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歐智庫羅馬尼亞亞太研究所（Romanian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the Asia-Pacific，RISAP）副所長布林扎（Andreea Brinza）8月2日在歐洲政治新聞網站Politico上發表了相關的評論文章。她分析稱，2012年中共與16個中東歐國家（CEE）組成了“16+1”的合作機制，當時外界擔憂中國投資流入中東歐將會“買下”當地的政治影響力，成為埋在歐洲大陸的“特洛伊木馬”。
中共欲拉攏的中東歐國家與其漸行漸遠
“但如今所發生的卻不是這麼一回事”，她指出，首先，北京並未兌現承諾，2000至2022年中東歐國家總計只獲得北京承諾的投資額的10%，同時由於該區域多數國家都曾有共產黨執政的經歷，因此對此類合作持謹慎態度。
據先前的報導，立陶宛在2021年率先宣布退出這個與中共合作的項目。立陶宛當局多次指出，該機制並未給立陶宛帶來顯著實質利益，反而讓中共有機會操作影響力，且中方往往僅對港口等具戰略重要性的基礎設施有興趣，對國家安全構成風險。
波羅的海三國中的另外兩國——拉脫維亞、愛沙尼亞也在2022年8月11日宣布跟進立陶宛的行動，退出北京與中東歐的合作機制。
東歐智庫羅馬尼亞亞太研究所副所長布林扎分析認為，北京的拉攏手法主要是經營與掌權者以及特定政客的雙邊關係，一旦換人執政，雙邊關係就可能發生逆轉，比如捷克。
捷克前總統澤曼相當親中。他在2014年首次訪華時就曾明確表示，他之所以訪華是因為想學習如何提高經濟增長、如何穩定社會，而不是要指教中國人如何實行市場經濟、如何看待人權。在他掌權期間，曾積極配合北京的“一帶一路”倡議，試圖阻止對華鷹派擔任外長，其顧問更是時任中國華信能源（CEFC）董事長葉簡明。
不過在今年3月澤曼卸任總統、對華“鷹派”的親西方總統帕維爾就任後，中捷關係發生重大變化。帕維爾在今年1月末的總統大選勝選後，就曾不顧中共阻撓，與中華民國總統蔡英文進行了通話，這也是在勝選後首位與蔡英文通話的歐洲元首。今年6月，帕維爾更是與中華民國外交部長吳釗燮同台出席在布拉格舉行的一場會議，這也是歐洲非邦交國領袖首次與中華民國外長同台。
西歐國家是歐盟防堵中共影響力的破口
相比較而言，東歐智庫羅馬尼亞亞太研究所副所長布林扎指出，2000至2022年中國對歐盟投資的1472億歐元，其中62%流向了德國、法國、荷蘭、意大利和芬蘭5國，如果加上流向中國的投資和出口，西歐遠比東歐有更強烈意願保護他們與北京的經濟關係。
因此，布林扎認為，中東歐國家是歐盟內部對中鷹派的主力，而西歐在俄烏戰爭爆發後，仍維持對北京定位為“夥伴、競爭者、體制性對手”三重關係，法、德等國領袖還帶着大批商人訪中，所以如今考驗歐盟能否團結一致對北京“去風險化”（de-risking）的最大破口是在西歐。
中央社的報導稱，西歐對中政策各有糾結。法國國際關係研究所（IFRI）亞洲研究中心主任朱利安（Marc Julienne）就曾分析過法國對中政策的矛盾。
朱利安在“歐洲智庫中國研究網”（European Think-tank Network on China）之前發表的報告中指出，在雙邊關係上，法國一面要照顧經濟利益，一面得對中共統治更極權化保持警覺，為了保持平衡而傾向盡量對北京友善，在雙邊對話時只談正面事項，避免提到中共認為的敏感話題。
但同時，法國在歐盟內部決策時卻又積極推動因應中共挑戰的新措施，比如5G工具箱、外來投資監管機制、印太戰略等。
至於歐盟的經濟大國德國，墨卡托中國研究中心（MERICS）的兩位學者巴契（Bernhard Bartsch）和魏斯林（Claudia Wessling）在前述報告中分析指出，德國對中政策長期受企業利益所主導，但內部已有變化。
德國政府在今年7月推出了首個對華國家戰略，將北京定義為“合作夥伴、競爭者和制度性對手”，同時呼籲在維持經濟關係的同時，大幅減少對北京的依賴。該戰略採取了更為強硬的對華立場，呼應了歐盟敦促對華“去風險”的政策立場。與之相比，前總理默克爾領導的政府曾將中國視為德國商品的巨大增長市場，也造成了德國對中國經濟的嚴重依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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