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7日，英國御用大律師韋恩·喬達斯（Wayne Jordash）在全球權利合規基金會舉行的視訊會議上介紹了該報告。他表示， 該報告與包括醫院、大學、專業協會、醫學期刊、獨立專業機構、醫學院和器官移植領域的相關醫療專業人士探討了與中共人員合作可能面臨的風險，及這些機構管理這些夥伴關係的硬性和軟性法律義務；並就如何減輕這種合作的風險提出了建議。
喬達斯介紹說，在全球對器官的需求遠遠超過了自願捐贈者所能夠提供的器官數量，在眾多需要移植器官的病患需要等待數月甚至數年的等待，甚至完全無法得到器官的情況下，出現了器官旅遊業，參加這項旅遊的人往往能夠在很短的時間內迅速得到器官，但是這種器官往往是在未得到器官捐贈者知情的情況下的許可，而這不道德的器官旅遊的數量佔全球器官移植總量的10%。他說：“統計數據顯示，器官移植是一個油水豐厚的行業，該行業的年收入介於850萬美元～17億美元之間。”
他還介紹說，世衛組織清晰表明，器官捐贈者必須是在未受到任何不適當脅迫的情況下自願捐贈器官；世衛組織並不承認為利益出售自己器官的人是自願行為，因為一般的器官捐贈者與器官接收者的經濟情況往往有巨大的差別，一名典型的器官捐贈者為29歲，收入為480美元/年；典型的器官接收者為48歲，收入為5.3萬美元/年左右；器官捐贈者在家庭經濟方面的劣勢以及器官捐贈時的惡劣情況，引發人們嚴重關切這種捐贈的自願程度。
他隨後介紹說，對移植業構成最大風險的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發生的、為了獲得器官而故意殺人的強摘器官罪行。他回顧到，在2000年初的4年時間中，中共的器官移植技術從該行業的追隨者變成了該行業的領袖，雖然中國並沒有自願器官捐贈系統，然而中國從事器官移植的醫院數量翻了三番，中國醫師從事的器官移植手術從原本只進行腎臟器官移植術，擴大到心臟、肺和肝移植術；還有報導顯示，前往中國大陸進行器官移植的病患可以在幾週或幾個月的時間內得到器官；而在擁有正規的器官捐贈系統的國家，這種等待可能需要數年的時間；去中國進行器官移植手術的病患能夠得知做手術和得到器官的具體日期。
他說：“中國出現的器官接收者可以在很短的時間獲得器官的現象，令人們嚴重關注這些器官是如何獲取的，國際社會隨後指控中國發生了當局支持的強摘器官；而且遭摘除器官囚犯中包括並非死刑犯的人。”
200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共）正式聲明，該國從事器官移植手術中2/3 的器官來自於死刑犯，他們還聲稱，這些器官是在犯人同意的情況下摘除的，然而國際社會無法相信他們。研究發現，遭中共強摘器官的人並非都是死刑犯，其中還包括法輪功學員。他說：“因為中共於2000年減少了死刑犯的數量，然而中國的器官移植業在持續擴大；至關重要的是，中國器官移植業擴大的時間段與中共打壓法輪功學員的時間段是相符的。”
法輪功是源自於長春的一種高德修煉大法，包括五套“緩、慢、圓”的功法，其功法原則是“真、善、忍”，法輪功學員依據此原則指導自己的日常生活，很多法輪功學員因此身心受益。中共於1999年發起的大規模的打壓法輪功的行動，並欲根除法輪功。喬達斯介紹說，中共迫害的手段包括： 失蹤、法外殺人。“法外殺人是一種的嚴重侵犯人權的行為，中共對法輪功學員的法外殺人的問題非常嚴重，中共當局也參與其中。”
中共於2010年宣布將從2015年開始停止從死刑犯上摘除器官， 並聲稱他們將開始建立符合世衛組織道德標準的自願器官捐贈及分配系統；喬達斯說：“現在看來，這並非中共的誠心所為，或中共改變了態度；研究發現，中國的器官移植手術的數量仍然遠高於登記的捐贈器官者的數量。”
總部在英國的“中國法庭”（China Tribunal）2019年的裁決中寫道：“沒有大量與中共器官移植業相關的基礎設施遭到廢棄的跡象，中共也無法解釋中國為什麼有現成的器官供應源，這讓人們得出符合邏輯常識的結論：強摘器官的罪行仍然持續在中國發生著。”
考慮到中共的這些野蠻行徑，由傑弗里·尼斯爵士主持的中國法庭於2019年，在由包括國際刑法和人權法、心臟手術專家、商業國際關係領域的7位專家小組，分析了大量的書面證據、 視頻和個人證詞後，得出下列重要結論：法輪功學員確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強摘器官行經的器官來源，而且可能是主要來源；這種行徑構成了反人類罪，該法庭在排除合理懷疑的情況下確定或認定（這種罪行）已經發生；雖然中國在緩慢建立起器官自願捐贈系統，但持續有中國的器官採購行業出現嚴重侵犯人權罪行問題的信息。這是國際社會對“中共活摘器官”罪行的首個廣泛的獨立審查結果。
中國法庭的證據包括調查人員給從事器官移植手術的醫生通話， 要求這些醫生在很短的時間內專門獲取法輪功學員器官的通話內容；而這些醫生在這種電話中都或明或暗地做出了可以提供法輪功學員器官的承諾。
8位聯合國特別報告員和4位聯合國人權專家於2021年6月聯名致函中共當局，表示他們得到可靠的證據，表明“包括法輪功學員、維吾爾族人、藏族人、穆斯林和基督教徒等遭到拘留的少數群體，可能在未知情的情況下，被迫接受血檢”。他們在信中寫道：這些都是“強制器官罪行存在的可信標誌。”
同樣由傑弗瑞、尼斯爵士主持的維吾爾族特別法庭最近也指出兩大證據顯示，遭到中共拘留的、年輕的新疆維吾爾組人可能也遭到“中共活摘器官”。
他介紹說，2021年，兩家法國公司和一家瑞典公司被控協助中共犯下了侵犯人權的罪行 ，他說：“不同的國家採取不同的方式應對這些問題；但是類似於美國、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等國都在出台針對這一問題的、由國家執法機構強制執行的法律。” 這就是協助中共從事不道德的器官移植手術的西方國家器官移植業人員面臨的法律風險。
他舉例說，為器官移植手術成功提供相關藥物的醫學藥物技術公司，如果為被控從包括法輪功學員在內的良心犯身上強摘器官手術的中共軍方醫院提供藥物，就可能會遭到中共反人類罪共犯的嚴重指控。
該報告為了確保尊重人權及保護相關醫學機構的聲譽，防止該機構被追究刑事責任，為器官移植行業企業、機構和研究所提供的政策指南包括：
- 建立人權政策並公開宣布及認真執行其人權政策，
- 在國際法的要求下，對本機構面臨的人權風險進行盡職的調查，
- 在無法防止、減輕這些風險或無法補救這些風險造成的傷害的情況下，結束相關的夥伴關係。
他說：“這是這些企業至少應該做的事情。”他還分析道，中共之所以能夠在器官移植業上賺大錢，是因為相關人員或機構對於這些風險置之不理或重視不夠造成的。
倫敦大學學院兒科專家：參與中共不道德的器官移植是在與犯罪政府打交道
曾經參加了中國特別法庭和維吾爾特別法庭對“中共活摘器官”罪行審理工作的倫敦大學學院兒科胸外科名譽教授，倫敦格雷沙姆學院的名譽物理學教授艾略特（Martin Elliott）表示，他在2016年受邀在中國特別法庭審理在中國發生的強摘器官罪行時，所看到的中國的法輪功學員遭到的酷刑迫害的證據令他震驚，醫護人員成為這一罪惡共犯的事實也令他震驚，而他更震驚的是，中共當局鎮壓其人民的手段。
他還介紹說，對於器官捐贈者的信息，中共要不就是將其作為國家機密扣押，要不就用人們無法理解的方式來處理這些信息。
他說：“同行之間的良好的合作依賴於相互信任、透明度和事實真相，但是中國特別法庭認定，中共當局和中國的很多從事移植手術的個人在從事‘明顯不道德的行為、事實上是反人類的罪行’。”
他還指出，雖然很多西方國家的醫院、學術機構、組織和個人可能是出自於好意，與中共的相關人員建立了互惠互利的夥伴關係並從中賺錢，而中共當局統戰部的政策也支持這些夥伴關係，然而中國特別法庭得出的結論是：“這些夥伴關係是在與一個犯罪政府打交道”。
艾略特稱讚全球權利合格基金會在這種情況下，為相關的醫學機構建立了一個基於原則的、傑出的政策構架。他說：”因為此構架將促使這些醫療機構在與中共人員和機構打交道的時候進行盡職的調查，以減輕這種交往引發的人權問題和為這些機構帶來的風險。“
英國醫學協會人權特別顧問：中共在通過活摘罪行摧毀人類的身體 這是醫學界道德顛倒的標誌
無國界醫生組織的倫理顧問、英國醫學協會的倫理和人權特別顧問，朱利安·希瑟（Dr Julian Sheather）表示，醫學本是一種基於道德的行為，從醫的目的在於為人類造福。他說：“在人類的歷史上，醫生往往是握著病患的手，陪著病患結束人生最後一段旅程的人。”
然而，二十世紀在中國出現的“活摘器官”的罪行，是中共脅迫或在未脅迫的情況下利用相關醫生幹的，這反映了醫學界道德的大顛倒，他說：”中共此行在直接或以不同方式銷毀人類或人類的身體，這給醫學界造成了深重的痛苦，醫學界出現了人權問題，人們也越來越關注維護醫學道義責任的重要性。”
他強調說：“醫學的道義責任是對患者在知情的情況下做出許可決定的尊重，這也是對患者做出自由選擇權利的尊重。”
“當我們看到這種強制或脅迫的活摘器官罪行時，我們看到的顯然是對醫學核心道義使命的違背，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發生的強摘器官的罪行，在從根本上顛倒醫學的道義核心。”他說。
他還介紹說，英國社會多年來一直在要求英國醫學協會提升其在醫學領域對人權問題的認識，而英國醫學協會最近在推動世界醫學協會就“中共活摘器官”的罪行在國際論壇上發聲。他說：“指出這一問題，並採取可能的最高級別的措施來剷除這種不人道的作法，是所有嚴肅的醫學專業協會的基本義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