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共產魔鬼變異西方法律 如果說，法律在共產國家是魔鬼可以隨意玩弄、作為其用來維護統治、固化意識形態與打壓百姓的工具，那么在自由國家，魔鬼的圖謀則是顛覆法律的傳統信仰與道德基礎，變異善惡標準，爭奪法律制定權與執行權，并確立魔鬼所期望的法律準則與實踐。本篇重點討論作為法治國家領頭羊的美國在法律領域受到的方方面面的侵蝕。法律與政治、宗教、教育等領域密切相關。在共產邪靈滲透全球、把黑手伸向各個角落的今天，西方法律也無法幸免于被邪靈全方位滲透變異。
1）顛覆法律的道德基礎 基于宗教或信仰的法律是神圣的，但隨著共產黨及其形形色色的同路人在全球推廣進化論、無神論，法律被切斷了與神的聯系，淪落為一種工具，一種人與人之間報冤復仇、解決糾紛、討價還價和分配利益的工具。因為信仰來源被切斷，法律的精神開始偏移，從維護公平正義，偏向為以人的觀念和欲望為依歸，這讓背后的共產邪靈可以利用代理人在變異觀念思維下通過它所要的法律，實現其毀人、毀社會的目的。
以美國為例，受共產主義深度影響的“社會公正”、“自由主義”等思潮在改變著社會道德觀念，也沖擊著法律的道德基礎。在實際運作中，其代理人利用所謂“自由”、“進步”、“寬容”的口號，偷換概念，排斥與摧毀法律的道德信仰基礎，從而影響何種法律被制定、法律被如何解釋以及法官如何判案。
比如，傳統信仰認為婚姻是神明確規定的“男人和女人”的結合，同性“婚姻”違背神的教誨，是不道德的，這必然影響到法律對婚姻的定義與解釋。如果堅持道德源于神的誡命，那么道德不會偏移，世俗法律也有不變的上位法做依據，如果某種行為兩千年前依照神的誡命被視作罪惡，今天也應當如此。自由主義則排斥傳統信仰與道德判斷，將道德視為隨著社會發展而變遷的世俗約定，于是婚姻被視為自愿結合的“契約”，對“同性婚姻”的認同被視為符合“進步”或“自由”的原則，這樣自然會導致法律的變異。
魔鬼利用自由主義、進步主義讓法官把傳統道德和法律分離。在最高法院1992年的一個墮胎案中，三位大法官對此表露得最為直接：“我們有些人會認為墮胎違背我們的基本道德原則，然而這并不能左右我們的決定。我們的責任是為所有人界定‘自由’，而不是強制實行我們自己的道德原則。”[10]
大法官們在此強調的是，“自由”是法律的關注重點，而不是我們的道德原則。這實際上把“自由”和普世道德原則分離。美國國父們定義的“自由”，其基礎是“不言而喻的”普世價值。人類的普世價值不隨文化而異，因為其來源是神（《美國憲法》中所說的“創世主”）。背離普世價值片面放大所謂“自由”，是魔鬼變異法律、引誘人墮落的手段。
2）爭奪法律制定與實施的控制權 法律效力的實現要經過一整套環節，包括立法部門通過法律，行政首腦簽署法律，法官通過法律進行裁決，執法部門執行法律。這中間，教育界、媒體業、法律界，甚至娛樂業等領域的不同團體與個人也都參與其中，影響法律的制定與實施。共產邪靈在各個領域尋找其代理人，爭奪法律制定與實施的控制權。因此受共產邪靈影響和利用的政治團體千方百計要把思想與其一致的人送進相關部門，爭奪政治首腦、法官、檢察官、司法系統的重要職位。
比如青睞自由主義的總統會千方百計任命與其觀點相近的大法官，影響法律裁決，或使用行政權侵蝕法律。某總統任內總計對1385名囚犯減刑，同時赦免了212人，成為自杜魯門總統之后寬免（clemency）囚犯最多的總統（美國歷史上任期內赦免數量最多的也是傾向自由主義的總統）。[11]他離開白宮前，曾簽發特赦令一次縮短209名囚犯的刑期，赦免64人，大多數獲得減刑的是非暴力毒品犯，其中包括一位泄露70萬份美國軍事機密文件的人。此人于2013年認罪，被判處35年有期徒刑，由于總統特赦，只被關了4年就出獄了。雖然赦免是憲法授予總統的合法工具，但驚人的特赦數量無疑是在侵蝕法律本身懲惡揚善的功能。[12]
1954年由美國參議員、后來成為美國總統的林登?約翰遜提出的《約翰遜修正案》（The Johnson Amendment）中，規定包括教會在內的免稅團體在進行若干活動時將喪失免稅地位。這導致有些基督教教會因為害怕失去免稅資格，讓牧師在講道臺上刻意回避政治話題，特別是一些有爭議的社會議題，例如墮胎、同性戀、安樂死、胚胎干細胞研究等。
共產邪靈還操縱各類政治團體，試圖通過影響選舉來改變檢察執法。一個由進步主義政治金主和團體送上位的地區檢察官上任第一周就一口氣解雇了31名檢察官，呼吁要終結“大規模囚禁”，還下令其辦公室停止起訴大麻持有者。其它州市也出現類似的情形。一位檢察官聯盟主席認為，這等于號召檢察官選擇性執法。這種現象非常危險，因為它是要求民選官員忽視他們發誓要維護的法律。[13]
法官還可以動用裁決權對行政部門的法令進行封殺。比如根據美國移民法律的授權，總統可以在必要的情況下，下令禁止所有外國人入境。但深受自由主義影響的法官則以“信仰歧視”為由阻撓總統旅行禁令達四個多月，直到被最高法院推翻。
律師對法官和陪審團定案有很大影響力，律師組織的政治傾向直接影響到法律意志能否實現。美國一個主要的全國性律師聯盟的創始人曾經明確承認自己是一個社會主義者，主張公有制，終極目標是建立共產主義。[14]該組織在全美各地擁有數十萬會員，每年經費超過1億美元，其主要工作包括通過在美國法院打官司來支持同性婚姻和同性戀者收養兒童的權利、支持墮胎的權利，以及所謂消除對同性戀、雙性戀和變性人（LGBT）的歧視。
在“自由主義”、“進步主義”大肆占領美國政治版圖、控制教育、媒體、社會運動等領域之后，魔鬼通過學界與輿論影響法律制定和實施的能力已經空前強大。
3）利用代理人制定惡法并歪曲法律 （1）禁止贊美神 在美國生活中，神無處不在。這個國家的箴言──“我們信仰神”（In God We Trust），不僅出現在美國國歌的歌詞中，也印在日常使用的美元紙幣上。美國的《獨立宣言》將神稱為造物主，并認定我們的人權是造物主賜予我們的。美國所有政府官員，包括總統和法官，在宣誓就職的時候都要在最后說“請神幫助我”（so help me God）。總統演講的最常見結尾是“神佑美國”（God bless America）。而公立學校例行的“效忠宣誓”（Pledge of Allegiance）中，也將美國描述為“在神之下的國”（One nation， under God）。
這些傳統有的持續了二百多年，幾乎與美國自建國以來的歷史相始終，但在過去六十年間，卻不斷受到共產主義追隨者的挑戰。
前文提到的全國性律師聯盟的一個重要目標就是打掉在美國公眾場所的“（摩西）十誡”，其中最著名的案例發生在阿拉巴馬州蒙哥馬利市。2001年，該組織要求強行移除位于州法院圓形大廳里的“十誡”石板，他們找到了當時的一位民主黨總統任命的法官審理此案。此位法官寫了76頁的判詞，做出了有利于該組織的判決，其理由聽起來十分荒唐，比如他說圓形大廳莊嚴肅穆的環境、石板后的壁畫和人工瀑布所營造的神圣氣氛是他要移除“十誡”的理由，還說石板斜著放置，仿佛一本打開的《圣經》，這讓人有理由“感到阿拉巴馬州在推動、認可或贊成基督教”。[15]
事實上，這并非故事的開始，也不是結束。早在1980年，美國最高法院就已經禁止在公立學校的課堂里出現“十誡”。該判決引發了在全美移除“十誡”的潮流。該組織甚至在猶他州宣布，如果誰發現了仍存在的“十誡”，向該組織舉報即可獲得獎勵。[16]
美國一巡回法院在2002年6月26日裁決，禁止公立學校的“效忠宣誓”，因為其中有“在神之下”的文字（這一判決在2004年6月14日被最高法院推翻）。[17]
這種較量一直在進行，從美國國歌、國家箴言、效忠誓詞、學校禱告等等，都在無神論者或左派活動人士的攻擊下。
這里需要簡單說明的是，“神”在上述場合出現的時候是泛指的神，獨立宣言中稱為“造物主”。每種宗教都有自己對造物主的認識和定義，因此“神”這個字本身，并沒有在宣傳某個特定的宗教，也沒有違反美國的憲法修正案。試圖在法律上禁止贊美神這樣的極端情況在一個具有深厚信仰的國家的出現，深刻揭示了魔鬼對法律領域滲透的嚴重程度。
（2）通過釋法與判例改變憲法內涵 美國的國父們在制定《憲法》的時候確定了“三權分立”的原則，其中司法權原本是權力最小的。國會負責立法，總統負責行政，而最高法院既沒有立法權，也沒有行政權。
在最高法院關于“效忠宣誓”的案件審理期間，民調顯示90%的人都支持保留“在神之下（under God）”的內容。而國會416票對3票、[18]參議院以99票對0票支持“效忠宣誓”，顯示出民意代表們所反映出的真實民意。[19]
作為民選的國會議員和民選的總統，任期從兩年到六年不等，之后便要重新選舉。如果主流民意符合神所制定的道德，那么總統和議員能夠倒向左派的空間有限（譬如當主流民意反對“同性婚姻”時，無論參選官員如何想支持共產邪靈的“同性婚姻”計劃，實施起來都相當困難），如果過分悖逆民意，就有被選下臺的危險。相反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不必聽取民意，任期為終身制，一旦任命通過就可能工作長達30年甚至更長。而大法官只有9人，影響這9個人的決定，比影響主流民意要相對容易。
法官根據法律條文判案，而法律條文又是根據憲法制定的。因此要想通過法律改變社會，改變憲法就成了必須完成的任務。在美國，修憲需要三分之二的議員支持，以及四分之三的州接受，這是相當嚴格的規定。
因此，進步主義者的策略不是修憲，而是通過解釋憲法，來改變憲法文字的原始內涵。他們將憲法視為一個“活著的”并不斷“進化”的文本，并通過大法官以“判例”形式將左派的意見變成法律，這種做法實質是在變相顛覆憲法，也等于是在違反憲法。
神的誡命不再是最高的原則，憲法又在自由派大法官的法槌敲擊下傷痕累累。因為大法官的判決是終審判決，連總統都要遵守，因此美國國父們提倡的民眾自治（self-governing）和“三權分立”有滑向司法權一家獨大的傾向。這使得美國出現了一定程度的“司法至上主義”，賦予了大法官部分立法權甚至行政權。
自由派大法官給美國帶來的后果是十分嚴重的，而且難以清除。現實情況是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可以通過判例下令公立學校和公共場所、公園移除“十誡”；重寫刑事訴訟程序；加稅；承認墮胎權、承認同性婚姻權利、展示和印刷色情圖片的權利等等。
“司法至上主義”和自由派大法官成為被共產邪靈利用而實現其主張的重要工具。
（3）以“自由”之名推廣淫穢信息 上世紀60年代，是美國社會發生深刻變革的時代。左派的各種學生運動、反戰運動、搖滾樂、嬉皮士、女權運動、性解放等背離傳統的運動甚囂塵上。此時，美國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是自由派大法官厄爾?沃倫（Earl Warren）。
在沃倫做首席大法官期間，最高法院做出了許多影響深遠的裁決，包括裁定公立學校禱告違法。[20]另一項裁決則是全面允許淫穢信息的出版發行。[21]
美國學者菲利斯?施拉芙麗（Phyllis Schlafly）在《至上主義者──如何終止法官暴政》中給出統計資料──從1966年到1970年，最高法院做出34項裁決，推翻下級法院禁止淫穢信息的判決。這些最高法院的裁定沒有簽名，而且大部分只有一兩句話。換句話說，大法官們無法論證自己的裁定是合理的。[22]
最高法院裁定后，好萊塢在1966年從制片法規中去掉了對淫穢信息的限制。之后，各種淫穢作品爆炸式增長，如今已經無處不在。
這里需要簡要說明的是，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所規定的言論自由權利原本是指表達政治意見的言論自由，而非出版色情制品的“言論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