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武帝時代，是一個人才濟濟、治世能臣輩出的黃金時代。圍繞在漢武帝身邊的歷史名臣、傳奇人物，文有司馬遷、司馬相如，武有衛青、霍去病，儒士有董仲舒、公孫弘，治律有趙禹、張湯，財政有桑弘羊，音律有李延年，使者有張騫、蘇武，託孤大臣有霍光、金日䃅，不可勝記。這些臣子，有的具備某種才華，有的忠君為國、品德高尚，他們匯聚在漢武帝周圍，都做出了傑出的貢獻。
班固在《漢書》中為漢武帝題的贊語中說：「遂疇咨海內，舉其俊茂，與之立功。」漢武帝求賢若渴，在全國範圍內唯才是舉，立下不朽功業。而漢武帝在識人、用人方面，胸懷寬廣並獨具慧眼，因而人才之盛遠遠超過兩漢其它時期。班固因此做出「漢之得人，於茲為盛」的極高評價。
歷朝歷代都有選拔人才的制度，夏、商、西周時期實行「世卿世祿制」，戰國時出現「軍功爵制度」以及「養士」，秦代則多以「闢田」和軍功為選官依據，也出現推舉制度。在上一集我們了解到，漢武帝興太學、置博士與弟子，建立了經學取仕的選官制度，為國家培養了一大批德才兼備的優秀官員。而漢武帝不僅尊儒，對其它方面的人才同樣是求賢若渴。他身邊的名臣，經學出身的儒生也僅僅占據一部分。和漢初相比，漢武帝確立了以「察舉制」為主的多樣選官制度，保障在國內大規模招賢納士，輔佐他開創前所未有的漢武盛世。
漢初選官
漢初，各項制度草創，對於官員的任用制度也不完備，儘管出現了許多漢初風雲人物，但是將相公卿非富即貴、即親，普通人特別是寒門學子是很難走進廟堂的。在漢武帝之前，漢朝的選官制度主要有三種：
第一種是貴族制。大多數朝代立國，是在馬上得天下，因而論功行賞，封侯封王者甚多。比如漢初，被漢高祖封為列侯的人就有一百多個。當時朝廷公卿和地方長官，幾乎都是從列侯以下的軍功貴族中選任。從高祖到景帝，漢代有十二任丞相，都出自列侯群體；十五任御史大夫，絕大多數也出身列侯。
第二種是任子制。《漢官儀》記錄，官員俸祿在兩千石以上、任期滿三年的，可以任命他的子弟一人，封為郎官。
第三種是資選制。就是說，有一定財力的平民百姓是可以當官的。一般的標準是「高資為郎，低資為吏」，漢文帝時規定，資選的財產標準是家產十萬，相當於中產之家。張釋之曾憑藉五百萬家財當選常侍郎，最後做到了廷尉。而到了景帝晚年，資產標準降到四萬。
此外，漢初歷代皇帝也很尊重賢士，漢高祖就曾頒布求賢詔，在諸侯國及各郡縣內廣泛招賢舉士。當地長官發現人才後，親自勸勉鼓勵，把他們舉薦到丞相那裡，用公車恭敬地送至京師，以待朝廷徵用。這種招賢方式，可以看作是後來察舉制和徵召制的前身。但是可惜的是，招賢舉士並沒有在漢初形成制度和規模，漢武帝之前，漢廷僅僅招賢兩次、舉孝廉兩次。因此，所招納的人才也很有限，大量的人才埋沒在民間，等待真正的明君發掘他們。
到了漢武帝時期，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一針見血地指出漢初選官制度的弊端。他說：「現在的官吏、郡守多出身於郎中，而郎中又是從大官的子弟中選任，仗著富貴身分，很難做到賢明。古時候考核官吏的功勞，看的是做官是否稱職，而不是任期長短。」他又說：「時間一長，官吏憑藉任期升官，廉潔和無恥混淆，好人和壞人不分，真正的賢才不就被排擠了嗎？」
董仲舒還提出了改善的措施：各位諸侯、郡守或者其他高官，每年推薦兩位他們治下吏民中的賢才在宮廷裡任職；如果被舉薦的人的確賢能，就獎賞舉薦的官員，否則就予以懲處。他認為，這樣做就能讓諸侯及高官盡心尋訪賢才，天下有德有才者，就都能為皇帝所用了。
漢武帝雄才大略，即位後欲成就文治武功，離不開一大批棟梁之材的輔佐，因而董仲舒的建議非常契合他的心意。那麼，漢武帝具體採用了哪些更好的選官方式，以網羅天下精英呢？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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