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國務院發言人馬修·米勒（Matthew Miller）在8月2日的新聞發布會上表示，自本周早些時候宣布這一消息以來，美國官員一直在密切關注北京的局勢。“我們確實對此感到擔憂，鼓勵公民互相監視是令人非常擔憂的事情”， “我們也將一如既往地密切關注中共新反間諜法的實施情況，該法大大擴大了間諜活動的範圍”，“除了對這些新報告感到擔憂之外，我們仍然對中共在境內任意逮捕和拘留外國公民的風險感到擔憂，因此我們發布了三級旅行警報。”
美國國務院上個月發布了最新的旅行建議，警告美國公民重新考慮前往中國大陸的旅行，因為“當地法律的任意執行，包括與出境禁令有關的法律，以及錯誤拘留的風險”。米勒指出，國務卿安東尼·布林肯（Antony Blinken）6月18日在北京會見中共官員時，也提出了同樣的問題。
中共國家安全部是監督國內外情報和反情報的主要機構。8月2日，該部在中國的微信社交媒體網站上發布了一條題為“反間諜活動需要全社會成員的動員”的消息。消息指出，公安部要求廣大公民“創造性地開展仇敵教育和法治宣傳，加強判例解讀，通過典型案例教育群眾，增強全社會反間諜意識……形成維護國家安全的強大合力。”
直接傷害對華投資
中共公安部表示，中共政權應通過表彰和獎勵個人，來鼓勵群眾進行反間諜活動活動，並加強對此類個人的舉報機制。實施反間諜措施是“國家機構、民間團體和商業企業”的使命，政府和“行業負責人”應該承擔責任。
這篇微信帖子是在中國《反間諜法》於7月1日擴大後不久發布的。該法禁止傳輸與國家安全有關的信息。同時，“國家安全”的定義也得到了廣泛而模糊的擴展。
該法律還擴大了間諜活動的範圍，這引起了美國政府的關注，特別是對於在中國的外國公司。他們擔心，這些公司可能會因開展正常商業活動而受到懲罰。
根據中共最新的《間諜法》，此類個人可能因“間諜組織及其代表以外的外國機構、組織和個人進行、煽動或資助的活動，或與國內機構、組織或個人串通的活動”而被定罪。
根據新擴大的法律，間諜活動現在可以包括“串通竊取、刺探國家秘密、情報和其他文件、數據、材料的組織或個人”。該法還授予調查人員從必須配合調查的“相關個人和組織”獲取數據、材料或物品的權力。
美國國家反情報和安全中心（NCSC）警告說，中共最新的間諜法賦予政府“擴大訪問和控制美國公司在中國持有數據的法律依據”，並可能迫使“在美國本土僱用的中國公民協助中共的情報工作”。
近年來，中共以涉嫌間諜罪逮捕並拘留了多名中外人士，其中包括78歲的美國公民梁成雲（John Shing-wan Leung）。他於5月15日在江蘇省蘇州市因間諜罪被判處無期徒刑。
今年3月，日本安斯泰來製藥北京辦事處的一名高管因涉嫌間諜活動被捕。同月，中國當局突襲了美國調查公司明茨集團的北京辦事處，並拘留了5名中國員工。
在大環境並不景氣的今天，中共的這道高密政令正在添加外商的恐怖陰影，也在為外商的進一步撤離提供額外的理由。
中共的告密文化
中共的告密文化是蘇聯克格勃制度與明代廠衛制度雜交而成的產物，但更多是受極權文化基因的影響。有分析指，無論在社會還是中共黨內，告密會造成人與人之間的互不信任、互相猜疑，毒化人際關係，突破做人的道德底線。
中共的告密揭發在“文革”時期的紅衛兵文化中達到高潮。1970年2月，16歲的根正苗紅的張紅兵因為自己的母親方忠謀在家中發表了支持劉少奇、批評毛澤東的言論，向軍代表檢舉母親；兩個月後，方忠謀被認定為“現行反革命”，並被槍決。
被大眾熟知的記錄文革創傷的文學和電影作品，如嚴歌苓的小說《陸犯焉識》、王小帥的電影《闖入者》，都反映了這種高壓政治環境下的畸形的人際關係。文革期間，親朋、好友、家人之間各懷戒心，彼此警惕。政治上要求的所有人對毛主席擁有純粹崇高的敬愛，激發出無數例夫妻、親人、朋友彼此反目、互相揭發的壯觀盛舉。
留美學者何清漣女士曾表示，毛時代的告密者得到的報酬是計表現分，視告密者所處位置，給予積極分子、升職、參軍、提乾、招工、招生等各種優待，現代則通過經濟報酬構建了一個龐大的告密者網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