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媒體時評人方偉追本溯源，講述了中國22年歷史中一直在發生著的血腥故事。
中國升起了器官移植的蘑菇雲
方偉說，大家知道最近流傳一個叫「人礦」，是今年年初開始流行的網絡詞彙。如果你去查維基百科，它說「人礦」就是“生下來就被當做消耗品使用的人（群）”。這確實是一種解釋吧，也可能是這樣。如果真這樣的話，這個「人礦」的發明，就跟「韭菜」差不多，韭菜不斷的割、不斷的割，不停的被當做消耗品使用，反正韭菜割了之後接著長，長差不多了再被割，就是被當作消耗品。
那麼「人礦」跟韭菜是一樣的意思嗎？另外一個看法是說，這個詞「人礦」講的就是人吶，真正中國大陸的人吶，是人體器官被強行摘取，生命被剝奪的事情。
現在最引人注目的是失蹤人口，像胡鑫宇這樣健康的中學生，莫名其妙的就被失蹤了。失蹤的人被摘取器官的犯罪究竟有多大面積？是怎麼形成的？我們想講一下中國的一個非常簡單的大問號，到今天中共當局都回答不了。
美國自願捐獻器官的登記人數是1.2億人。你到網上去查，中國到現在因為中國人死後都要留取全屍的，沒遺體捐獻文化，自願捐獻登記的人數，全中國14億人也許10億人，只有200萬，佔中國人口的0.0014%，是美國的1/60。
但是請注意：中國器官移植的總數量卻遠遠超過美國，是世界上器官移植數量最多的國家，卻有著世界上自願捐獻最少的人口。那麼，那些器官是從哪來的呢？
早在12年前，2010年3月，《南方週末》就發表了一篇調查報告，叫做《器官捐獻迷宮：但見器官不見人》。它的報道說：2000年是中國器官移植的分水嶺，這一年全國的肝移植比例比前一年翻了10倍；又過了5年又翻了3倍。從七十年代到1999年的20多年裡，中國全國的肝移植累計總數只有135例；而1999年至2006年的8年間，肝移植躍升到了14085例。這個肝移植的總數增長了180多倍。中國升起了器官移植的蘑菇雲！
但是這個肝移植數目在另外兩家的獨立調查下，發現還是遠遠被低估了。即使如此，它也是激增得莫名其妙，長了180倍。為什麼？背後是什麼故事？就是這個「人礦」的故事。
2006石破天驚——首位證人出現
「人礦」如果講的是人體器官，中國的人體器官從1999年以前的20多年裡只有135例肝移植，到後來驚人的成為全球器官移植第一，這些器官來源是怎麼長起來的呢？
方偉回顧說，2006年3月份，我當時已經加入了《希望之聲電台》，我當時是一個義工記者，同時還在做計算機工程師。當時就有個消息：一位化名安妮的女士從中國東北跑到了日本，然後又從日本跑到了美國，她找到中文《大紀元時報》的記者，曝光了在中國遼寧瀋陽蘇家屯中西醫血栓醫院發生的駭人聽聞的事情。安妮說，她在這家血栓醫院從事統計工作，她的前夫是醫院的腦外科主刀醫生。
安妮說，她的前夫在那裡參與過摘除關押在血栓醫院的法輪功學員器官的手術，參與摘取了2000人的眼角膜。她說：我指證這家醫院發生了大量的活體摘取法輪功學員的臟器，肝臟和眼角膜等器官。被強行活體摘取器官的法輪功學員的身體被秘密扔進鍋爐房改建的焚屍爐裡銷毀。這家醫院關押了6000人，大多數是從瀋陽的大北監獄、馬三家教養院和其它監獄轉過來的，或是從公園、民宅等煉功地點被抓過來的法輪功學員。
這些法輪功學員因為不放棄修煉法輪功而被抓，在沒有正式的逮捕證和家屬不知道的情況下被抓進來的。所以安妮曝光的消息當時真是令人非常震驚、難以置信。
方偉說，我的職業是新聞工作者，到今天仍然是，我也修煉法輪功，所以我既得用客觀的方式來看待這些事情，我也清楚知道法輪功被中共迫害的很多事情，所以我坦誠的說，當時這個事出來之後，我們都想知道事實是怎麼回事，因為真的太驚人了。
其實安妮之外後來又跑出來第二個人Peter，真實姓名都不能說了，一個叫Peter，一個叫安妮，那麼就有了兩個來源。我們跟他們接觸之後，判斷他們沒有說謊，因為我們瞭解中共迫害法輪功那時已經7年了，我們完全相信中共有可能那麼做，因為我們知道它迫害法輪功的那些殘暴的手法，外界根本就不相信，但是我們知道。
兩位獨立調查人是如何進行調查的，結論是什麼？
為了更具事實真相的說服力，當時加拿大法輪功學員就請了兩位獨立人士，標準就是德高望重、有判斷能力、有調查能力的第三方人士來獨立調查這件事情的真相。這兩位人士一位是大衛喬高（David Kilgour），他是加拿大亞太司司長，用美國的話叫做亞太助理國務卿；另一位是非常著名的人權律師大衛麥塔斯。
兩個大衛他們就著手做調查，幾個月下來後，他們發布了調查報告，結論是：指控真實存在。他們用這句話來形容他們的結論：這是“這個星球上從未有過的邪惡”。後來聯合國反酷刑專家諾瓦克評價他們的調查報告說，可信度極高。該報告也通過了學術同行的評審驗證。兩位大衛被提名為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候選人。他們專門出了一本書：《血腥的活摘器官》。
那麼他們是怎麼去做獨立調查的呢？
方偉介紹說，隨後我有機會採訪到了大衛喬高，請他上《希望之聲電台》，錄音在網上都有。我就問了他一些專業記者一定要問的問題：誰請你們來做的？有沒有預設立場？錢從哪裡來？等等的問題。下面的話是喬高講的原話。
他說：我們一開始調查的時候完全沒有結論，也就是說證據把我們領到什麼地方去，我們就做什麼樣的結論，法輪功的學員沒有拜託我們要往哪方面去。他說，因為我們面臨的是一個獨特的法律上的論證，我們沒有辦法去中國做親身的調查，我們申請了，但是他們拒絕，中共不讓我們去，所以我們只能用旁證來做。
怎麼做呢？就是兩個方法：如果大規模的器官摘取不存在的話，後果是如何如何；如果大規模的器官摘取存在的話，後果又是如何如何。他從結果來反正。就是這麼說吧，比如說我吃了飯我肚子就會飽，這是一個因果關係，但是如果現在肚子還餓，我肯定是沒吃飯的，那就是有A才有B。那麼反之如果沒有B的話，那也就沒有A。
喬高說，他前後找了52組證據線，那麼調查下來的結果是什麼？結果是前者都沒有；那麼後果是什麼？後果很多，後者的證據一個個浮現。他說，最後我們不得不、也非常不情願的得出結論：大規模器官摘取的事情真的是存在的。
喬高描繪這個過程，他說，我們現在知道怎麼回事了，因為我們調查了那麼多的人和事，我們的報告700頁紙，2000個信息來源，我們查遍了中國所有醫院病床的數目、所有相關信息我們都做了收集，所以我們保守的結論是每年有5萬例器官移植，這是一個保守的數字。
我們前面說了肝移植是每年1.4萬，喬高說有5萬，還是保守數字，實際可能是5萬到20萬之間。這樣海量的器官移植，但是器官的來源是看不到的，是不明的。他說：我告訴你怎麼回事，有錢的中國人，還有外國人，像美國和加拿大人都有需要器官的，他們就搞了一個器官旅遊，到中國大陸去旅遊一下，順便做個器官移植、治好你的病。他說，我們現在知道整個事情是怎麼運作的。
喬高說：比如你在舊金山或者渥太華，你需要換一個器官，那你就付很多很多的錢，然後有人就把你安排到上海，住到上海第一人民醫院，在那裡他們會給你驗血；驗完血之後他們會把驗血結果輸入進到電腦數據庫裡，去查和你的條件相匹配的器官。他說，我們都知道這個匹配是很不容易的，有的是1:10，有的是1:100，才能找到一個相匹配的器官；找到匹配器官的人之後，比如說此人在250號集中營，那麼就會跑到那裡去找到這個可憐的人，可能是法輪功學員。我們和很多從集中營跑出來的人做過交談，他們就說在裡頭都會被驗血。那個時候中國的勞改營裡關押的犯人還會抱怨說，醫生這麼照顧法輪功學員，老是給他們驗血。其實不是照顧法輪功學員，不是在治療，而是在做血型匹配。
這裡有個細節：因為法輪功學員多數都非常健康，遠遠超過一般的人群，因為他煉功嘛，又不抽煙不喝酒不吸毒，沒有壞的嗜好，而且打坐對身體非常好，所以法輪功學員就成了器官摘取的理想人群。
喬高說，我們和遼寧蘇家屯出來的安妮做過調查，她先生不敢跟我們接觸，所以我們跟安妮來回來去談了很長時間，有的時候一天要跟她待上8個小時，反反復復問她，從各個角度問她，把所有的證詞都寫下來，然後判斷是不是那麼回事。她說她的先生在蘇家屯，2001年到2003年兩年期間，做了2000粒的眼角膜摘除手術。那麼當然有人會說，你怎麼知道他先生說的是真話呢？我們跟他沒有談過，他住在加拿大，但他不願意跟我們見面，所以他就說讓我們跟安妮談。我們從各個角度去考察安妮，最後證實這件事情的可信度是多少。
大衛喬高說，那幾年中共從器官摘取上賺到的錢是80～90億美元，這是我們的估計，而我們的報告發表之後，中共完全沒有提供任何反駁，它們能做的事情基本上就是攻擊我們個人，攻擊我們對中國人權問題提出的異議，而它對我們的證據什麼都沒有講。
第三位獨立調查人葛特曼
方偉說，後來另外一位獨立調查人伊森葛特曼（Ethan Gutmann）我1999年7月份在華盛頓DC跟他交過手，非常熟，他是哥倫比亞大學國際關係的學士和碩士，是美國著名的作家、研究人員，還是視頻製作人。他現在是共產主義受害者基金會的高級研究員。他最有名的是一個調查記者（Investigative reporter）。在新聞界調查記者被稱做“王冠上的明珠”，是新聞業最高的一種職業。葛特曼後來出的關於“活摘器官”的調查，獲得2014年很有名的皮博迪紀錄片獎（Peabody Award），以及美國公共電視台（PBS）的紀錄片獎。
我們從那個時候，從安妮的出現一路走到胡鑫宇失蹤案，這條路到底展示給我們的是什麼，其實是清晰可見的。方偉說，所有我說的這些事情都是事實，但是你去Google，你去Wikipedia，你都查不出來。這真是新聞界的恥辱！
我所瞭解的東西都是我第一手接觸的，我沒有道聽途說，都是我第一手接觸、第一手採訪的東西，我是用質疑的方法、尋找未必如此的這種角度來提出問題的，那我得出的結論，其實就應該是一個新聞記者在社會、在網上呈現的應有的主體內容。但是我現在說的這些事情，以及我下一期將要呈現的東西，非常震驚，但是大家都找不到，絕對找不到。讓大眾能夠看到“活摘器官”這件事情的原始狀態是什麼，最有力、完全無可辯駁的證據，是不在主流媒體任何地方，或者通過搜索可以呈現的，誰也看不到，這就是這個時代的悲哀！這就是新聞界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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