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系列社論《九評共產黨》【九評之五】評江澤民與中共相互利用迫害法輪功
【大紀元11月27日訊】前言
張付珍，女，約38歲，原山東省平度市現河公園職工。她于2000年11月份上北京為法輪功伸冤，后被綁架。知情人說，公安強行把張付珍扒光衣服、剃光頭發、折磨、侮辱她；把她成“大”字形綁在床上，大小便都在床上。爾后，公安強行給她打了一種不知名的毒針。打完后，張付珍痛苦得就像瘋了一樣，直到她在床上痛苦得掙扎著死去。整個過程“610”的大小官員都在場觀看。（明慧網2004年5月31日報導）
楊麗榮，女，34歲，河北省保定地區定州市北門街人，因修煉法輪功，家人經常被警察騷擾恐嚇。2002年2月8日晚，在警察離去后，作為計量局司機的丈夫怕丟掉工作，承受不住壓力，次日凌晨趁家中老人不在，掐住妻子的喉部，楊麗榮就這樣凄慘的丟下十歲的兒子走了。隨后她丈夫立即報案，警察趕來現場，將體溫尚存的楊麗榮剖尸驗體，弄走了很多器官，掏出內臟時還冒著熱氣，鮮血嘩嘩的流。一位定州市公安局的人說：“這哪是在解剖死人，原來是在解剖活人啊！”（明慧網2004年9月22日報導）
黑龍江省萬家勞教所，一個懷孕約六到七個月的孕婦，雙手被強行綁在橫梁上，然后，墊腳的凳子被蹬開，整個身體被懸空。橫梁離地有三米高，粗繩子一頭在房梁的滑輪上，一頭在獄警手里，手一拉，吊著的人就懸空，一松手人就急速下墜。這位孕婦就這樣在無法言表的痛苦下被折磨到流產。更殘忍的是，警察讓她的丈夫在旁邊看著他妻子受刑。（明慧網2004年11月15日對在萬家勞教所遭受一百多天酷刑的王玉芝的采訪報導）
這些觸目驚心的慘案，發生在現代中國，發生在受迫害的法輪功學員身上，而且只是五年來持續迫害中無數慘案的冰山一角。
改革開放以后，中共力圖在國際上塑造一個正面、開明的形象，然而近年來對法輪功的迫害之血腥與非理性，范圍之廣，力度之大，手段之殘忍，再次讓國際社會看到中共真實的一面，成為中共最大的人權污點。在人們習慣于把責任推到警察的低素質，誤認為中共在改良進步的時候，這場從上到下無所不在系統性的和制度性的對法輪功的殘酷迫害，徹底打破了人們的幻想。許多人在思考為甚么這場血腥而又荒謬的迫害能夠在中國發生？為甚么二十多年前剛剛對文革“撥亂反正”，今天又重新落入歷史的邪惡循環？為甚么以“真善忍”為原則的法輪功弘傳世界六十多個國家和地區，只有在中國遭到迫害？在這場迫害中，江澤民和中共到底是甚么關系？
江澤民無德無能，如果沒有中共這樣一架運轉精準、專以殺人和謊言為事的暴力機器相助，他絕沒有能力發動一場波及全中國甚至海外的群體滅絕式迫害；同樣，中共在當前的開放政策與世界接軌的國際大氣候下，如果沒有江澤民這樣一個剛愎自用、一意孤行的邪惡的獨裁者，中共也難以逆歷史的潮流而動。正是江澤民與共產邪靈互相呼應、共鳴，恰如攀登雪山者的聲音與積雪共振可以發生雪崩式的災難性后果一樣，江澤民和中共相互利用，將鎮壓之邪惡放大到史無前例的地步。
一、相似的發家史帶來相同的危機感
江澤民是在1926年應劫而生的。與中共一直向人民隱瞞其血腥的發家史一樣，江澤民也一直向中共和人民掩蓋他自己的漢奸歷史。
江澤民17歲那年，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已經如火如荼。在愛國青年紛紛奔赴前線進行抗日救亡運動的時候，江澤民卻選擇了汪精衛偽政府1942年在南京創辦的偽中央大學接受高等教育。據多方調查，其原因是江澤民的生父江士俊在日本占領江蘇期間任侵華日軍反華宣傳機構的高官，是一個真正的漢奸。
在賣國當漢奸方面，江澤民與中共如出一轍，對中國人民缺乏感情，可以肆意屠殺中國人民。
在中共取得內戰勝利后，江澤民為混入中共謀求富貴，謊稱自己過繼給了早年加入中共，后來被土匪亂槍打死的叔父江上青，并利用這個關系，幾年時間，就從一個處級干部升任電子工業部副部長。一望可知，江的升遷并非依靠本事，而是靠拍馬屁和人際關系上的鉆營。在江澤民任上海市委書記期間，對每年到上海過春節的李先念、陳云等黨內大老極盡巴結之能事，曾為給李先念送一塊生日蛋糕，而以上海市委書記的身份在大雪地里站立恭候數小時之久。
1989年的“六四”屠城是江澤民生涯中的另一個轉折點，他依靠強力鎮壓敢言的《世界經濟導報》、軟禁人大委員長萬里和支持血腥鎮壓學生而成為中共總書記。早在屠城之前，江澤民就給鄧小平送上密信，要求采取“果斷措施”，否則“就會亡黨亡國”。十五年來，江更以“穩定壓倒一切”為名，對一切異議人士和獨立信仰團體大肆鎮壓屠殺。
中俄雙方從1991年起勘分邊界，江澤民全面承認了沙皇俄國和前蘇聯對中國的侵略，全面接受了自《璦琿條約》開始的所有中俄不平等條約，出賣的中國領土達一百多萬平方公里。
縱觀江澤民的簡歷，他以漢奸長子冒充烈士遺孤，親身實踐共產黨的“騙”字訣；支持屠殺學生，鎮壓民運和信仰人士，親身實踐共產黨的“殺”字訣；中共曾作為共產國際遠東支部處處聽命于蘇聯，江澤民則無償獻上土地，親身實踐共產黨的“賣”字訣。
江澤民和中共具有相似的不光彩發家史，這注定了二者對權力都有著極度的不安全感。
二、江澤民與中共同樣懼怕“真善忍”
國際共運的歷史是用上億人的血寫成的。每一個共產國家幾乎都有斯大林式的肅反。濫殺無辜動輒以百萬、千萬計。上世紀九十年代，蘇聯解體、東歐劇變，共產陣營幾乎一夜之間丟掉了大半壁江山。中共從這件事汲取的教訓是：停止鎮壓、廣開言路就等于自取滅亡。如果廣開言路，血腥暴行如何掩蓋？意識形態上的欺騙如何自圓其說？如果停止鎮壓，人民豈不是沒有了恐懼的威脅，而敢于選擇共產黨以外的生活方式和信仰？共產黨賴以存在的社會基礎何在？
中共萬變不離其宗，所以欺騙民眾一定要欺騙到死，鎮壓人民就一定要鎮壓到底，這就是“六四”后高喊“把一切不穩定的因素消滅在萌芽狀態”的江澤民在極度恐懼中得出的結論。
此時，中國卻出現了法輪功。雖然法輪功在一開始被許多人認為是具有祛病健身奇效的氣功，然而人們卻漸漸注意到法輪功的核心并不是其簡便易行的五套功法，而是以“真善忍”指導人們做一個好人。
（一）法輪功講“真善忍”，共產黨講“假惡斗”
法輪功倡導“真”，這包括說真話、做真事。而中共卻一直依靠謊言洗腦。如果人人講真話，民眾就會知道中共原來是靠投靠蘇聯、殺人、綁架、逃跑、種鴉片、假抗日等等起家，“不說假話辦不成大事”，建政之后又在歷次運動中欠下累累血債，這對中共來說簡直是末日臨頭。
法輪功倡導“善”，包括遇事考慮他人，與人為善。而共產黨一直提倡“殘酷斗爭、無情打擊”。中共的模范英雄雷鋒說“對待敵人要像嚴冬一樣冷酷無情”。其實中共不但對敵如此，對待自己人也好不到哪兒去。中共的開國元老、元帥，包括國家主席都受到過毫不留情的批斗、毒打和酷刑。對于“階級敵人”的屠殺則更令人發指。如果“善”在社會上占據上風，那些以“惡”為基礎的暴政和群眾運動就無法出現。
《共產黨宣言》說：“至今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斗爭的歷史。”這代表了共產黨的歷史觀和世界觀。法輪功則倡導出現矛盾時反思自己的問題，這種世界觀無疑是向內自省的，與中共向外的斗爭哲學截然對立。
斗爭卻是共產黨獲得政權和維持生存的主要手段。周期性地發動整人的政治運動，就是讓自己不斷充電，“煥發革命斗志”。這種暴力與謊言的再加強再熟悉過程，也是刷新人們恐懼，從而維持其統治的過程。
從意識形態上來說，共產黨的賴以生存的“哲學”與法輪功的教導是截然對立的。
（二）信仰使人無畏，而中共卻要靠恐懼維持政權
認識和掌握了真理的人是無畏的。基督教曾經過將近三百年的迫害，無數的基督徒被羅馬皇帝砍頭、燒死、淹死，甚至直接喂獅子，但基督徒沒有屈服；歷史上佛教在經歷法難時，也都有類似的堅貞表現。
無神論宣傳的一個重要目的就是讓人相信沒有天國地獄、沒有善惡報應，從而放棄良心的束縛，轉而看重現實的榮華與享樂。此時對人性中的弱點才可操作，威逼、利誘才會充分發揮效力。而信仰者能夠看穿生死，看破紅塵，此時世俗的誘惑與生命的威脅變得輕如鴻毛，使共產黨失去控制人的著力點。
（三）法輪功在道德上的高標準使中共很難堪
1989年“六四”天安門屠殺之后，中共的意識形態徹底破產，尤其是1991年8月蘇共垮臺和隨之而來的東歐劇變，給中共帶來極大的恐懼和壓力，內外交困的形勢使其統治合法性和生存受到了空前的挑戰。此時中共已經無法用馬、列、毛的原教旨主義整合其黨徒，而轉向了用全面腐敗來換取黨徒的忠心。換句話說，只要誰跟著黨，黨就允許他通過貪污等方式換取不入黨就得不到的好處。尤其是1992年鄧小平南巡之后，中國從官倒橫行到房地產和股市的投機，從包二奶到走私遍地，黃賭毒蔓延。雖不能說“洪洞縣內無好人”，但民間對于中共反腐早已失去信心，認為中高級干部的腐敗比例超過一半以上。
此時法輪功學員修煉“真善忍”，展示出來的道德風貌打動了民眾尚存的內心善良，引來上億民眾的敬意，參與修煉，法輪功這面道德的鏡子照出了中共的一切不正。
（四）法輪功的發展與管理方式讓中共十分嫉妒
法輪功的發展方式是人傳人，心傳心，采取的管理方式是來去自由，松散管理。這與中共的嚴密組織十分不同。盡管如此，中共每周一次乃至多次的政治學習、組織生活卻形同虛設。黨員對黨意識形態的認同幾乎等于零，而法輪功修煉者則自覺實踐著“真善忍”。同時，法輪功對人身心健康的改善，使修煉人數快速增長，修煉者自覺自愿地學習李洪志先生的系列著作并自費弘法。短短七年的時間，就從無到有，發展到一億人。當時，中國幾乎所有的公園，都有法輪功晨煉時的功法音樂聲。
共產黨說法輪功和中共“爭奪”群眾，是“宗教” ，實際上法輪功帶給了人一種文化和生活方式，是中國人失落已久的祖宗文化和傳統的根。法輪功之所以讓江澤民和共產黨如此害怕，是因為這種傳統的道德一旦和群眾溶為一體，則任何力量都阻擋不了其迅速擴大的趨勢。這種久遠傳承的價值觀被共產黨幾十年硬給切斷和篡改，重新拾回傳統本身就是歷史的選擇，一種廣大群眾經歷苦難后自己選擇的回歸，這種選擇的必然結果就是明辨是非，拋棄邪惡，當然也就是對共產黨的一套從根本上的否定和拋棄。這就等于點了中共的死穴。尤其當修煉法輪功的人數超過了中共黨員人數的時候，中共發自內心的恐懼與嫉妒可想而知。
同時，中共對社會是一控到底的，農村是“村村都有黨支部”，城市中黨支部深入到街道辦事處，軍隊、政府和企業的最基層都有黨的組織。這種絕對的壟斷性和排他性是中共維持政權的重要手段，《憲法》中美其名曰“堅持黨的領導”。而法輪功的修煉者顯然更愿意以”真善忍”為標準。在中共看來，這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否定黨的領導”。
（五）共產黨認為法輪功信仰“有神論”危及其執政合法性
真正的有神論信仰，對于共產黨一定是重大挑戰。因為共產黨的執政合法性來源就是所謂的“歷史唯物主義”，因為要建立“人間天堂”，所以只能依靠人間的“先鋒隊”，也就是“共產黨”的領導。同時“無神論”使得道德善惡可以被共產黨隨意解釋，因此也就根本無真正道德善惡可言，民眾只要記得黨永遠“偉大光榮正確”就行了。
然而有神論給了民眾一套不變的善惡標準，對法輪功修煉者來說，一件事情對不對是用“真善忍”來衡量。這對于中共一貫的“統一思想”顯然也成了障礙。
如果總結下去還有很多原因，但是上述五個原因中的任何一個對中共都十分致命。其實江澤民鎮壓法輪功也可以說出自于同樣的原因。
江澤民靠謊報簡歷起家，當然害怕“真”；以鎮壓民眾而飛黃騰達，當然不喜歡“善”；以勾心斗角的黨內斗爭維持權力，當然不愛聽“忍”。
江澤民心眼之小，妒嫉心之強，從一件小事上可見一斑。浙江省余姚縣（現在改為市）有個“河姆渡遺址博物館”，是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當時的“河姆渡遺址博物館”的招牌題詞是由喬石所寫。1992年9月，江澤民去參觀時看到喬石寫的題詞，臉就陰沉得很厲害。陪同人員很緊張，因為他們知道一方面江容不下喬石，另一方面江愛出風頭，走到哪里題詞要擺到哪里，連去“濟南市公安局交警支隊”和“鄭州市退休工程師協會”都要題詞。博物館領導不敢怠慢心胸狹窄的江澤民，于是在1993年5月，藉口博物館整理后重新對外開放，換上了江澤民的題字。
毛澤東號稱“雄文四卷”，《鄧小平文選》里也有一套“貓論”的實用主義思想，江澤民費盡腦子只想出來三句話，還要號稱“三講”。印成書后，經過中共組織系統層層推廣，強制訂購才銷出去，而黨員不但對江澤民沒有絲毫尊敬，反而到處流傳他與女歌星的緋聞，以及他在國外賣唱“我的太陽”，在西班牙國王面前梳頭等等糗事。法輪功創始人平民出身，講法時各路教授、專家、留學生云集，許多博士、碩士甚至不遠萬里飛去聽法。李洪志先生洋洋灑灑講上幾個小時不需要草稿，隨即把講課錄音直接抄錄到紙上就可出版成書，這都令虛榮、妒嫉、心胸狹窄的江澤民無法忍受。
江澤民的生活極其荒淫腐化，花費9億給自己購置豪華專機，動輒拿出國庫里上百億人民幣交給兒子做生意，利用裙帶關系把所有的親屬和親信提拔成部級以上的高官，庇護親信貪污犯罪，無所不用其極。因此，江顯然十分懼怕法輪功的道德力量，更害怕法輪功講的天堂地獄、善惡報應是真的。
江澤民雖然掌握中共最高權力，但是由于缺乏政績和才能，時時擔心自己在中共殘酷的權力斗爭中被趕下臺，對其“核心”權威非常敏感。為了清除異已，江澤民耍陰謀詭計除去政敵楊尚昆、楊白冰兄弟。在1997年的中共十五大和2002年的中共十六大，江澤民把異己趕下臺，自己卻不顧有關規定，戀權不退。
1989年，中共新的總書記江澤民等有次舉行中外記者會，當一個法國記者問及一個女大學生因“六四”被發配到四川農場搬磚，當地農民多次強奸了她。江回答說：“我不知道你說的事情是否是事實。她是暴徒。如果是真的，那也是罪有應得。”文革中張志新在中共監獄里被輪奸和割喉，這在江澤民看來也都是“罪有應得”。由此可見江澤民的流氓變態和殘暴人格。
概括地說，江澤民的陰暗心理、獨裁權欲、殘暴人格和對“真善忍”的恐懼成為江澤民無端發起鎮壓法輪功的原因。這與共產黨組織是高度一致的。
三、江澤民和中共之間相互利用
雖然江澤民一心想要“消滅”法輪功來發泄私憤，不過，江澤民熱衷于賣弄自己和玩弄政治權術，其無能和不學無術廣為人知，對于扎根與中國傳統文化、有著廣泛社會基礎的煉功群眾，江澤民一個人幾乎無能為力。然而恰好中共這臺暴政機器已經磨礪成熟，并且也要鏟除法輪功，作為共產黨總書記的江澤民于是因風吹火，輕輕按下了啟動鎮壓的按鍵。二者在鎮壓上的呼應共鳴，恰如登山者的吼聲造成雪崩效應一樣。
在江下達鎮壓命令之前，中共對法輪功的討伐、監視、調查和羅織罪名早已開始，因為中共這一邪靈邪教組織固有的邪惡已本能地感到了“真善忍”對其存在的威脅，更不能容忍如此龐大而且仍在快速增長的煉功群體。從1994年起，中共公安人員就在法輪功中臥底，但未發現任何問題，甚至許多臥底人員也煉起了法輪功。1996年，《光明日報》違背對氣功的“不宣傳、不干涉、不打棍子”的“三不”政策，發表文章，在思想領域無端批判法輪功。之后，來自公安和頂著“科學家”頭銜的政客對法輪功的騷擾一直不斷。1997年初，中共中央政法委書記羅干利用職權授意公安部門在全國范圍對法輪功進行了一場調查，意在羅織罪名取締法輪功。在各地作出“尚未發現任何問題”的結論后，羅干于1998年7月又通過中國公安部一局（也稱政治保衛局）發出公政[1998]第555號《關于對法輪功開展調查的通知》，先把法輪功定罪為“邪教”，然后再讓全國各地公安部門進行系統性“臥底調查”、搜集證據。調查結果依然一無所獲。
當中共作為一個邪靈組織已經開始要動手的時候，還有一個最關鍵的啟動鎮壓機器的人。此時中共領導人的處理就會起到重要作用。作為一個個體，中共黨魁可以同時具有人性中的善和惡，如果其選擇“善”，那么就可以暫時抑制中共邪惡黨性的發作；如果其選擇了“惡”，那么中共的邪惡黨性就充分地暴露出來。
在“六四”之時，中共總書記趙紫陽無意鎮壓學生，但是掌握中共的八大老執意鎮壓。鄧小平當時說：“殺二十萬人，換來二十年的穩定。”這“換二十年的穩定”實質上是要換中共二十年的政權，這符合了中共獨裁專制的根本目的，所以就被中共接受了。
在法輪功問題上，當時中共政治局七個常委中，也只有江澤民執意鎮壓。江澤民提出的藉口是關系到“亡黨亡國”，這觸動了中共最敏感的神經，加強了中共的斗爭意識。江澤民維護個人權力和中共維持一黨獨裁在這里取得了高度的統一。
1999年7月19日晚，江澤民主持召開了中共高層會議，以權代法，親自“統一”了認識，親自拍板作出全面鎮壓的決定，以中國政府的名義全面取締法輪功，欺騙了世人。于是中共以及中共控制的中國國家政權和暴力機器開足了馬力，鋪天蓋地鎮壓無辜法輪功民眾。
由此，我們可以設想一下，如果當時中共的總書記不是江澤民，而是另外一個人，這場鎮壓就可能不發生，從這個意義上講，共產黨利用了江澤民。
反過來講，如果共產黨不是因為其血債和危機感，不是因為其十惡俱全的流氓、反天理和滅絕人性的本性，它也不會認為法輪功是個威脅。沒有中共對社會無孔不入的全面控制，江澤民的鎮壓意志也不可能得到組織保障、財政保障、文宣保障、外交保障、人員保障、設備保障以及監獄、警察、國安、軍隊和所謂的宗教、科技、民主黨派、工會、團委、婦聯等的支持。從這個角度看，江澤民利用了共產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