洪功能的事實，因為洩洪大壩反而對下游造成極大禍害，沒有任何亡羊補牢的方法，除非「炸掉」，但當局為顧全面子絕不可能這麼做。
中共官方的數據顯示，當長江第三號洪峰通過三峽向長江中下游演進時，處於安全水位的三峽大壩卻持續加大了泄洪量，令長江中下游防洪壓力增加，而不是如黨媒聲稱的防洪壓力減輕。
三峽大壩在汛期加大泄洪量，有其緣由。在當初三峽工程論證時，泥沙組專家曾說，長江下游的堤防能力強，要利用洪水把泥沙沖出水庫，減少淤積，來解決三峽大壩因泥沙淤積導致大壩安全問題。
當時在三峽工程論證過程中拒絕簽字的九位專家之一的陸欽侃先生，他反對建三峽工程的主要的理由就是說三峽工程防禦洪水的效益很低。
陸欽侃先生曾將長江洪水大致分為三類，全流域洪水、上游的洪水及中下游的洪水。三峽工程對中下游洪水它是沒有任何作用，因為雨不在它控制的範圍之內；三峽工程對僅上游有洪水而在下游沒有洪水，下游的河道可以消化這些洪水的情況下起作用，但對這一類型洪水三峽工程只是起了更壞的作用，因為三峽大壩的存在把出水口抬高了，只能增加上游地區的洪水，特別是重慶的洪水。
水利專家王維洛表示，三峽大壩就是一個矛盾體，因為上游和下游要求都是不同的。他表示，「重慶是要求你趕緊把水都給放掉，而武漢對三峽的要求最好把水蓄足，你一點也不要往下放。」
「所以三峽大壩做不到既要滿足重慶、又要滿足武漢，你不可能兼顧兩方面的要求。此前黃萬里就說你在兩個大城市之間不能建大壩的。」
王維洛認為，從三峽工程的論證開始，就知道根本是一個錯誤的工程，這個投入天文數字資金的工程，「根本就是（長江中下游）頭上懸著的一把劍，按照毛澤東說的話意思就是你頭頂一盆水是睡不著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