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官方2011年將農民人均純收入人民幣2300元訂爲新的扶貧標準。在不定期調整下,2020年的貧困線預計爲年均純收入4000元;依此標準,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劉永富3月中旬公佈,目前剩餘52個貧困縣、2707個貧困村以及551萬人尚未脫貧。但由於中國社會因地域差異和缺乏公平的分配及調節機制,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民衆遠不止這個數字。
北京當局於2015年提出“脫貧攻堅”的政治任務;2017年,中共總書記習近平更於中共十九大明確給出脫貧時間線與目標,也就是2020年要實現在現行標準下貧困人口全部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解決區域性整體貧困。
即使在疫情肆虐之際,習近平仍於3月6日召開決戰決勝脫貧攻堅座談會。
在這場視頻會議中,習近平強調,2020年實現在現行標準下貧困人口的全部脫貧,“必須如期實現”。
3月底,習近平主持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公報中除了涉及疫情防控,再提“確保實現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戰脫貧攻堅目標任務”。
中央社4月4日一篇文章認爲,習一再強調確保完成脫貧目標,是因爲中共當局沒有退路,但疫情嚴重衝擊經濟和就業,讓完成脫貧目標的路上更添困難。
疫情之下,除了讓工廠受創,商家、餐廳和小公司也難逃被迫停業的困境,影響所及,許多人失去或找不到工作,外電稍早前曾引述澳盛銀行(ANZ)預估,中國2月新增失業人口高達800萬人。
扶貧辦綜合司副司長王春燕4月1日承認,疫情制約了貧困戶外出務工增加收入;加大農戶生產經營的困難,“物資進不來,產品出不去”;延後了扶貧項目開工的時間。
事實上,中共的扶貧還被認爲是建立在貪腐和造假的基礎上。早在2017年12月23日,中共國家審計署審計長鬍澤君向人大常委會報告審計工作。報告顯示,大陸扶貧造假問題嚴重。在被審計的縣中,竟有近10.2萬人因造假而被剔除和清退出貧困人口。
除了使出各種“奇招”扶貧造假,地方官員還用強制脫貧的各種手段,去完成這個“不可能的任務”,甚至出了人命。
據外媒《寒冬》報導,由於當局搞扶貧定額,要老人和子女一起住,以消除貧困戶,今年2月21日,河南省商水縣譚莊鎮某村一名九旬老人在自己的小屋上吊自盡。據老人的鄰居透露,事發前一天,政府人員來到老人家,說國家扶貧政策要求老年人跟子女住在一起,並威脅:“這幾天上級要來檢查,你必須搬走。”
該省還有一位72歲老人也因無處可去,而服農藥自殺。
河北省的一位農民敘述她“被脫貧”的慘痛經歷。她因丈夫臥病在牀,一兒一女也都有病,家裏負債累累,無止盡的醫療費和高利貸讓她幾近精神崩潰。2016年,他們一家被列入貧困戶。當地政府多次逼他們搬離窯洞,住進新房以完成脫貧任務,但新房連窗戶都沒有,之後他們舉債裝修。新房牆上掛着一張2018年政府幫扶補貼項目的卡片,包括醫療保險,養老保險交費補貼,醫療保險交費補貼等,但其實他們一分補貼都沒拿到。
舊債加新債,生活更加困難。村長還要求他們,遇上級檢查就說年收入幾萬,生活和孩子上學都有政府補貼。就這樣,他們成爲又一個“成功脫貧”的家庭。
此外,中共扶貧過程中還屢爆貪污醜聞,“扶貧”已被民衆戲稱爲“扶貪”,如同整個反腐工作一樣越反越腐。
中央社另一篇文章說,在響亮的口號下,天雨路滑,習近平這個把車輪陷進泥淖裏的車伕,正費力地想把自己皮鞭下的馬兒和馬車,拉出泥淖。這幅景象,就是他和當今中國在疫情下的寫照。
這個泥淖,先是2018年爆發的美中貿易戰,讓習近平今年1月中不得不低頭,與美國簽下第一階段協議。但剛開始嘗下這苦果才幾天,便爆發了蔓延全中國乃至全球的中共肺炎疫情。
中共領導人歷來就是用經濟發展來達成其自定義的“小康”標準,以此來提升中共執政的合法性,走出因文革十年動亂而瀕臨崩潰的經濟和社會秩序泥沼。但目前,中國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正處在內外交迫的窘境。也有人直指,從疫情因隱瞞而蔓延,到經濟遭受衝擊,中共正開始被自己種下的惡果反噬,且殃及人民。
很多觀察人士已經表示,在中共制度下,脫貧根本是一項不可能完成的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