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官方2011年將農民人均純收入人民幣2300元訂爲新的扶貧標準。在不定期調整下，2020年的貧困線預計爲年均純收入4000元；依此標準，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劉永富3月中旬公佈，目前剩餘52個貧困縣、2707個貧困村以及551萬人尚未脫貧。但由於中國社會因地域差異和缺乏公平的分配及調節機制，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民衆遠不止這個數字。
北京當局於2015年提出“脫貧攻堅”的政治任務；2017年，中共總書記習近平更於中共十九大明確給出脫貧時間線與目標，也就是2020年要實現在現行標準下貧困人口全部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解決區域性整體貧困。
即使在疫情肆虐之際，習近平仍於3月6日召開決戰決勝脫貧攻堅座談會。
在這場視頻會議中，習近平強調，2020年實現在現行標準下貧困人口的全部脫貧，“必須如期實現”。
3月底，習近平主持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公報中除了涉及疫情防控，再提“確保實現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戰脫貧攻堅目標任務”。
中央社4月4日一篇文章認爲，習一再強調確保完成脫貧目標，是因爲中共當局沒有退路，但疫情嚴重衝擊經濟和就業，讓完成脫貧目標的路上更添困難。
疫情之下，除了讓工廠受創，商家、餐廳和小公司也難逃被迫停業的困境，影響所及，許多人失去或找不到工作，外電稍早前曾引述澳盛銀行（ANZ）預估，中國2月新增失業人口高達800萬人。
扶貧辦綜合司副司長王春燕4月1日承認，疫情制約了貧困戶外出務工增加收入；加大農戶生產經營的困難，“物資進不來，產品出不去”；延後了扶貧項目開工的時間。
事實上，中共的扶貧還被認爲是建立在貪腐和造假的基礎上。早在2017年12月23日，中共國家審計署審計長鬍澤君向人大常委會報告審計工作。報告顯示，大陸扶貧造假問題嚴重。在被審計的縣中，竟有近10.2萬人因造假而被剔除和清退出貧困人口。
除了使出各種“奇招”扶貧造假，地方官員還用強制脫貧的各種手段，去完成這個“不可能的任務”，甚至出了人命。
據外媒《寒冬》報導，由於當局搞扶貧定額，要老人和子女一起住，以消除貧困戶，今年2月21日，河南省商水縣譚莊鎮某村一名九旬老人在自己的小屋上吊自盡。據老人的鄰居透露，事發前一天，政府人員來到老人家，說國家扶貧政策要求老年人跟子女住在一起，並威脅：“這幾天上級要來檢查，你必須搬走。”
該省還有一位72歲老人也因無處可去，而服農藥自殺。
河北省的一位農民敘述她“被脫貧”的慘痛經歷。她因丈夫臥病在牀，一兒一女也都有病，家裏負債累累，無止盡的醫療費和高利貸讓她幾近精神崩潰。2016年，他們一家被列入貧困戶。當地政府多次逼他們搬離窯洞，住進新房以完成脫貧任務，但新房連窗戶都沒有，之後他們舉債裝修。新房牆上掛着一張2018年政府幫扶補貼項目的卡片，包括醫療保險，養老保險交費補貼，醫療保險交費補貼等，但其實他們一分補貼都沒拿到。
舊債加新債，生活更加困難。村長還要求他們，遇上級檢查就說年收入幾萬，生活和孩子上學都有政府補貼。就這樣，他們成爲又一個“成功脫貧”的家庭。
此外，中共扶貧過程中還屢爆貪污醜聞，“扶貧”已被民衆戲稱爲“扶貪”，如同整個反腐工作一樣越反越腐。
中央社另一篇文章說，在響亮的口號下，天雨路滑，習近平這個把車輪陷進泥淖裏的車伕，正費力地想把自己皮鞭下的馬兒和馬車，拉出泥淖。這幅景象，就是他和當今中國在疫情下的寫照。
這個泥淖，先是2018年爆發的美中貿易戰，讓習近平今年1月中不得不低頭，與美國簽下第一階段協議。但剛開始嘗下這苦果才幾天，便爆發了蔓延全中國乃至全球的中共肺炎疫情。
中共領導人歷來就是用經濟發展來達成其自定義的“小康”標準，以此來提升中共執政的合法性，走出因文革十年動亂而瀕臨崩潰的經濟和社會秩序泥沼。但目前，中國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正處在內外交迫的窘境。也有人直指，從疫情因隱瞞而蔓延，到經濟遭受衝擊，中共正開始被自己種下的惡果反噬，且殃及人民。
很多觀察人士已經表示，在中共制度下，脫貧根本是一項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