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政治作家羅傑•坎菲爾德（Roger Canfield）周一（6月3日）在英文《大紀元》撰文，揭示了美國名校斯坦福大學幾十年來獻媚中共的歷史，並表示看到了其轉變的開始。
坎菲爾德的文章翻譯如下：
斯坦福大學最近在帕洛.阿爾托（Palo Alto）舉辦了一場關於中國現狀的在線研討會。能說流利普通話的前總統川普的顧問馬特·波廷傑（Matt Pottinger）主持了一場長達一個半小時的研討會，討論了一本名為《沸騰的護城河》（The Boiling Moat）的書。這本書收集了一系列關於如何應對中共封鎖和可能入侵臺灣的文章。
波廷傑提出了一個關鍵問題，即哪些緊急措施是可靠的？臺灣及其盟友——日本、美國、澳大利亞或北約——需要展示哪些軍事力量才能阻止中共採取軍事行動來恐嚇或擊敗臺灣的防禦？
這個問題有歷史先例。丘吉爾曾獨自一人警告希特勒德國的崛起，而今天大多數美國人對戰爭感到疲憊，有一種類似於20世紀30年代的漸進孤立主義。
《沸騰的護城河》的合著者們參加了兩個小組討論。
哈佛大學教授安德魯·埃里克森（Andrew Erickson）指出，中共的崛起比納粹更隱蔽，更不為人知。他同時還指出了美國的脆弱性，不僅僅是因為可能失去臺灣的高端計算機芯片，還因為中國大量生產許多消費品用的中檔芯片。
喬治梅森大學教授邁克爾·亨澤克（Michael Hunzeker）討論了臺灣的文化轉型，但這種轉型並沒有延伸到軍事準備，特別是訓練方面。
喬治敦大學教授伊萬·卡納帕西（Ivan Kanapathy）指出，臺灣需要改進信息傳遞——公眾輿論、心理戰——以影響臺灣民眾。
前海軍陸戰隊員、《中國攻擊時》（When China Attacks）的作者格蘭特·紐沙姆（Grant Newsham）說，雖然日本民眾還沒有準備好作戰，但日本軍隊在與美國的聯合行動中表現良好，使用了相同的無線電頻率、物流和武器。
《水上之火》（Fire on the Water）的作者羅伯特·哈迪克（Robert Haddick）表示，他樂觀地認為臺灣的防禦可以利用潛艇、遠程飛機、空對地導彈和衛星監視擊敗中共的海上力量。儘管如此，政治和軍事領導人沒有很好地向中共展示盟軍的戰鬥力——這些能力不應保密，以便能夠有效地威懾中共。
Exiger公司的戰略家艾薩克·“艾克”·哈里斯（Isaac “Ike” Harris）認為，美國有強大的防禦能力，也能防禦大規模的無人機攻擊，這在當前的加沙戰爭中得到了證實。他說，我們的首要任務是大規模生產更便宜的彈藥，如500磅的激光制導炸彈。
美國領導人和斯坦福大學在經歷了幾十年的媚共後，開始意識到中共的威脅。
天安門大屠殺
1989年6月4日，中共軍隊的坦克和士兵殺害了成千上萬支持民主、手無寸鐵的中國平民，他們只是打着用紙糊的美國自由女神像遊行。中共的解放軍不是解放的力量，而是屠殺的軍隊。
夜間流淌鮮血的天安門廣場和街道，在早晨被沖洗乾淨，並在亨利·基辛格協會和老布什總統的幫助下，從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中被抹去。
與里根總統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老布什總統極力阻止天安門廣場的鮮血牽扯到與中共，特別是鄧小平及其未來接班人江澤民的經濟關係。江澤民說：“我們不認為天安門廣場有任何悲劇發生。”
基辛格敦促老布什總統對天安門大屠殺採取“較輕的回應”。他建議布什不僅要淡化反應，還要避免施加制裁，避免孤立中共。
寫給鄧小平的情書
在1974-1975年期間擔任美國駐北京聯絡處代表期間，老布什已經被誘惑，即使在血腥的大屠殺後，他仍然向中國共產黨人寫情書。
布什深情地寫信給天安門廣場大屠殺的策劃者、中共領導人鄧小平說：“我本着真正友誼的精神寫信……美國和中國之間的良好關係符合兩國的根本利益……我非常努力地不介入中國的內部事務……要求採取更強硬行動的呼聲依然強烈……但我抵制了……我向美國人民解釋說，我不想因為經濟制裁不公平地加重中國人民的負擔。”
基辛格為大屠殺辯護說，沒有哪個政權能容忍數千人佔領其政府所在地，否定其合法性。
布什派布倫特·斯考克羅夫特（Brent Scowcroft）和拉里·伊格爾伯格（Larry Eagleburger）前往北京傳遞信息，不要擔心天安門事件，美國仍然對保持良好關係感興趣。伊格爾伯格是基辛格協會的總裁，斯考克羅夫特是副總裁。
1989年7月21日，老布什總統寄出第二封信給“親愛的鄧主席，親愛的朋友。”總統告訴鄧：“美國和日本從（聯合國）公報中刪除了一些相當強硬的語言。”
布什卑躬屈膝地寫道，他不會幹涉中國的內部事務，但作為朋友建議鄧小平的政府對學生和其他示威者表示“寬恕”。
“如果我越過了介於建設性建議和‘內部乾涉’之間的無形門檻，請不要生氣，”他寫道。
鄧小平牢固掌握中共政權，要讓1989年6月的天安門抗議者永遠噤聲。
克林頓總統
1994年，克林頓總統授予中國最惠國待遇，使中國在美國市場上享有與友好國家相同的優惠條件。
1998年，克里斯·考克斯（Chris Cox）和弗雷德·湯普森（Fred Thompson）在國會的聽證會和報告中揭露了中共的導彈、衛星和核技術，以及向中共贈送或被竊取的核技術。中共和航空航天公司的競選捐款導致了克林頓總統疏忽國家安全。
作為中共競選資金的主要受益者，克林頓取消了國會對中共施加的貿易制裁，並從歷史上抹去了天安門大屠殺。
1999年，斯坦福大學國際安全與合作中心（CISAC）的教授阿拉斯泰爾·伊恩·約翰斯頓（Alastair Iain Johnston）、W.K.H.帕諾夫斯基（W. K. H. Panofsky）、馬爾科·迪卡普亞（Marco Di Capua）和劉易斯·R·富蘭克林（Lewis R. Franklin）對考克斯的報告表示憤怒。教授們否認中共的間諜活動和公司合作轉移核、導彈和衛星技術到中國。他們堅稱這些指控是虛構、草率和未經證實的。
事實上，CISAC最終被證明公開與中共軍方和政府相關實體合作，包括那些被FBI認定為為從事間諜活動並被美國政府列入黑名單的實體。
這些教授權威地宣稱，中共“控制”中國是誇張的說法。
老布什總統和康多莉扎·賴斯
在斯坦福大學，約翰·劉易斯（John Lewis）指導了康多莉扎·賴斯（Condoleezza Rice）這位蘇聯專家，鼓勵她在中國尋找改革者。劉易斯多次代表賴斯前往中國。
2001年4月，當一名中共飛行員在海南島附近魯莽撞上一架美國偵察機時，賴斯敦促小布什總統向中國開放經濟。
到2002年，中國依然是共產黨國家，有數千特洛伊木馬——水手、士兵、科學家、學生、間諜等——悄然但自由地進入美國港口、軍事基地、研究實驗室、大學和工廠。
2002年12月，賴斯會見了中國改革論壇的主要人物鄭必堅。鄭宣傳的中國和平崛起和不衝突的言論打動了賴斯、基辛格、斯考克羅夫特和茲比格·布熱津斯基（Zbig Brzezinski）。
2008年，在他的父親原諒中共天安門大屠殺19年後，小布什總統拒絕了抵制中國奧運會的呼聲。賴斯作為國務卿陪同，小布什總統坐在空調包廂中，欣賞着一個絕對服從共產暴政的宏偉的集體主義表演。在2008年北京夏季奧運會的壯觀開幕式上，他觀看了數以萬計完美同步和馴服的中國人。
2009年，賴斯、斯蒂芬·哈德利、羅伯特·蓋茨和安雅·曼努埃爾成立了賴斯、哈德利、蓋茨和曼努埃爾有限公司，這是一家國際戰略諮詢公司，幫助其它公司到中國擴展。
2021年9月底，斯坦福大學40個系的177名教授聯名致信，敦促美國政府結束川普的“中國行動”。這封信寄給了拜登總統的司法部長梅里克·加蘭（Merrick Garland）。
斯坦福大學的科學家們可能在為他們自己的被調查辯護，如何讓中共獲得如此完美的美國科學和技術複製品——衛星、飛機、艦船、導彈、核彈頭等。
重複中共的宣傳，斯坦福177名教授指責川普的“中國行動”，稱其為種族歧視，恐嚇大學教授和科學家。
斯坦福大學的諾貝爾獎得主、前美國能源部長朱棣文說，川普的“中國行動”沒有保護美國技術；它破壞了美國在科學方面的領先地位。
到2024年，斯坦福大學在中國問題上取得了長足進步，這對於通過實力維護世界和平是一個非常好的事情。
（原文鏈接：https://www.theepochtimes.com/opinion/stanford-looks-at-communist-china-then-and-now-56617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