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港罹難知青紀念碑為同一地基的雙碑，第一碑正面為中英碑文，反面及第二碑正反面均為罹難者姓名。其中，第一碑已完成，鐫刻碑文《魂兮歸來》，碑上對聯：“越山越水越界 越海英魂永存”。背面是搜集到的第一批罹難者名單，共176人。這些收集到的名單來自美加各地、澳洲乃至中國大陸。目前第二碑正反面罹難者名單仍在收集中。
這些參加祭奠儀式的昔日逃港者當年只有十幾、二十幾歲，都是中國大陸下鄉知識青年。他們如今已是七、八十歲的老人，有的因為身體原因已不能來參加祭奠。他們回憶起當年不堪回首的逃亡路，驚心動魄的場面仍歷歷在目。現場有的老人邊用手撫摸着墓碑上的親友、同學、好夥伴的名字，邊掉眼淚。
生不如死大逃港 根源是共產黨的專制
容錦愛女士就讀中山第七中學，高中畢業時幾乎科科都是第一名。但是，因為爸爸是右派，又來自資本家的家庭，她沒有資格考大學，所以註定了她一定要去農村。
她說，在新會鄉下按工分分糧食。分到的糧食是不夠吃的，要餓死的。“所以沒有辦法，我要生存，我要上大學，我就一定要逃去香港。”
據容錦愛介紹，那個時候幾乎人人都想偷渡去香港，但是中途很多同伴都沒有命了。她是很幸運的，可以有一條命，來到自由世界。
容錦愛對著紀念碑說，“幾十年來，我一直思念那些逝去了的同伴。現在我們有一個地方讓他們回來，回到自由世界，我很開心，我們可以劃一個句號。我們一定要立這個紀念碑，讓所有的人都知道。我們的後代，世世代代都要知道，因為在我們以後，沒有人可以在世來說這個歷史。”
“那個時候在中國這樣生存，像鬼一樣的給它們拖在社會的最低層，生不如死。但是還有一絲可以生存的希望，就是到自由世界香港，可以讀大學，可以有我的前途。這個拼搏是很值得的。根本不值得考慮，一定要去香港，因為你生不如死。”
容錦愛介紹了她逃港過程中驚險的一幕。在廣州逃往澳門的途中，需要在山上走大概5天，然後下水游兩天。“在山上有一個晚上很黑，大概一步路也看不見。那個時候到處都沒有光的，晚上只有澳門、香港有燈，所以我們就是向著那個光走的。那個時候我拚命要向前走的，因為我看到那個澳門的燈就在前面了，我想我們今天晚上就可以到澳門了。因為走了很久，12歲的妹妹這時坐下來睡在那裡說：我很累了，我不能走了。看到妹妹躺下來不動，我也沒辦法。我說好，我們大家都躺下。因為太累了，我們躺下去都沒有動。當天亮的時候我睜開眼睛一看，我就睡在懸崖邊上一個大石頭那裡，我一轉身就會掉下去。”
容錦愛1971年5月到了香港，在香港讀大學。1972年冬天，她就申請到了美國的大學，之後在美國工作、結婚、生子，享受著自由世界幸福的生活。
而如今的香港人卻在逃向世界各地的自由民主國家，容錦愛說，我理解他們，因為這跟我以前一樣，我們也不願意走。但是我們沒有辦法生存下去，所以我們要逃。“現在的香港人也一樣，他們沒有辦法在香港生存，所以她們要逃離。而造成大逃港的根源就是共產黨的專制。他們把中國搞得這麼糟，人民生活這麼糟，所以人民要走……要避免歷史重演，消滅共產黨。”
逃！不得不選擇的路驚心動魄
唐伯鴻先生向我們展示了他50年前大逃港時的幾張手繪路線圖，有行政區圖、地形圖，標記得非常詳細，斑駁破碎但圖線仍很清晰。那是用知青們找來“據說從廣州軍區拿出來的軍用地圖”，用描圖紙複製下來的。
唐先生從65年初中畢業就作為上山下鄉知青下放到農場近8年。當時農場有3萬知青，他在1972年就很想逃港。1973年，他游泳偷渡到香港。
唐先生現在提起當時的逃亡情景仍然心有餘悸。“我們是兩個人一起，途中從一個未開放的小島游到另一個小島。同伴第二天就給邊防民兵開槍抓走了。之後的6天5夜是我一個人，也碰到了那些巡邏的武裝兵。他們用步槍對我開了兩槍，子彈在頭頂上飛過，我整個人都發軟了。我非常清楚地記得，當時我覺得是打中了我，我是在一條小河裡，我覺得我被穿了個大洞。他們喊：’舉手——舉手’。我當時蒙了，只是不斷用手拍，想我被穿了個洞。然後他的手電就照向我，指着我說：還有一個。我看見差不多到海邊，又是面臨一波生與死。我就拿起乾糧，在一片黑暗中就往田野那邊、澳門方向再跑。緊接着第二槍就開過來，並大喊：抓特務啊。當時我才20多歲。”“那一槍啊，直到來了美國幾十年，還會夢到被抓醒，哎呦，又抓了回去”，他說，“可能這種恐懼已經跑到骨子裡頭了。”
唐伯鴻先生感慨，今天確實來之不易。碑刻的名單裡面有一個是他太太的初中同班同學，他們當時是一起去那個農場的。
唐先生說，“能有今天，回想自己改變生命的，就是那一槍了。生與死就是那時候註定的，以後我們來到自由世界要過另外一種生活。生活如意，兒孫滿堂。”“可是我們永遠抹不掉了那個驚心動魄的印記。我想這死去有名字在這裡的，我想象不到他們在生命的最後那一秒，那是怎樣的慘狀？我們想不到的是每一個人的死法，可能有就泡在水裡抽筋死；有邊防狼狗咬，可能也有被槍打死。這是我們在20多歲生命里最輝煌有活力的時候，選擇了這條不得不選擇的路，逃！”
唐伯鴻說，當年自己為了尋求自由，“很艱難，走過來也就是一剎那。”但哪一天全體中國人才能擁有自由呢？他最後說：“那比我們當年逃港要艱難一百倍 ，那是我心底的願望。”
只要我們能走動 我們一定會來
當年在東莞當知青的紐約“至德三德公所”主席吳行說，他所在的那個大隊有120個知青，他在那裡待了3年。在他逃走的時候，差不多走了一半了，能夠走的都走了。
當時他還猶豫不決，“我的朋友逃了但被抓回來了”，他對我說，“你還想那麼多？逃港只有好的沒有壞的，就算被抓回來了，還是做這份工作。”他說，當時甚至有人逃港被抓回7、8次才最終成功。
幸運的是，吳行一次就偷渡成功。他說，大隊有100多個知青逃港，大概有10個失蹤了。“我們這幫人大部分在70歲以上，我們有生之年只要能走動，我們一定會來，直到我們走不動或離開人世。”
親歷者著書紀實：勿忘歷史悲劇
大逃港紀實書籍《南風窗》的作者蔡可風先生，畢業於華南理工大學，今年76歲，也是逃港的親歷者。為了讓後人了解和銘記大逃港歷史，讓中國人的這些悲慘歷史不再重演，他根據自己的經歷以及各方查證，書寫了這部自中共建政以來中國人歷次逃港的紀實。
蔡可風先生本人逃亡後曾兩次被抓。第一次是被抓後，他被關了兩個多月。他回憶說，“第二次逃往澳門被抓後，又被關進監獄。同室總共6人，他們合力在牆上開了一個大洞，幾個人一起沖了出去。在邊防有4人被抓。我和另外一人就沖了過去。上帝保佑，幸運的成功了。”
他家裡的人、他的朋友中逃港的也很多。他指着墓碑說，這上面有我3個很好的朋友，都因逃港離世。他們的故事我書里都有寫。還有馬思聰的外甥王漢傑，“他的女朋友是我的同班同學，他們一起逃走。王漢傑已經在水中昏過去了，結果他的女朋友還是不舍，仍不放棄，仍然牽着他的手游到岸上，可惜人沒有救過來。這一被稱做偉大的愛情的’拖屍過河’事件當時轟動世界。我都寫進我的《南風窗》這本書里。”
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末，以下鄉知青為主體的廣東逃港者，在奔赴香港，爭取自由、幸福的過程中歷盡艱辛兇險。他們中有些人餓死在長途跋渉路上，或摔死於懸崖峭壁下，或落入鯊魚之口，或葬身汪洋大海，有的甚至慘死在中共邊防軍的槍口下。
隨着歲月流逝，當年究竟有多少人在逃港過程中死去仍不得而知。他們是誰？姓名是什麼？很多人甚至連數字都不是。中共當局希望這一切從歷史長河中消失，成為永遠的秘密。
然而，在2014年，香港一批逃港成功的知青排除重重困難，在香港離島建立了第一座“逃港罹難知青紀念碑”，每年5月1日都去悼念拜祭。但從2020年起，紀念碑在香港繼續保存以及每年拜祭幾乎不再可能。
為讓這些屈死的冤魂在自由世界能有個永久的安身之所，2021年7月，“逃港罹難知青紀念碑籌備小組”成立。他們把紀念碑建在美國。根據美國法律，只要購入墓地，樹起墓碑，陵園即負有永久管理的責任，保證了紀念碑的永續性。這些倖存的逃港者說：“即使我們故去，此紀念碑仍永久長存。”
那麼逃港罹難知青究竟有多少人？不少長期研究此專題乃至親歷逃港者都認為極難確定。但較為普遍認為占逃港者的5%至7%。以此推算，罹難知青接近1萬人。
附：2022年6月15日，廣東同學同仁祭文
連綿松柏 廣闊山原
雲開霧散 草秀迎暄
名留福地 碑立崇垣
自由水陸 美麗陵園
當年好友 昔日同門
躬耕山野 落戶鄉村
苦勞歲月 大汗晨昏
飽受欺壓。前景眼渾
越山越水 敢效飛奔
祈無蛇咬 未懼狼吞
得離絕境 擁抱乾坤
諸君不幸 失寵天恩
我人永記 亡友語溫
青春早逝 英氣長存
來居樂土 親近庭萱
天涯飄蕩 但願安魂
遠離故土 就此歸根
陽居眾友 多有兒孫
無窮思念 我帶淚痕
老身能動 拜祭情敦
傾觴布奠 相對無言
嗚呼哀哉 伏維尚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